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办法王世充只好投降，但条件有一个，就是要李世民保证他以后的生命安全。这里就不好说李世民也在许牙疼咒，我认为他是真的不打算杀王世充的。于是，在唐营之中面对着当初自己轻视的“唐童”，王世充一躬到地，结果被李世民调侃了一番。到了长安，李渊一开始先是破天荒地没有杀这个反王——总归还是要照顾一下李世民的面子。然而王世充并没有因此而逃脱被杀的命运。就在王世充全家刚被发配到蜀地后，王世充就被仇人趁其接“旨”之际杀掉了——这自然是矫诏，本属大罪，可是李渊并没有怪罪那些人——可以想见，此事的幕后真凶到底是谁了。
不过也不用为王世充叫屈，因为他也曾背信弃义地杀掉过很多人——或许这就是报应？
西行记
走入时光回廊，回到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时代，好像看到玄奘的身影，循他的足迹，再走一趟大半个丝路版图。大漠孤烟，雪地冰天，人烟渺渺，涉水攀山，若非有惊人的体魄和毅力，又如何穿越过这重重的险山恶水，心底的万水千山？
敢问路在何方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翻山涉水两肩霜花。风云雷电任叱咤，一路豪歌向天涯，向天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上个世纪，一曲《敢问路在何方》，唱热了国人的心，也唱热了神话《西游记》。
而《西游记》里的唐僧，是被广泛误读了的玄奘。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开国之初，这个玄奘，万里孤征，历尽千难万险，从印度载回了大量的佛教教义，也载回了巨大的荣誉；也是这个玄奘，第一次把中国的美好印象留在了印度，开辟了两个国家友好交往的新纪元。
相传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绕殿转，被大臣释为西方佛祖显灵。便在公元64年，派人到西天取经。汉使在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到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便将两位高僧请到洛阳城，弘扬佛法。明帝专门在“国宾馆”鸿胪寺修建寺院，供两位高僧在此修行并翻译佛经，因当时佛经都是由白马驮来，所以命名为“白马寺”，这也成为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
2005年4月9日至12日，中印两国政府签署了一个关于在洛阳白马寺院建设印度风格佛殿的协议，即《印度在中国洛阳白马寺院西侧建造印度风格佛殿的备忘录》。
仿佛已经形成了惯例：中印两国的往来和文化交流，总也绕不开一个结——佛教。
而大唐高僧玄奘，真正让这个结成为不解之“结”。
玄奘西行到底充满了多少凶险，1300多年后的人们已经难以猜测，个别人还有些不屑：从中国的浦东到印度的新德里只需要六个多小时耶。
神话《西游记》本想铺张那段艰难险途，所以增设了许多妖魔鬼怪，还调动齐天大圣、天篷元帅、小白龙等护佑，才过了九九八十一难，但困难再多，那结局别说唐僧，连现在的小孩子都知道：有惊无险——最终，肯定有相助的神。
西行求法，那实在是一条前途难测的路，那也是玄奘的一条幸运之路。
想想吧，自汉以降，前往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有多少，数以百千计，但除了法显、玄奘、义净等几个人，有多少人走完了全程？
冻饿、干渴、盗贼出没不说，更加上让人绝望到极致的迷途，像一个慢性杀手，生生让你一点点感觉死亡的临近。
八百里沙漠，无声无息地悄悄行进，1300年的历史，淹没于沙漠里，因为不忍卒读行者尸骨。但玄奘时代，尸骨必是不甘淹没于历史的悄然脚步的，张扬着自己的骨骼，直直地朝向前方，横在玄奘前面，那就是玄奘的西行方向吗？
到过西安市慈恩寺的人，应该不会忘记这样一幅玄奘取经石刻图：身着和尚服的玄奘，挂着佛珠，颇类帝王圣人之相，电视剧《西游记》里的唐僧，无论经历多少艰难困苦，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但五天四夜忍饥挨饿、九死一生的玄奘呢？
脚穿草鞋，腰间小包裹里放着衣服，左手拿经书，右手持拂尘，背着经书箱，书箱顶上顶着个伞，伞前挂着一个小油灯的图像，记述的是玄奘取经途中夜晚边赶路边读经书的情景。这是宋代人的杰作。
真是一个国际玩笑。
走向文弱、缺乏冒险精神的宋代，穷其全力，难以想象极具开拓精神的盛唐时代的产物玄奘，这是自然，把玄奘的行为仅仅看做一介佛徒的狂热，那是现代人的无知。
虽然我们无法想象玄奘在荒无人烟的八百里沙漠跋涉的情景，但《大唐西域记》里“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足以让我们望而生畏。
东北亚的释迦牟尼
玄奘在中国乃至整个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应该是功高盖天。
用“中国的释迦牟尼”甚至“东北亚的释迦牟尼”来说玄奘，一点儿都不为过。《西游记》里的唐僧善恶不分，糊涂迂腐，而历史中的玄奘，按照专家的说法，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佛教唯心主义理论家、不畏艰险的旅行家、卓越的翻译大师、舍生求法的典型，名副其实的中印友好的化身。
他不怕困难，勇于进取，被鲁迅先生称赞为中国人的“脊梁”。他在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和主持曲女城佛教辩论大会等故事，在印度广为流传。印度的教科书里有“玄奘”一课，印度的博物馆里陈列了他负笈求经的图像，把他当做“圣人”。印度重要学术著作《印度和中国》等书中都众口一词地称赞：“在到过印度的许多中国人之中，玄奘无疑是最伟大的一个。”
踩着尸骨和鸵粪，玄奘从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走向印度河，走向克什米尔，走向恒河流域，走向那烂陀寺——这个印度最大的寺院，也是世界的佛教中心，玄奘到来的时候，正是那烂陀寺藏书最丰富的时候，已经有宝彩、宝海、宝洋三大藏书殿。玄奘在这里披阅了寺内各类经论，通晓了经论真义。然后辞别恩师戒贤法师，在印度五国云游，六年后又回到那烂陀寺，被戒贤法师聘为客座教授，给全寺僧众宣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等经典。
玄奘求学印度期间，正是印度曷利沙帝国的强盛时期。帝国的统治者戒日王，是古代印度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他在动荡分裂的局势中重新统一了辽阔的北印度，以后又征服了除南部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五印度各邦国的盟主。戒日王既是一个成功的君主，同时也是印度宗教学术的保护人。他笃信佛教，尤其信奉大乘教。为了从理论上征服小乘佛教，戒日王要求戒贤法师派出高僧同小乘派论战。戒贤就选派玄奘和子光、海慧、智光四大弟子前往应命。戒日王在进行完一场战争后，接待了当时在印度已经有名望的玄奘。
玄奘向戒日王介绍了中国的社会状况、文化艺术以及唐太宗的圣武英明，引起了戒日王对中国的仰慕。接着，玄奘畅论大小乘佛教学派的得失，英姿勃发，妙语连珠，言论风采令戒日王及其大臣赞叹不已。戒日王阅读了玄奘用梵文写的批驳小乘派的论文《制恶见论》1600页，折服万分，当着众人的面，对在场的20余位小乘高僧说道：“我听说只要日光一出，萤烛之光立刻黯然失明；天空中雷霆震响，锥凿之声马上哑然无音。你们认为至善的宗派，已经被他一一击破，不信，你们不妨试着来救救看。”20余位小乘僧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人敢出来和玄奘对论。
为了表示对玄奘的敬重以及对他宣讲的大乘佛法的弘扬，戒日王决定在首都曲女城专门为玄奘举行一次全印度佛学辩论大会。参加曲女城盛会的除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外，五印度计有18位国王、大小乘僧侣3000余人、婆罗门教及其他宗教教徒2000余人、那烂陀寺1000多名僧人。与会之人，都是博通经义、富有辩才的各派学术精英。这是印度学术史上空前规模的盛会，也是五印度文化名人的大聚会。公元642年初春，大会开始。释迦牟尼全身铸像由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左右侍卫，由一队华丽的象群护送进入会场。接着，18国国王及各国高僧依次乘象而入，场面蔚为大观。42岁的玄奘被推为大会论主，由戒日王恭请升上七宝论坛高座。一连18天，玄奘独踞论主高坛，写出论题内容公开挂入会场，声明“论说中如有一宗没有道理而被驳倒者，当斩首以谢。”但大会连续18天，始终没有一人敢出场和他辩论。各派学者被他精辟的议论折服，无一表示异议。大会圆满结束，戒日王按印度规矩请辩论胜者玄奘骑象绕场游行一周，前呼后拥的僧众手牵他的袈裟，大呼：“中国大师宣讲佛法，没人敢反驳，大家应该知道啊！”戒日王当即授予玄奘“摩河耶提婆”（即大乘天）荣誉称号，玄奘声震遐迩，誉满天竺。各派各宗，没有一个不佩服他，各行各界，没有人不知晓他。
但是，荣誉留不住玄奘。他毅然谢绝了各国的邀请，携带着675部佛经起程回国。
当时印度的许多寺庙里都画有玄奘所穿的麻鞋，并以彩云烘托，在印度，当时佛教界已把玄奘的麻鞋当做佛的足印一样敬重了。
这是一种智慧和力量的征服，这是一种中国骄傲。一种极具生命张力的开拓精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性格的展现，一种让世界敬仰的中国精神，玄奘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
直言敢谏开新窗
走向印度佛教堂的，供养佛祖的现在大多是外来者，印度人更多是看客，印度人即使有人信佛教，也已经是“新佛教”了，“新佛教”相信现世报，不相信来世报，这是对释氏佛教观的大胆改造；把中国玄奘佛陀奉若圭臬的，是日本人、韩国人，他们的虔诚让中国人叹为观止。
曲女城大会结束后，紧接着玄奘又参加了印度5年一度、历时75天的佛教“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大会，就是五印度各国凡是懂得佛教或婆罗门教义者，不限教派、学派和不同观点都可以参加辩论。玄奘在会上看到了戒日王及其伟大的布施精神，他深受鼓舞，对自己献身于释迦牟尼的事业，充满了自豪与信心。
会后，玄奘再次向戒日王提出辞行归国，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及那烂陀寺僧众再三盛情挽留，鸠摩罗王还许诺，如果玄奘愿意留在印度，他可为其建造一百所寺院供他传经，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
公元642年六月，玄奘怀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信念，谢绝戒日王的再三挽留，踏上归国的路程。
这时的唐王朝，已经是别一番洞天，政权稳定，经济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强盛局面。宗教政策也不断成熟完善，放弃了对佛教的排斥和打击。玄奘万里西行的成功，适应了唐王朝扩大对外关系发展的政治需要。唐太宗收到玄奘回国的表文，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到于阗迎接慰劳。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平安回到长安，带回大小乘佛教经论及其他一些经籍共675部，金檀佛像7尊，佛舍利（即佛骨）150粒，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在中国，佛学也开始走上自己的巅峰。
佛教其实是一种智慧。它也是一种巧妙的处世哲学，一种存留于上层权力和凡世百姓之间的哲学。
释迦牟尼时代，是不崇尚权力的，他主张个人的修为，不希望权力的介入，所以直到印度阿育王时代，佛教在印度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
玄奘不一样，玄奘深刻地体会到佛教要发展必须藉以政权的力量，官府的推动，玄奘了解中国国情。
所以，回到大唐长安前，玄奘先奏书唐太宗，再三对自己的离去表示道歉，并解释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种种理由，这其实就是一种智慧。
玄奘的态度感动了唐太宗，其实玄奘不这样，唐太宗也不会拿他怎样，但这是给官府一个台阶。
应该说，唐玄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时代，一个生机勃勃财力雄厚的时代，在这样时代里的几个皇帝诸如太宗、高宗乃至武则天，都是喜欢佛的人，这应该说是成就玄奘的基础；但换过来说，为什么不能说大唐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好臣民呢？大唐一派繁盛，威加四海，难道没有唐玄奘的一点儿功劳？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把一个中国人从未了解过的世界，把异域的风光介绍给国人，极大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这是否也影响了有唐一代的大政方针？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经西域回到唐都长安，受到祖国的热烈欢迎。当时唐太宗为东征高丽，已进驻洛阳。行前他已接到玄奘即将返抵长安的报告，特命京城留守、宰相房玄龄隆重迎接玄奘。
这一天，有关官员远迎玄奘到都亭驿安顿住下。次日，举行了盛大的仪式，送玄奘至城中弘福寺。全城的寺院出动了所有的幡幛、幢盖、宝案，排列于自朱雀大街至弘福寺的路侧，僧尼们穿着一新，列队送玄奘及其带回的经、像、舍利前行。一路上吹吹打打，梵乐不断。都城士庶和文武官僚分立两旁，数十里间香华缤纷，赞响彻天。长安城里万人空巷，争相欢迎和瞻仰自佛国载誉归来的大和尚。
过了几天，玄奘到洛阳面见唐太宗，他再次向唐太宗陈述自己西行求法擅自私行的惭愧心情，彻底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也为自己争取了主动。
随后，玄奘有条有理地向太宗汇报了往返天竺的经过，详细介绍了在西域和五印度的见闻，包括自雪岭以西直达印度境内几十个国家的物产、风俗、历史、佛迹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往昔张骞、班超所未闻见，《史记》、《汉书》没有记载的珍贵资料，引起了唐太宗极大的兴趣。他十分高兴地夸赞玄奘的学问和品格，认为超过了西晋名僧释道安；要求玄奘将在西域至印度各国的亲身见闻著成一书，供有关人员学习、参考。
这是一次彻夜长谈。整个晚上君臣间的促膝谈心，究竟对彼此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后人也许无法窥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玄奘给唐太宗洞开了另一扇天窗，唐太宗了解到中国不曾见识过的许多许多。
是不是玄奘的归来影响了大唐的外交战略，不能妄加推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拜见太宗于洛阳宫、仪鸾殿后，唐太宗为玄奘的博学多才、通达事理所动，力劝玄奘还俗辅政，参加中央政权，但对于唐太宗的盛情，玄奘委婉谢绝，表示愿将余生致力于佛经翻译，并顺便提及希望得到朝廷物质上的帮助与支持。
薛仁贵的传奇
唐太宗李世民备战高丽的时候，某日梦中得到指示，说这次要靠一位身穿白袍名叫薛仁贵的大将来保他取得高丽战争胜利；几经周折后果然梦境成真。
异类将领
在大唐的功臣里，薛仁贵无疑是个异类。有一句歇后语说：薛仁贵征东———劳而无功。综观薛仁贵一生，南征北战，总是在危难之时身披白袍出征，功成之后，即遭贬黜，几起几落，总逃不出这个怪圈。为什么呢？仔仔细细地看了薛仁贵的故事，我们首先可以从出身里找到答案。薛仁贵出身寒门，除了天生神力，没有可以夸耀的背景，这使他一面世，便引起周遭的不满：怎么可以这样？有的是名门之后，家族显赫；有的是名师之徒，师门耀眼；就算像程咬金这样的市井顽劣之徒，也有一班瓦岗寨兄弟做后盾。而薛仁贵却是大唐用人之际，“天上掉下的薛哥哥”，一个人出来单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