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以后，随着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题材大大开阔，画法也有新的创造，人物画开始以世俗生活为内容，山水画也日益兴盛起来。最有成就的画家是吴道子，他是画工出身，对人物画和山水画都有很高的造诣，有“画圣”之称，现存的《送子天王图》，据说就是他的作品。吴道子以绘制宗教壁画和宗教人物画而著称。据传他画的宗教壁画，在长安，洛阳两地的寺院道观中就有300多幅。而《地狱变相图》，是他佛教画方面的代表作品，被评之为“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竟使有些杀生为业的屠户和渔夫，也“见之而畏罪改业”。这说明画家观察的敏锐，造型的夸张，技巧的精湛，确有独到之处。而且吴道子的绘画技巧还惊人地熟练，据说他画丈余的人像，可以从手臂或脚部开始，都能画出完整生动的艺术形象；他画佛头部的圆光，转臂运笔，一笔而成。更绝的是他画人物的衣带，飘飘欲举，让人有微风拂面的感觉。故有“吴带当风”之誉。
在画法技巧上，吴道子在传统的兰叶描和西域的铁线描之外，创造出一种莼菜条的笔法。他还发展了梁朝张僧繇用的晕染法（即凹凸法），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深浅，使画富有立体感。在这时期，吴道子绘制了大量的宗教壁画，使宗教绘画更加世俗化，诸如现实生活中的使女形象成了普渡众生的菩萨，从而提高了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画金碧山水著名，设色绚丽，描绘工细，景物逼真，是山水画北派之祖。诗人王维首创水墨山水画，他的山水画精炼、淡雅，富有诗意，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朝还有许多长于画花鸟禽兽的画家，如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韩滉、戴嵩画牛，都著称于世。
寺院、石窟和陵墓中的壁画，是唐朝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千佛洞的壁画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其题材虽以佛经故事为主，但也大量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如耕地、收获、拉纤、伐木、射猎以及角抵、乐舞等。那些供养人画，更是当时历史的写真。这些壁画的无名作者用生动的笔调，描绘出当时的现实生活，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壁画中的飞天，窟顶的藻井图案，也是富有独创精神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
绘画在近现代获得了比其他艺术更大的发展，同样有一批凌绝古今的大家。国画的表现特征的加强，西洋画法的传入，更加丰富了国画的表现力。古老的中国绘画，在新的时代又涌动着新的生机，创造着新的风格，在中国深厚的文化艺术中，弘扬东方艺术精神，振发出艺术的新境界。
一场战役引发的思考
无论是战争缔造了文明，抑或是文明缔造了战争，总之，有战争就有文明，有文明就有战争。
天宝十年的怛罗斯战役，虽然是以唐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怛罗斯战役却推动了唐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怛罗斯战役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在前苏联境内江布尔城附近。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因石国“无番臣礼”率兵征讨。石国王约降，高仙芝允诺和好。旋即高仙芝爽约，将兵袭破石国，俘虏其国王，献于阙下斩之。石国王子逃走，向大食及其他邻国求援。各国对高仙芝的欺诱贪暴，甚为愤怒，计划共同袭击唐西域四镇。高仙芝得知这个消息后，想要先发制人，将兵进攻大食。参加唐朝联军的有葛逻禄部及拔汗那国兵，据说共有番汉兵三万，其中汉兵两万，番兵一万，深入七百余里，在怛罗斯城与大食军队遭遇。于是，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怛罗斯战役打响了。
在怛罗斯战役中双方相互厮杀，战斗持续五日。其间大唐联军的葛逻禄部见形势不妙反水倒向大食，高仙芝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夹击，无力支撑而溃不成军。副将李嗣业和别将段秀实收拢散兵游勇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大唐联军中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结果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唯恐大食追兵将及，挥舞大棒毙杀百余名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军士，才得以率先通过。此前李嗣业还曾劝高仙芝弃兵逃跑，被段秀实斥责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最后高仙芝等遂引残兵逃至安西。此役以大食军完胜奔袭问罪的大唐联军为结局，唐三万余士卒近乎全没，只有少数人逃脱。
这场战争唐军失败了。但是关于怛罗斯战役的后果及其影响，史学家们还有不同的评价。白寿彝认为，怛罗斯战后，安西的实力仍是不可低估。而封常清讨大勃律一役，尤可见唐在西方之势力仍然存在，决不像沙氏所说。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决不是因为恒罗斯战役。它是由唐朝国内形势决定的，可以说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夸大怛罗斯战役对唐朝国势及本国形势的影响无疑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安史之乱与怛罗斯战役这两个历史事件时间相距太近的缘故。确实，安史之乱以后，唐在中亚的存在，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已非往日炙手可热，仅剩其影响而已。
在怛罗斯战役4年之后，“安史之乱”暴发，大唐帝国于是元气大伤，告别了鼎盛的黄金时代。因而，一般的历史学家武断地认为各种矛盾积累的“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分界岭。然而这只是就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地区社会动荡及其不良影响而言。如果以大唐版图论兴衰的话，那么怛罗斯战役的历史地位是需要提升的。这种判断绝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客观事实。甚至明代的宋濂在写元史的时候还念念附带一句“唐患在西戎”。正是大唐经历的怛罗斯战役及其失败使得“西戎”离心渐起，按现在的话说叫打算有“外遇”。而此次战役失利与后来的“安史之乱”相距太近，于是内忧外患的大唐便不再是盛唐盛世了。当然大唐王朝后来还有一段中兴的日子。
可是具有喜剧意味的是，唐王朝在苦苦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中，还借用怛罗斯战役的对手--大食的军队来到中国帮助平乱。这些军士果然不负众望，在消灭安禄山、史思明的战争中立下战功，获得唐朝皇帝嘉奖。这些大食军士还喜欢上了中国，政府也鼓励他们在此封妻荫子。据说他们也是今天的回回民族最早的先民。
虽然“由怛罗斯河之败，中国国势遂绝迹于西方”这种观点有点太绝对，但是这次令大唐在道义上陷于不太有利地位的重要战役的失利，不能不使一些西域藩国看到唐王朝虚喘的一面。当然，客观地讲，“安史之乱”让大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折腾的够戗。它甚至将驻扎在安西、朔方等戍边部队内调平叛，几乎上演一出大唐版吴三桂赴京勤王的悲喜剧。因此，此后人们谈及大唐王朝在西域的存在，恐怕仅仅是以影响为主而已。中亚的西域各国，也正是从那以后开始了面向大食，并经历皈依伊斯兰化的历程。
唐朝虽然在这次战役中失败了，可是却推动唐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这大概是战争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在这次战役中，唐军士兵大约不下万余人被俘，其中就有许多能工巧匠，如造纸匠、纺织匠、画匠等等。《通典》作者杜佑族子杜环作为高仙芝部队的一个随军书记官也成了大食的俘虏。杜环曾在大食居住十年之久。他在大食时就曾见过中国工匠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刘批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人乐陵、吕礼为“织络者”。杜环于公元762年由海路返回中国，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了宝贵的记录。这些人既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于怛罗斯战役之前到达中亚的，也可能是这次战争的俘虏，而或许更有可能的是两者兼而有之。可是是这些人把唐代高超的手工技艺，教授给阿拉伯人，进而传到欧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总之，怛罗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而造纸术的传出与怛罗斯战役有着直接关系。唐帝国此役战败，共计一万余唐兵成为战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纸工匠，而同年在巴格达就出现了中国境外的第一个造纸作坊。此时距大食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第一个谴唐使来华正好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也有认为怛罗斯战役之后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出现在撒马尔罕。《旅程和王国》一书有这样一句话——“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巴格达也好，撒马尔罕也好，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师傅传授的确属无疑。中国的造纸工匠除了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也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罗斯战役之前就到达了那里，或者兼而有之。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对西方文明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其契机，恰恰就是这次怛罗斯战役。
中国文明就是这样传授给阿拉伯人，后来再由他们传往更加遥远的欧洲……这几乎成为中世纪东、西文化传播的固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