现在通常把６５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７%，称为老龄化社会，超过１４%称为老龄社会。世界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目前世界人口中６０岁以上的已占１１%；２０５０年世界人口超出９０亿时将占２２%，发达国家６０岁以上的将占到３３%，８０岁以上的也将占到１０%。各国老龄化的速度不一，日本已老龄化，６５岁以上的人口已占２１。５%，到２０５０年将升至３９%，到２０５５年，日本现有的１。２７亿人将降至８９００万。韩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老龄化较快；俄国、东欧出生率低且预期寿命短，人口在下降；美国、英国、法国相对年轻些；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后也将开始老化，老龄化是正在出现的全球性趋势。
老龄化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由于经济、科技、发展带来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大大延长了人均预期寿命和降低了死亡率。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从１９００年时的约３０岁延长到目前的６７岁，发达国家则从不到５０岁延长到７８岁，日本女性则高达８６岁，瑞士、法国、西班牙女性也都超出８４岁。与此同时，文明的进步也使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饥荒、瘟疫、战争等大规模耗减人口的现象大大减轻。二是发达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就业率提高、社会地位提高、小孩培养成本上升、人们更追求提高生活质量或者还有环境意识的觉醒，带来生育率下降，上述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同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或鼓励减少生育等等，已使世界女性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平均每人生育４。３个孩子降至目前２。６个，发达国家则降到１。６个，联合国预测２０５０年世界女性平均每人生育将降至２个。有迹象表明，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正在发生世界性的变化，世界人口增长减速比几年前预测的来得快，因而世界人口老龄化也比原预想的来得快，几十年后世界人口零增长直至负增长所带来的老龄化将更为显著。
就今天和今后的地球生命力状况和人类的处境而言，人口老龄化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龄化能成为一个不可逆转并能积极顺应的趋势。因为这意味着文明进步所带来的人类生存状况改善、预期寿命延长等值得肯定的趋势将持续推进和节制生育、降低人口总量、大幅度减少消耗排放从而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成为可能。反之，如果人口老龄化被逆转，则意味着这将是一场巨大悲剧的结果。因为要逆转老龄化趋势，就必须提高生育率，使总人口永远保持续增长，同时还要不断改善人类特别是几十亿穷人的生存状况，在这种趋势中，消耗排放总量上升将不可遏制地持续下去，资源枯竭、环境崩溃将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将解体，社会矛盾将失控，饥荒、瘟疫、战争等将重回人间充当大规模耗减人口的杀手，浩劫之后即使有些人能幸存下来，即使这些人很年轻，也将像复活节岛的悲剧那样沦落到残喘状态。要避免复活节岛悲剧在全球重演，最需也急需逆转的是物种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灭绝、地球生命力加速耗减的趋势，这就决定了既要通过提高生育率以避免老龄化，又要通过增加消费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二者不可兼得，我们能选择什么呢？我们没有可能选择大幅度降低活着的人特别是几十亿穷人的消费去换取多多生育将面临悲剧人生和物种灭绝风险的孩子，我们只能选择老龄化！
科技和文明的进步已大大提高了人类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一百年前，能活到７０岁的人就像今天活到一百岁的人一样稀少；５０年前，６０岁的人大多已衰老，其体能状况相当于今天许多国家、地区和群体中７０甚至８０岁的人。如果没有巨大的灾难性变故，这一健康和寿命延长的过程还将持续，几十年后，百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将像现在８０岁以上的人口比率一样高。这一过程的持续，使得降低人口总量仅靠降低女性的生育率还不够，还要提高女性的生育年龄。如果女性２０岁前生育，不仅４代“同堂”会普遍，５代乃至更多代同堂现象也将不断增多，减少生育仍不足以降低人口总量，因而，延后女性的生育年龄也将成为必然，如果把女性生育年龄延后到２５岁，同堂代数可以减少一代，延后至３０岁则可减少两代，这就意味着人类代际间的年龄差也将逐步拉大。
代际间年龄差的拉大也有利于对最年长一代老人的照护，因为这可以避免代际年龄差过小而带来进入老龄人口的集中。已有科学家放言，基因技术的进步将大大延长人类的寿命，人类将有可能活上几百岁乃至千岁，到了这时，就不仅使得拉大代际年龄差成为稳定人口总量的关键因素，而且代际年龄差将不是二三十岁，而是五六十岁甚至百岁以上。控制人口总量与人均预期寿命、女性生育率和生育年龄有着直接的关联性，人均寿命越长，对女性生育率和生育年龄的限制就越紧，如果要提高女性生育率，就必须提高女性生育年龄，反之，要降低女性生育年龄，就必须降低女性生育率。科学技术的进步已为提高女性的生育年龄带来了希望，２００４年，美国科学家已取得用老鼠卵巢内的活性干细胞培育出卵细胞的突破，现在英国和美国科学家合作用人类卵巢内的活性干细胞培育出人类卵子，也正在取得突破，科学技术最终可能使老年女性保持年轻时的健康，使卵巢保持活力
毋庸讳言，老龄化会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前面已提到一些人对老龄化的种种担忧就是可能即将出现的问题。但是说到底，这些问题既是人口大爆炸将要付出的代价，也是人类现状的观念和经济、社会、政治状态不能适应人口老龄化到来的反映。发展没有笔直的大道，我们也没有后悔药可吃，唯一的选择是变革传统的老龄化观念和现状的人类生存方式。
第一，老龄化的观念必须改变。按现在的老龄化观念，随着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将越来越走向一个暮气沉沉的垂老社会。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和人类文化正在深陷一个根本性困境：人类通过发展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改善生存质量和提高寿命的努力，结果只是事与愿违，走向不堪重负的反面。要走出这一困境，就要么是人类放弃上述努力，要么是重新认识老龄化问题。人类不可能否定并逆转文化的不变指向去选择前者，而只能是适应后者而进化。到２１００年时，世界平均预期寿命可能高达１００岁，人口的中位数年龄也将超过６０岁，社会的大多数人年龄都在６０岁以上，按现在的老龄化观念和退休政策，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属需要家庭和社会供养的老人，而且这个时间将长达约４０年；不仅如此，按现在的学制设置，一个人７岁入学到博士毕业，中间不间断也要到２７岁才能完成学业，而社会教育水平普遍且迅速地提高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即是说，到那时，社会的许多人一生中将只有３３年工作时间，６７年（学前６年、读书２１年、退休４０年）需要家庭和社会供养，需供养的时间超出能工作的时间两倍多，如果考虑现在的女性退休比男性早５年，而预期寿命比男性长５年以上，需供养的时间就更长，这样的社会当然难以为继。但这只是用过时的、一刀切的老龄线来判断不断变化的社会老龄化程度，人为将过时的“老龄化标准”外推所带来的误解和恐惧。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简单的逻辑关系是：寿命的延长是健康状况改善的自然结果（不包括身患绝症或垂危病人用药物推迟死亡时间的人为因素），因而也即是保持工作能力的时间的相应延长，这不仅不会给社会带来额外的负担，而且在人类童年期不会缩短、在校学习时间趋长、资源投入趋增的过程中，人类寿命和工作的时间越长，其知识、经验和智慧就越丰富，社会的获益就越大，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就越轻。反之，如果寿命趋长，工作时间趋短或者不变，家庭和社会才会不堪重负。
第二，刻板的就业观念必须改变。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代，凡拥有土地的农民终生都在自有土地上和家庭中劳作，他们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直接结合而不是分离的，因而没有所谓的就业、失业和到龄退休问题，而只是按体能、技能的不同做不同的事，如家庭劳动力宽裕、生活富足，年长辈退出体力劳动的时间可能早些，反之则可能晚些，但退出后仍可做一些家务及其他劳务、指导决策和管理方面的事情，由于这一段过程占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所以完全退出任何形式的劳作而需要供养看护的时间很短，而且这同哺幼一样只是家庭的一个重要职能，而不是社会的一个问题。只要其人口不超出其土地的承载力和发生他们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和阶级剥削压迫超出承受力，他们的生存就能保持着某种稳定的状态。
就业、失业、退休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大批的农民不断地从土地上转移到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谋生，他们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分离的，这时才会出现就业、失业乃至退休问题，才会出现社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平衡中的矛盾显性化，他们才会面临体能、技能、年龄、性别等等激烈的就业竞争，由于细密分工对劳动者技能全面发展的束缚以及年龄、体能的变化，会限制他们对技术进步、就业结构变化不断加快的适应性，而且企业为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又推动着机器替代活劳动的进程也不断加快，这就使得劳动者充分和稳定的就业从此不再，他们随时都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即使是在工业和非农产业发达、人口增长率很低甚至负增长、人均劳动时间大幅减少的发达国家，社会存在一个高比率的失业人口仍然是常态。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建立社会失业保障制度，在劳动者劳动能力丧失之前的某个年龄线退休并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也就成为必要。但是，就个人而言，只要其体能、智能未丧失，就不会满足于有口饭吃，只要社会是开放的，他们就会积极触入社会从事某种有偿或无偿服务工作，否则，也会承担起许多家务劳动；至于社会大量存在的小业主和有地农民，他们没有就业问题，也就没有失业、退休问题；科学、文学、艺术、理论以及教师、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许多人也是“退而不休”。老龄化并不像某些社会学的预测那样暗淡，因为它把６５岁以上的人全都划为需要依赖他人生活的老人而视为社会负担，但事实是，寿命的延长和健康的改善，越来越多的６５岁以上的老人是自我照顾并在照顾他人，因而，一篇发表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０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将不同程度的老年人丧失能力和长寿状况考虑在内的新的预测方法。
第三，中国的未富先老问题。在过去的３０年中，中国为控制人口总量的过快增长而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因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将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人们对富裕国家的老龄化已是心存忧虑，对中国的未富先老就更是忧虑重重，这就需要重视并作出具体分析。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转向多元化，除在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全民编制人员中得到较严格的实施外，这一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已放松，“超生”现象相当普遍，这就带来了以下问题：女性生育率因体制不同而不同，可能会使非自愿选择独生子女的家庭感到生育政策不公，同时受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又会使他们及自愿选择少生育的家庭通过各种非自然手段生育男孩，从而导致性别比失衡，并将可能会在独生子女家庭出现老龄化问题。这些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并应如何对待呢？首先，中国作为人均耕地、淡水、主要矿物和森林资源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生态赤字持续增加，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总量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此我们没有什么伸展的余地，这已经不只是政策的要求，而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正因为这样，自愿选择少生育的家庭在增多已成趋势。其次，老龄化将可能出现在严格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和自愿选择少生的家庭，这些家庭目前只占家庭总数的少部分。由于这些家庭收入有较稳定的增长，其健康状况较好，退休、医疗等社会保障较健全，而且，这类家庭的计划生育先后采取了两个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家庭解体再新建的家庭如女性未生育仍可生育一个孩子（以上均不包括有残疾的孩子）的政策，因而其老龄化问题比想象的要轻。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则是头胎生的是女性还可再生一个孩子，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不少农村家庭生育两胎女性后为生男孩而生下多胎，办法是或者交一笔千元左右的罚金，或者到外地“打工”“偷生”，交罚金的会登记户口，“偷生”的户口也不要，流动人口包括“农民工”的小孩由于“上学难”而入学率偏低，女性小孩入学率可能更低。因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主要集中于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全民编制人员中，独生子女家庭在整个社会只占少数，农民生育的子女不少在两个以上，城镇社会化就业和自主创业的家庭也与此类似。
因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全民编制人员收入稳定、社会保障健全，一般不存在无钱养老的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城镇中其他领域贫困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中少数独生子女家庭，国家对这些家庭提高养老保险标准来化解他们的晚年之忧也不会成为重负，因为这类人口在整个贫困人口中只占少数。
第四，人口均衡问题。人口学界现有不少人提出人口均衡问题，这是有意义的，但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必须以人口总量控制为前提，而不是以总量增长为代价。所谓科技和生产力发展能养活并也需要更多的人口，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暂时现象，不能随意外推。人口过少且过于分散，经济交换和文化交流、专业分工和社会协作、竞争和创新等的发展都会受限。但是，人口过多，贪欲无度，导致地球资源枯竭、污染充斥、环境恶化、物种大灭绝，社会内部为竞争资源而敌对、恶斗、两极分化和竞相发展毁灭性武器，则又走向了自我毁灭的反面。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无法在一个有限的系统中解决人口不断增长和人均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在当前中国和世界的人口、资源、环境境况中，如果人口增长不能控制，迟早必然要付出人均消费水平下降的代价，甚至招致环境和社会崩溃的巨大风险。人口均衡首先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均衡，如果人口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其他均衡都将失去意义。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实现人口内部均衡发展才是我们应努力做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