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书假画除了有摹仿和臆造的，还有对不落款、不盖章的旧书画补款改题以增其身价的；有以“金蝉脱壳”之法，将原书画本身挖去，利用原装裱嵌进伪本的；有的通过改款将晚期的书画之作改为早期的书画家之作的；也有的专干拼凑的把戏，从几件作品中各取一部，组织成章，乍看起来各部分好像都有来历，组合在一起并不谐调。现今，一些画店、画廊甚至与作伪者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欺骗买家。更有一批“专业户”专干作伪的营生。有人曾在一座破庙里看到一家作坊。坊主自称不论什么名人杰作，他们都能仿造。这里有人仿画，有人仿落款，有人仿题诗，有人仿印鉴，一环扣一环，流水作业，应有尽有。作为书画鉴赏者，只有对伪品作深入的研究，明其心机，知其底蕴，方能获得“真宝”。所谓“既想知真，必须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就是这个道理。
怎样才能在大量的书画中知真辨假并从中获得“真宝”呢？故宫博物院的徐邦达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以古书画为师。”这确是至理名言。据先生自己讲，他早年买过假王原祁的画轴，从中他吸取了教训，进而得出“多看实物，多作比较，以便逐步认清各个时代各个重要作家的作品的面貌”的深刻体会。他不但自己收集书画藏品，还结识了不少书画收藏家和古玩商，使他有更多机会目验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真迹或神品，有的画他还反复临摹，揣摩其中的精蕴，这样他才逐步从“吃”进假画的窘境中解脱出来。他在《我和书画鉴定》一文中说：“古书画的真伪，主要在笔墨的异同区别上，要熟悉这一点，依靠相片、影印本都不行。必须面对书画实物才能把一笔一划看得清楚。临摹更好，临一遍比看十遍更易理解原作和加深印象。”有人提出，鉴定古书画主要靠“目鉴”与“考订”。“目鉴”是面对作品凭视觉观察辨识：“考订”是借文献对作品的真伪优劣考核订正。“目鉴”与“考订”均以“多看实物，多作比较”为前提。受人尊崇的书画鉴定家无一不是饱览书画实物的人。他们高水平的判断力正是他们数十年观察、体会、研究的结晶。
“二主五辅”辨书画
辨别书画的真伪涉及到历史、文学、艺术欣赏及书画创作的基本方法等多方面的知识，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掌握不同时代书法和绘画的时代风格，以及每个书画家的个人风格，并从印章、纸绢、题跋、著录、装潢等五个辅助条件加以衡量和考察。这就是所谓“二主五辅”辨字画。“二主五辅”应该说是专家公认的鉴定书画年代与真伪的最有效的方法。
先说书画的时代风格。书画时代风格的形成，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物质条件有密切关联的；而伪造书画的人因缺乏历史知识，常在作品的时代风貌上露出马脚。例如书法，每黄君璧山水画作品个时代不光文字和笔法上有差异，而且诗文的内容、词汇的运用、思想感情的表达方式及称谓，都有各自的时代特点。陆机《平复帖》的句法语气，在明朝人的信札中是不会有的；清人书画题款惯用的“某某仁兄雅属”，隋唐人是不会这样写的。再如绘画，唐代盛行壁画，画家一般都是站立着从事创作的，而到了宋代才时兴将纸绢平铺于桌上的作画方式。人物、山水、花鸟，各个时代也有所侧重，而且画风也各不相同。绘画作品中的服饰器物同样是因时而异的，书画件幅的形式更具鲜明的时代风格。旧时有的书画鉴藏家看到同一时代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时代作品的相异点，往往称之为“朝代气象”，这正是我们鉴定书画所要注意的。
至于每位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也是鉴藏者所要认真研究和掌握的。每个书画家的思想、性格、习惯、审美观点及其使用的工具均有不同，对于后世作伪者来说，他们是很难全面透彻地把握每个人的艺术特征和内在气质的。当今的鉴藏者不能只着眼作品的表面形式，而必须真正领悟各代书画大家作品的妙处之所在，否则就无法看穿伪作的破绽。当代艺术大师黄君璧（1991年病逝于台湾）早在青年时代因与广州的一些收藏家有深交，有机会欣赏宋元绘画真迹，对不少作品他都作了反复临摹。据他在大陆的弟子讲，黄先生每到一处，见到那里的书画之作，当场就能辨别出真伪，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赝品假在何处，真是令人叹服！黄君璧先生这种高水平的去伪存真的能力，正是得力于他对各家书画风格和面貌的切身领悟，也是他熟练掌握作画用笔法则的缘故。
鉴定书画的辅助依据一日印章。印章有“取信于人”之用，故书画家以此表示确属自己的创作，收藏家以此表示经过自己的鉴别。沙孟海先生溥佐双马图价值1.5万元-1.8万元溥儒松影山光价值2万元-2.5万元说：“传世晋、唐名迹，常梁、隋、唐人押署，唐、宋以来公私印记，或于本幅，或于后纸，或于骑缝”，“清宫旧藏前代法物，经弘历之手，乱题乱印殃及笺缣”（《沙村印话》）。这里讲的是钤印的习惯和位置。我们用印章的真假来确定书画作品的真假，作为辅助依据，还是可以利用的。但是“我们搞鉴定工作，如果专靠核对印章，就很容易犯错误，只能把它作为一种辅助依据”（《书画鉴定简述》）。这是因为有的人也会将他们得到的书画家的真印章盖在假书画上，同时一些书画家的印章不固定，难以核对。况且书画家的印章后人也可以翻刻伪造。同样，收藏家的收藏印也可以被后人仿刻，何况某些鉴藏家的学识和眼力也是有限的。所以，鉴别字画时，一定要将印章与作品本身相互参照，全面衡量，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陈兼与先生遗作二日纸绢。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纸绢对书画的鉴定同样不可忽略。纸绢，在每个朝代各具不同的特点及各自的风尚；每位书画家为表达他们的艺术特色，也各有他们自己所喜好的纸绢。摸清纸绢的年代，至少能排除后代用纸绢伪造前代书画的伪品；了解书画家对各类纸绢之所好，也可以为我们辨别某一书画家作品的真伪提供旁证。当然，古代纸绢也会留到后世为后人所使用。因此，也不能绝对地凭借纸绢的年代和质地来判断书画的真伪，只能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
三日题跋。题跋有作者的题跋、同时代人的题跋和后人的题跋。题跋的内容有不少是说明书画创作过程的，它能使作品本身提高可信程度，且有助稽考，因而题跋对鉴定书画的真伪也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伪书假画也存在着配以名家真跋的情况，而书画真迹也存在着配以别人伪跋的情况。就是说，有的作品，书或画是假的，名人的题跋却是真的；有的作品，书或画是真的，而题跋却是假的。而且，一些鉴藏者本身水平并不高，他们在作品上所作的题跋凭主观臆断妄加判定，往往弄假成真。如果只相信题跋，不认真研究作品本身，只能是一错再错。
四日著录。著录对鉴定书画是很好的参考材料。著录书的作者大都在鉴定上下过一番功夫，虽然难免有误，但多数是正确的。著录书中所载的书画有不少是经历了多年沧桑的流传有绪的精品。然而，对著录也不能过于迷信。这是由于著录书的作者无论眼力多高、见识多广，也常有失误的时候。还有的作者，其本人就没有在著录中讲真话，搞了很多鱼目混珠的名堂。譬如清代鉴藏家高士奇，他刊刻行世的《江村销夏录》就收入了不少伪品。至于明张泰阶的《宝绘录》、清杜瑞联的《古芬阁书画记》等低劣的著录书，更是错误百出，不值一顾了。
五日装潢。装潢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色泽与花纹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亦有出入。展子虔《游春图》人们公认是真迹，可是画上没款，隋代又没有第二件卷轴画传世，缺少可资比较的材料，时代风格只能从唐画上追溯，个人风格更无从印证。鉴定此画只好依靠题跋、著录和装潢。此画卷首有题签，为宋徽宗赵佶所书无疑，又是宋代流行的“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佐证，而装潢正是其中之一。
总之，判定书画的真伪是选购和收藏书画的必备条件，而判定书画的真伪则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作全面的分析。任何旁证都是需要的，但决不可脱离作品的本身。正如当代鉴赏名家谢稚柳先生所言：“鉴别，并不排除任何旁证。但它必须在书画本身判定之后才起作用。其所以是如此，在于二者的关系，不是同一体，因而旁证的可信性，必须由作为主体的书画本身来对它作出决定。鉴别是最终目的，是为书画的真伪服务，为有旁证的书画服务，也要为无旁证的书画服务，这就是所以对书画本身要有独立认识的必要。”（《鉴余杂稿·论书画鉴别》）博古画鉴藏黄士陵《博古图》四屏成交价6.9万港元博古，源于宋代，实乃我国传统绘画之一种，与“怪石”等并称为“杂画”。北宋大观年间，徽宗赵佶命王黼等编绘宣和殿所藏古彝器，成《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后人因将图绘铜、玉、瓷、陶等各种古器物的画，包括以古器物图形装饰的工艺品，统称“博古”。像《宣和博古图》类型的图绘，还有宋代的《考古图》、清代的《西清古鉴》和《宁寿鉴古》等。这类博古图旨在描摹原器，定要比例准确，线条流畅，忠于古器物本身，而不能无中生有。有一部托名明人项子京著的《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就违背了这一点。该书所绘，有许多根本就不是瓷器，而是漆器及金银器等，有些造型根本就不存在，虽然精细，亦不可取。
清初以降，实用意义的博古画经文人与画家之手逐渐升华为一种文化气息很浓的艺术品。历任康、雍、乾三朝的宫廷画家郎世宁以西洋画法参中国技法而创作的博古画，刻划细致，晕染匀称，为后世的博古画提供了借鉴。或许是郎世宁身为意大利人的缘故，他的博古画虽然精致秀美，但总是缺少点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金石味。清末著名金石篆刻家黄牧甫终生致力于陈半丁《清供图》价值5000-4000元金石之学，曾参加重摹《石鼓文》及辑《陶斋吉金录》等，所见三代金文、秦汉金石颇多，且从事过照相工作。他将丰富的金石学知识与现代摄影引入博古画创作，所作钟鼎彝器往往区分出阴阳向背，而且极富金石趣味。尝见他在光绪年间绘制的青铜鼎，风姿妍美，古意盎然，并有100多字的金文长题和行书款，其品位已超过了清代宫廷的博古画。他绘制的卣、盂等《博古图》四屏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竟以6.9万港元成交。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又产生了以金石器物、瓷瓶、陶壶等为题材，以梅、菊等简单折技及灵芝、水仙、佛手等经营构图，以写意为主的博古画。这种画既是绘画与金石的结合，又是文人画与作家画的结合，进而开辟了博古画的新天地。精于金石的吴昌硕、姚芒父、陈师曾、丁辅之等画家都是这类博古画的高手。笔者观吴昌硕72岁创作的《岁朝清供图轴》：圆形瓷瓶里插着梅花，方形陶盆中栽有菊花，竹提篮中装着佛手，提梁壶一旁摆放着茶杯，这一切构成一个完美和谐的整体。此画为大写意手法，质朴烂漫，奔放雄健，弥觉隽雅。
近代画坛还出现了一种在古器物拓片上添加花卉、果品的博古画。精美的器物、一流的传拓与高超的绘画融为一体，古朴清雅而富有诗意，堪称金石、书法、绘画的完美契合。民国年间，吴江沈氏雪庐珍藏的两幅博古画便是这类佳作。据《神州国光集》第五期载，清代金石考据家刘燕庭藏有一只古铜花觚和两把曼生壶，于是延请友朋于灵隐寺，出其所藏，请六舟摹拓，又请戴醇士在拓有花觚的纸上补海棠和月季，请戴萼生在拓有曼生壶的纸上补碧桃，遂成两绝。花觚纹采工秀，红绿斑斓，曼生壶则为书画家陈鸿寿代表作；六舟世称“金石僧”，乃传拓名家；戴醇士、戴萼生为丹青高手，三贤合作，洵非易事。笔者也曾请津门鉴家龚望先生手拓其所藏西晋陶缶，又请老画家姜毅然先生补以菊花、灵芝，书法家李鹤年先生特书大篆“寿客清供图”之诗堂，亦为器精、拓精、画精之作。
除了绘画之外，清代以来在博古的家族中还有用青田石的天然色彩雕刻成古器物图形而镶嵌于木板上的挂屏；也有以天然大理石为主，兼以松石、玛瑙、白玉、金星石等各种玉石为材料，利用玉石自然光泽镶嵌为古器物图形的插屏、挂屏；以及雕漆、薄木、骨牙制成古器物图形的传统工艺品。这类博古，亦是珍贵，只要品位不俗，精工细做，均具观赏、收藏和投资价值。
投资保真有渠道
面对制假卖假这一扰乱书画艺术品市场的顽症，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买假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已成为众多书画购藏者关注的焦点。1998年春太平洋公司推出的孙大光、张刚夫妇捐拍教育基金中国书画专场这一交易活动，对收藏者如何投资保真购买字画大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