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波德认为人类正在自毁土地共同体，其原因除上面所涉及的之外，认识的片面性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土地共同体涵盖及关联到自然科学的几乎全部内容，自然的复杂性，使研究自然的科学走向学科的不断分化，每一个专家都受到学科的局限，因而对土地共同体的认识往往只能是管窥蠡测：
“普通的公民都认为，科学知道是什么在使这个共同体运转，但科学家始终确信他不知道。科学家懂得，生物系统是如此复杂，以致可能永远也不能充分了解它的活动情况。”
美国当时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们自以为知道如何保护好资源，可是，他们在“保护”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却往往令人无所适从，就更不要说其他人如何看待保护问题了。大家都认为回到自然去是一件好事，可是，好处在哪里呢？那些“社会的栋梁”们所看到的往往只是荒野的休闲价值，他们“把无数生物贮存起来的原动力倾入他的汽油箱……像蚂蚁一样挤满了大陆”，他们搜集珍奇植物、稀有鸣禽，偷猎野鸭，涂写歪诗，而专业人员和保护主义组织则给这些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所有这些人都自称是保护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都是不同方式的狩猎者，“荒野协会在探讨如何才能禁止道路通向边远地区，而商会则想方设法扩大交通的范围。这两者都打着休闲的旗号。猎人捕杀老鹰，爱鸟者保扩它们，分别凭借着猎枪和望远镜进行搜索”，他们相互叫骂，“而事实上，这时每一方所考虑的都是休闲过程中的一个不同组成部分”，为了使休闲者得到垂钓、狩猎的欢悦体验，人们杀灭肉食动物，用人工繁殖和管理的办法去增加鱼和猎物的产量，结果是河流被污染，损害了其野生鱼类自然繁殖的能力，人工孵化饲养的鱼类则发生了退化，而失去了天敌的鹿、兔、山羊等则过度繁殖，“从而不可能使它们所食用的植物有所存留，或者再繁殖”，使得“这个植物群的组成部分，从野花到森林的树木都在逐渐枯竭”，反过来植食动物也就陷入了缺少食物的挨饿困境，“同时还加剧了对其他资源，如非猎动物、天然植被以及农作物的损害……在被！夺了食肉天敌的哺乳动物和被！夺了天然的可食植物的牧场之间，通过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相互的伤害程度，将是很难估计的。由于这种生态管理上的错误，农作物便处于上下夹攻的困境之中，于是，只好靠没完没了的保险赔款和带刺的铁刺网来补救了”。
人们只追逐经济上的私利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政府针对土壤流失的严重状况，用政府提供机器、材料等办法去激励农场采取补救措施，但合同期满后，“农场主们继续使用的仅仅是那些能使他们获得最直接和最明显收益的措施”。为什么会这样？人们认为是社会还没有作好支持它的准备，为此要先进行教育。“然而，在进行中的教育，除了那些受私利支配的义务以外，实际上是不提及对土地的义务的。结果则是，我们受到的教育越多，土壤就越少，完美的树林就越少，而同时，洪水则和１９３７年一样多。”由于对土地的使用“是由经济上的私利所支配的”，“农场主们只是选择使用那些确实有利可图的措施，而忽视那些对共同体有利”的义务，他进而指出：
“在一个全部是以经济动机为出发点的资源保护体系中，一个最基本的弱点是，土地共同体的大部分都不具有经济价值。”
人们以能否出售、食用或有其他经济用途来作为划分生物是否“有用”“无用”或“有利”“无利”的标准，土地共同体的绝大部分成员就不具有经济价值，因而，绝大部分生物也就因此而被开除了“树籍”或“草籍”“虫籍”“兽籍”“鸟籍”。不仅物种是这样，一些整体性的生物群共同体也是这样，因为“有利”和“有用”有大有小，在经济利益的比较选择中，荒野不如农牧业，农牧业不如工商业，于是物种灭绝和土地共同体的破坏便不可遏制地蔓延扩散开来。他由此而看到：
“一个孤立的以经济的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保护主义体系，是绝对片面性的。它趋向于忽视，从而也就最终要灭绝很多在土地共同体中缺乏商业价值，但却是（就如我们所能知道的程度）它得以健康运转的基础的成分。它设想，生物链中有经济价值的部分，将会在没有无经济价值的部分的情况下运转我认为是错误的。”
由于上述原因，人们在对与土地的关系中充当的是一个征服者的角色，我们正在漫不经心地毁灭着它的整个共同体，那么，其结果是什么呢？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已经知道（我希望我们已经知道），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因为，在征服者这个角色中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他就是权威，即只有这位征服者才能知道，是什么在使这个共同体运转，以及在这个共同体的生活中，什么东西和什么人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和什么人是无价值的。结果呢，他总是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征服最终只是招致本身的失败。在生物共同体内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亚伯拉罕（《圣经》中的古希伯来人的始祖一—引者）确切地懂得土地的含义：土地会把牛奶和蜜糖送到亚伯拉罕一家人的口中。当前，我们用以对待这种观点的狂妄态度恰与我们的教育程度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