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他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书中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
唐太宗之所以取得“贞观之治”的政绩，主要得益于“史”与“人”这两面“镜子”，特别得益于史。唐太宗把魏徵比作是一面“人镜”，魏徵死后，唐太宗亲自到灵堂放声大哭了很久，并亲笔撰写碑文，认为自己损失了一面镜子。而魏徵则是一位历史学家兼政治家，他远见卓识，总揽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史的编撰，并亲自主编《隋书》，前后达16年之久。唐太宗之所以采纳魏徵提出的200多条“谏议”，其中主要的原因是魏徵所提的“谏议”，言之有据，据之源史，决不是夸夸其谈的“新观点”。从贞观十一年，魏徵给太宗的《十思疏》和太宗的答诏中，我们可窥见魏徵的才能以及与唐太宗君臣相互勉励的情景。
《十思疏》全文（白话）如下：
臣听说冀求树木长大的办法是必须先固植它的根本，希望水流长远的措施是必先浚溶它的泉源，殷盼国家安定的途径是必须先累积德义。泉源不深而希望水流长远，根本不固而冀求树木长大，德泽不厚而殷盼国家治理，臣虽然是下愚的人，也知道绝不可能做到，何况明智的圣人呢！
人的君主手握国家重权，统治着广大的天地，将极天般高峻的帝位，永保社稷无疆的福祉，不时时居安思危，持勤俭戒骄奢；德行不够丰厚，情操控制不了欲望，这也是丧害根本以冀求树木芪盛，堵塞泉源而希望水流长远的方式啊！
向来众多的君主，承受上天的大命，无不因为殷忧而道为之彰明，功成而德为之衰退，有善始的帝王实多，能善终的帝王却少，岂不是进取容易而守成艰难吗？从前进取而有余，如今守成而不足，这是什么道理呢？臣的意思是，人君在殷忧的时期，必定竭诚以待下；等到得志以后，则变得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可以成为一体，傲物则骨肉变成路人，虽然用严刑来督责，用威怒来恐吓，终究只是心存苟免而不怀仁德，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怨愤不在于大或小，可怕的是怨愤者是人；人民如同水一般，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理应留意戒慎！用腐朽的绳索驾驭飞奔的马车，其危险性可以忽视吗？
统治人民的君主，如果真能做到：产生欲望则思知足以自我警惕；想有所兴作则思知止以安定人民；想到位高势危则思谦虚而自我修养；害怕满溢则思江海所以下于百川；乐于游猎则思包围三面以免杀绝；忧虑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忧虑蒙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意念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泽所加则思无因个人的喜欢以谬赏；惩罚所及则思无因个人的愤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那九德，选拨贤能而任用，选择至善而顺从，则智者尽能发挥他们的计谋，勇者尽能发挥他们的力量，仁者传播他们的恩惠，信者贡献他们的忠诚，文武争着效力，君臣因而无事，可以尽情享受豫游之乐，可以修养松乔般的长寿。歌舞升平可无为而治，不多言语使百姓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代替部下处理公务，致使劳役聪明的耳目，亏损于无为的大道呢！
魏徵此疏，作于“贞观之治”的巅盛时期，当时天下大治，歌舞升平，一派繁荣。而魏徵却提出居安思危，强调秉持忧患意识。今天看来，各个朝代的兴衰史，无不印证了魏徵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魏徵在贞观十三年，又上一篇《十渐不克终疏》，言辞切峻，直列太宗十个方面的“渐不克终”，可谓犯颜直谏的典范，堪称廷谏第一人。其行为和胆略，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话题。
在敬佩魏徵的同时，我们更加欣赏李世民——一个善于纳谏，立志上比尧舜的“天可汗”。在历史的长河中，铁骨铮铮、犯颜直谏的谏臣可谓多矣，不少人满腔热血，因触了逆鳞，为国为民写下了一首首悲烈的挽歌。如商朝时的比干、春秋时的伍子胥、战国时的屈原、隋朝时的高熲、明朝时的解缙等等，哪一个不具有超前见识？哪一个不是思辨过人？可他们仅仅因为廷谏的对象胸襟窄小，结果给后人留下的是无奈的叹惜。
李世民身经百战，本是个英武之气十分沛盛的帝王，可在谏臣面前，他克制自已，努力效法圣君。我们不妨看看太宗读了《十思疏》后，亲手写的一份答诏：“知道频频抗表上疏，诚极忠款，言穷切至，使朕披读忘倦，每达夜半。若非公体国情深，开导义重，岂能以良图见示，匡扶朕的不及！……公的批评，朕闻过了！朕要将它放在几案上经常阅读，希望晚年能得善终，不让尧、舜的良政专美于往日，不让刘备、孔明的交情高出于当今。等待公再报朕以嘉谋，无妨有所冒犯而不必隐讳！朕将要虚襟静志，敬伶德音。”由此可见，唐太宗与魏徵之间，始终默契地秉持着忧患意识，相互间肝胆相照，共同打造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贞观之治”，是中国两千多年漫长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曾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当时的世界而言，它经济繁荣，文化先进，举世瞩目。究其原因，是与唐太宗“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分不开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唐太宗在位时的所有重大决策，每必与大臣们对照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以防止决策上的失误。因而，他在位的23年政绩，历来被史家赞誉为“贞观之治”。唐太宗总结自己领导成功的经验时，把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几乎每天必照不已。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唐太宗的话内含历史的真理，因而成了千古名言。后人只是将唐太宗话中的“古”字改为“史”字而已，内涵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