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故事，可以蕴涵深刻的道理；寥寥数语的唐诗，可以藏隐一个王朝的雄浑与神秘。诗与时代相融，博大、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浓郁的激情、不息的生命力、崭新的生活体验，已经让人分不清是唐中诗还是诗中唐。
唐诗与时政
诗在关注人的自然本质时，关怀的是自然的人，是人的生命个体存在，此时，诗与时政无关，抒写的是生命体验；诗在关注人的社会本质时，关怀的是社会的人，是人的群体存在即社会存在，此时，诗的意义在于兴观群怨，在于发挥“美刺”功能。
君臣之间的诗来诗往
大政治家多是大文豪，唐诗为什么那么引人注目？因为唐太宗的诗不是很差，有他的提倡。明代的对联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因为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没有读过书，却喜欢作对联。唐太宗诗好，他的臣子也多是大文学家，如魏徵等的诗就很好。那又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政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其文名也被他的政业盖过了。在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也多是大文学家。我们祖上的那位老粗皇帝汉高祖，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换做是别人还未必可以作成这个样子，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大政治家一定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精神。而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淳厚，才能轻松愉快地为政。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事实上的奠基者，武功文治为中国帝王中第一人。史载唐太宗“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由于他的喜好与提倡，始开一代尊崇诗歌的风气，其功不可没。他的臣子魏徵是青史流芳的诤臣，太宗从谏如流，这是历史上君臣际遇的极致，流传下来许多佳话。然而，这二人还有一段诗缘，极能表现出这对君臣的凛然正气和优秀品质。
一天，太宗设宴群臣，兴起时提议，各赋一诗咏一事。太宗先赋《尚书》：“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预，商辛亦荒湎。恣请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有积善。”以夏康、商纣王荒淫亡国的史事来警醒自己，彰显了一代圣君的明智。其主旨也意在与魏徵《谏太宗十思疏》中的居安思危，修德黜恶的警劝相通。随即魏徵赋《西汉》：“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咏汉高祖刘邦虽经长期征战在马上打下天下，但终靠得是制定礼仪制度，才获得了皇帝的尊严，而更重要的是汉朝的统治据此才得以巩固。诗旨仍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劝君向善的诤臣本色。唐太宗听罢为此感叹说：“魏徵未尝不用礼来约束我啊！”
这对君臣的这两首诗虽为宴饮之作，但意关宏旨，内容雅正，以他们的至高地位，无疑对当时的诗风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两首诗艺术上无甚突出特色，有特色的是贤君和直臣的气度胸襟！
唐诗里不仅有君臣之间进谏纳谏的诗交诗谊，还有以诗讽谏的佳例。在诗的委婉与涵义中表现君臣之间的进退攻守。
《庚溪诗话》中有个薛令之，为东宫（太子宫）侍读，没有其他的吏职，俸禄不高，便题诗于墙壁：“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无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筋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后来被玄宗见到，索性拿笔续之“啄木觜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桑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见到因惧而谢病归乡，从此不再复用。
薛令之，长溪（今福建霞浦）人，中宗神龙二年 （706年）进士，官左补阙兼东宫侍读。因为阶低俸薄，久不升迁，遂题壁以自悼。名为自悼，实为自嘲，出语诙谐，如同“打油”诗，倒也形象生动。试想盘中仅有几根苜蓿菜，饭匙自难将它勺起来；羹稀，插入筷子，自然有“宽绰”之感。唐玄宗是不满下属这样的牢骚，有趣的是他未当面斥责（即常说的龙颜大怒），而是再题诗于壁予以讥讽。君以诗斥臣，称得上是文雅别致，非文网宽松、政治清明的盛唐莫能有。当然，唐玄宗续诗口气也是颇为严厉的，斥薛令之不安于贫困如长嘴啄木鸟，不修其德如短羽之凤凰，暗讽他另择去处。“嘴长毛短”今仍为关中一带俗语，喻人好吃懒做、道德不修。可知在唐时长安已流行这样的话语了。
科举与诗赋
以诗称著的唐代，进士科最受士人青睐，时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之说。进士试诗赋之制在唐代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南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嗣奭在《管天笔记》外编《文学》中说：“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经历，千奇万怪，何所不有？”
至隋朝开始，中国的官吏在选择上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形式——科举。它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选出了如此长的政事当中的层层官员，管理着偌大一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构成一个官吏的网络体系。
在唐代，因其国力的强盛，各个方面都显示出高度发达的状态，包括科举在内。科举在唐代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在唐代人的心目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刘宾客嘉话录》中就有一则记录充分显示出这种重要地位之所在。文章的大意是这样的：“苗给事的儿子苗瓒要去赶考，而偏偏这时苗给事因为中风卧病在床。等到考试临近，他的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更重了。儿子苗瓒看到这种情况，便问父亲是否去参加考试。苗给事这时虽不能说话，却还能写字，当即写出两个字：‘入！入！’其子苗瓒看到之后，便不顾病情危急的父亲，匆忙赶考去了。”
科举，其实就是设科取士的意思。即朝廷按照不同的行政管理的需要、规定不同的考核内容、设置一定数量的科目，使地主阶级文人根据各个不同的文化程度和志趣，分别选择一项科目进行考试，并通过考试而进入仕途。它最大的优点是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它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有知识才能的人，无论你出生如何，年龄如何，只要你能通过考试，就能够升入官吏网中，迈进豪门。这是科举相当开放性的一面。
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士族垄断政治、为庶族打开仕进之门的新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进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
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说：“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华，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百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经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史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
应当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
或许应该这样说，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催促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就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诗文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
纵观历史，文学家大多为进士出身。我们粗略地一列就有贺知章、陈子昂、王昌龄、王维、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陆游……不胜枚举。科举制推出了一批名人，让他们为官从政，他们的诗文便能附骥，相得益彰。如果仅是一介书生寡居陋巷僻壤，诗文何以能远播？这或许叫做文名效应。在进士名人名单中，诗人居多，且都是唐宋时期的，这与唐宋考试以诗文为重不无关系。明清以后，进士出身的文学名人就少了。
历史上人们也多认为唐代科举制直接促进了唐诗的兴盛，但也有人认为从省题诗来看，对唐时期促退的作用，认为省题诗中像唐代天宝年间的《湘灵鼓瑟诗》中“曲终不见人，江上数峰青”这样的佳句很是少见，清人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一引《丹阳集》云：“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就连白居易中第的省题诗也被人评作“像老妪能解的平民诗人底手笔。”
科举，对于诗人来说，其实是一堵墙：墙内、高官厚禄，墙外、穷困潦倒；墙内、是政治；墙外、是文化。内外之间反差之大，使多数的读书人两边都有瓜葛，两边都有期待。但后来又两边都不着实，两边都通难落地。
难以想像，一个读书人只要一通过科举，通过那堵墙，就可以为朝廷出谋划策，整顿钱粮，管理赋税。朝廷与诗人，政治与诗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等同的吧！爱幻想的诗人们，思绪翩翩，天南地北，文笔一动，思绪泉涌。可真的处理起时务来，却未必能够胜任。
所以，这时的文人们从文化本位上说，失落了文化良知，因为他们只是把文化当成一种通过科举进而做官的工具，这并不是文化本身的目的所在。而从政治台阶上看，又缺乏政治品格。以至于在政治、科举、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怪异的关系：不娴熟政治，是因为文化；不能保全文化，是为了政治。是官吏呢？是文人呢？似乎就无法定义，不着边际了。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真正的本质是从一大群的文人中选出几个作为官员，是一种文官选拔的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述能力的考查制度；以诗赋文章作为试题，也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才能，而是测试一般的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于文学史而在于政治史。
李白曾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借以言志，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意欲以纵横之术，谋为帝王辅弼，济苍生，安社稷，然后功成身退，重返自然。
此为李白一生最高理想。然而，李白最终却只是以诗人的身份称雄于文坛，至始至终没能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彪炳史册。这与作为政治中心的科举，不能说没有关系。科举的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文人心态，成就了诗人李白的辉煌，却把政治的李白轻轻的搁浅在宦海岸边。
边塞诗里的王朝
别林斯基说：“艺术性在于，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把任你写上十来本书也无法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基于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跃而诞生的边塞诗，寥寥几笔，却如曲曲动人心弦的乐章，咏唱着一个个成败英雄不灭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