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领导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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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用人篇(4)

三弊:阻塞才路。“限以资历则取人之路狭;不限资历则取人之路广。”择人以资历为序,“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先进山门为师,后进山门为徒”,必然使贤者望而止步,能人避而他就。因为,贤能之士满腹经纶,本可一展抱负,现在要其年复一年,等待时日,空怀“绝技”,如同乞丐,岂不有负“十年寒窗”,而且天下之大,容身之地颇多,“此山无食,便去他山”也就未尝不可。汉时,刘邦对这个问题就非常注意,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出身和资历。在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大多来自基层,有的甚至刚来投奔就委以重任。例如陈平投归刘邦以后,立即被任以护军中尉之职,并昭示全军,树其威信,正因为如此,天下志士能人,争相投奔,竞相尽职尽力。宋朝嘉二年进士考试,欧阳修任主考。当他读到应考的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言,不禁拍案称绝:“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人头地也。”苏轼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北宋文坛巨擘。假如欧阳修以资历取人,初出茅庐的苏轼岂能“出人头地”,后来居上。

既然,以资历取人弊端很大,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就应力求戒除。而要这样,必须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建立在对人的了解基础上,不能盲目;二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择人标准,不能随意;三是选择了就要用,不能闲置。否则,其才华不能显露,也无以服众。

公开招聘现已被广大企业采用,很多企业不惜重金,向全社会诚招人才。如红豆集团以百万元年薪招聘总经理;喷施宝集团以年薪50万元招聘常务副总经理等。

4公开招聘选才

人才流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企业家与人才之间直接接触,不论是哪一方主动都是一种以私人晤谈为最初起点的,其前提是一方对另一方早有一定的信任感或仰慕感。另一种则是公开招聘,这主要是由企业发出公开信息和提出相应回报,促使人才趋向企业,即所谓的“明码标价”。

公开招聘现已被广大企业采用,很多企业不惜重金,向全社会诚招人才。如红豆集团以百万元年薪招聘总经理;喷施宝集团以年薪50万元招聘常务副总经理等。

这种丰厚报酬的公开招聘常能在较短时间内达到获得人才的目标,同时还能获得宣传企业的轰动效应。

河南焦作有一家中日合资的新美陶瓷工业有限公司,1988年创办,1991年度相继获得省轻工业产品质量评比总分第一名和轻工科技成果一等奖,1992年元月,仿花岗岩瓷质墙地砖通过了省新产品技术鉴定,填补了省轻工产品的一项空白,在全国建材产品暨装饰装潢材料展评博览会上以过硬的产品质量获得银质奖。

在谈到该公司的发展过程时,总经理邹成东先生说,创业之初,公司就处于竞争激烈的旋涡之中,而一切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为了争取各类人才,公司采取了公开招聘的方法选拔人才。

1988年新美第一次刊登招聘广告时,就有许多人前来应聘,经过面试、笔试,外调筛选、试用——新美公司招聘人才的“四步曲”,每一步都很严格。

就拿招聘技术人员来说,为了严格把关,新美专门从焦作矿业学院请来教授、专家对他们进行考核,从基础理论到专业技术,从英语基础到智商水平都考。甚至对他们以往的业绩和成果还要评头论足一番,最后中选的不仅是应聘人员中佼佼者,而且好多都是原单位的技术尖子。

这些人为参加合资企业的建设去应聘,但受到了所在单位的种种阻拦,有的被除名,有的被拖着迟迟不办手续。然而这些不屈不挠的人们还是冲破了原单位所设置的重重阻力来到了自己的伊甸园。

招聘过来的技术人员,在新美公司这块空白而荒芜的土地上开始了辛勤耕耘。与公司共存亡的命运把大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风险和压力促使他们赤诚地发挥各自专长,去战胜面临的困难。

新美公司公开招聘人才达到了以下所期望的目的:首先,新美以最快的效率吸纳了一批专业人才;其次,新美所招的技术人员素质相对较高,因为在招聘中有所比较,可以公平地挑选;第三,挖走竞争企业的技术力量。优厚的待遇是实现招纳贤才的基础,但也为未来更大的收益积蓄了力量。

历史上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以无畏的胆略,把“名节、门第、资历”的选才标准统统一扫而光,提出了挑战性的选才标准——惟才是举。

5惟才是举

选拔人才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纵观我国的历史长河,有许多领导者总把出身、资历、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摆在首位。殊不知,为此埋没了多少能人志士。历史上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以无畏的胆略,把“名节、门第、资历”的选才标准统统一扫而光,提出挑战性的选才标准——惟才是举。按照这个标准,选拔了许多出色的文臣武将,为富国强兵、江山昌荣奠定了基础。像三国时代的曹操,他要求官吏,不拘微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把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统统选拔上来。这充分显示了曹操的超人气魄和胆识。鲁迅先生对此非常赞赏。在谈到曹操的选人时,鲁迅称赞曹操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是别人不敢说的。”曹操选人,惟才是举,确实值得现代管理者学习。那么,在选才问题上,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选才不要计较门第。

许褚只是乡间一名壮士,一到曹操手下就被拜为都尉,赏劳甚厚,他果然不负重望,作战勇猛无比,多次在危急时刻,舍身救下曹操性命,正应了那句话“古来忠烈士,多出寒贱门。”不以出身门第取人,使才干卓越的“卑贱者”脱颖而出,这才是真正的选才之道。反观今天有些领导者,在实践中常犯“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的错误。柳宗元就此责问过:若国家官员一定出自仕宦名门,那么即使他一无是处也要用吗?出自平民,即使他才堪重任,也是要弃之不用吗?如此说来,任用官员,是取他的才干呢,还是取他的姓氏呢?由此,我们更应该学习曹操的选才魄力和勇气。在西安市举行的一次国家公务员考试招聘大会上,许多农民被选拔进公务员队伍。

其实,历史上有众多出身寒微的人才,都曾被破格提拔,成为一代英豪。早在西周和春秋时代,做过厨师的商汤辅相伊尹,被商汤慧眼识英雄,破格提拔为相,使商汤功霸天下。秦国大夫百里奚曾以乞食为生。他原为虞大夫,虞亡时被晋国俘虏。作为陪嫁之臣送入秦国,在秦国喂牛;出走至楚后,又被秦穆公以五张黑羊皮赎回,故号称“五羊大夫”。公孙枝将其荐与秦穆公,请求委以官职,秦穆公不了解百里奚,说,用五张羊皮换来的人,还要委他官职?岂不为天下人耻笑!公孙枝说,举贤任能,世人都会认为你君王英明,臣民顺服,会有什么人耻笑你呢?穆公遂用其为大夫。穆公在百里奚的帮助下,将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强大。这个事例说明,只要是人才,无论其出身如何微贱,都应当委以重用。那种用“有色眼镜”选才的人,只会使人才外流、人才荒废。

其次,选才不要凭资历。

在选拔人才不凭资历方面,曹操堪称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他与袁绍兄弟之间在选才是否论资历问题上曾有过一场尖锐的冲突,当时十八路诸侯在汜水关前被董卓的大将华雄打得束手无策,无人敢应战。关羽自告奋勇,“愿前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袁绍问是何人,又问现任何职。公孙瓒介绍关羽是跟随刘玄德的马弓手,袁术立即大怒说,你怎敢欺负我各路诸侯没有大将?凭你一名小小的马弓手,就在此胡言乱语,给我打出去。袁绍也在一旁添油加醋,说什么用一名马弓手出战,必被华雄耻笑。曹操却极力阻止袁氏兄弟,坚持让关羽出战,并叫人“酾热酒一杯”,以壮行色。关羽这才“停盏施神勇,温酒斩华雄”,立下“威镇乾坤第一功”。这时曹操非常高兴,而袁绍却仍大怒,并把关羽、张飞都赶出了大帐。曹操批驳袁绍,得功者应该赏赐,为什么要计较出身的贵贱、资历的高低呢?然后,为刘、关、张三人送去酒肉进行抚慰。在这里,曹操的惟才是举、不计资历的选才主张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袁氏兄弟的任人惟贵、任人惟资的旧观念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两种不同的选才观,为袁氏兄弟的覆灭和曹操的胜利埋下了令人信服的伏笔。

古人曾经指出:“资格为用人之害。”资格这把软刀子,不知虐杀了古往今来多少有用之才。任人只看资历,只看过去的业绩,依仗特权论资排辈,在我国古代几乎代代相传。时至今日,许多企业的领导者在选拔中层干部和管理人员的时候,也不自觉地戴上“有色眼镜”,以资历来评选人才,使企业的有识之士不被提拔、任用,这不能不说是这些企业领导者在选才的观念上还带有封建士大夫的色彩。一个社会、一个组织,用人唯资,就会僵化和凝固,就会失去朝气勃勃的生命力,从而停止前进的脚步。曹操的选才正揭示了这个道理。

再次,选才不要以年龄的大小为标准。

年轻,未必都不堪重任。曹操所选的文臣武将大多是英俊少年之辈。荀投靠曹操时才29岁,因其屡立功勋,从司马升至尚书令。郭嘉27岁就被曹操拜为祭酒。曹操与郭嘉论天下事,深为其才智所折服,郭嘉追随曹操11年,多立奇勋。除曹操外,东吴的孙权重用的大多也是青年人。周瑜33岁挂帅,东吴老臣多不服气,资辈最高的程普被任以副将之职,心中更为不服。程咨回来告诉程普说周瑜调兵如何动止有法,程普惊赞,乃亲诣行营谢罪。在事实面前,程普不得不佩服孙权的任人选才。鲁肃投奔孙权时才20岁,但能充分发挥其才智,贡献杰出。

以上这些史例,都说明一个道理:只要有才智,年纪轻轻负以重任,干大事是完全可行的。

反观现在有些领导者在选拔干部时,缩手缩脚,不敢起用年轻人,总认为他们还稚嫩,缺乏经验和阅历,挑不起大梁,总是说:“再考察考察吧”一搁就是几年。殊不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才是等不起的,市场的争夺实质上是人才的争夺。

总之,领导者应该以史为鉴,不拘一格,冲破门第、资历、年龄等限制的旧框框,走出选才的误区。

在一般情况下,对自己的亲友应更加严格要求一些,这样才更能服人,尤其是对亲属更应实事求是。

6不避亲疏

择人不避亲疏,包含两层含意,一是亲者不护,仇者不疏;二是以贤能为准,不以亲疏为界,亲者有才大胆起用,疏者不才大胆贬斥。既不故作姿态,也不怕“瓜田李下”。晋人赵武荐举仇人刑伯子任中书令,晋平公感到奇怪,赵武说:“私仇不入公门”。赵武又荐自己的儿子任中府令,晋平公又奇怪,赵武说:“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赵武如此“举士数十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赖之。”晋大臣祁黄羊荐自己仇人家中的成员解狐来接替自己的职务,又荐举自己的儿子祁午去当军官,开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风气,因此而传为千古佳话。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对自己的亲友应更加严格要求一些,这样才更能服人,尤其是对亲属更应实事求是。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由于胡汉民(广东都督)要随孙中山北上南京供职,广东都督的职位空缺。当时不少广东绅商百姓联名举荐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出任此职,并要求孙中山委任。孙眉多年来一直扶持弟弟的革命活动,数次捐巨款支援起义,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出任都督之职,也无可厚非。但孙中山得知后,即刻致书广东各界团体予以劝阻。同时又致函其兄道:“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此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孙眉也听从弟弟劝告,没有出任粤督。

择人避亲,尚属容易;择人避友,可能更难。因为,除了对己严格要求以外,还有友情难违一条。而且,友情常常比亲情更重,避之也就更加不易。但是,难避也得避,否则就有疏远贤能,众心不服之弊。清朝咸丰年间,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对这一问题,就处理得非常科学。沈葆桢骨肉之交李元度曾荐一族侄到沈处,沈留他几日,一天忽然把他召来,问他家有几人,每年要多少银两便可生活。他回答说:只百金足矣。沈葆桢立即拿出千两银子劝他回去,硬是不予差遣。沈葆桢这样处理,既未却友情,又坚持了原则,不徇私情。

当然,择人不避亲疏,有时也不因本人意志为转移,常有部属溜须拍马,“亲吾所亲,疏吾所疏”,因此,“不避亲疏”,还有一个教育部属,严格要求的问题。清朝道光年间,湖北巡抚胡林翼一次在黄州时,他的一个族人上门投靠,胡林翼一连供他数月吃喝,一天他忽然来辞行,胡问他原因,回答说某营官奉命调动,他用了些钱捐荐自己和这位营官一道前往。胡林翼听后大怒,找来营官说:“我有族戚,靠我的经济力量难道还不能庇护他们吗?你们借此结纳他们,这风气一开,以后还有个头么?姑且记你一过,以儆后来。”然后给了族人回去的路费。并通告各台官营员,“用人一事,当秉公办理,不能徇上司同僚私情,滥收滥用。若经访询查出,立即处置。”照胡林翼这样去做,既严格要求了自己,又严格要求了部属,不避亲疏,实为难得。

不避亲疏,除亲情、友情之外,还有同乡、同窗、故旧之情也得注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择人时除注意不徇亲情外,还注意处理好两种人的关系:一是南人和北人的关系。朱元璋从起兵到称帝,十六年来基本在南方,基本官员全是南人。因此,立国后,无论是办学、荐举还是科举,他都尽量照顾和吸收北人。洪武十三年“南北榜”一案,“中者皆南人”,北人很不满,朱元璋处死主考官,亲自命题主考录取北人。二是故人和新人的关系。朱元璋非常注意从新人特别是敌营中招收人才,甚至“得元朝官吏尽用之”。例如:“徐寿辉旧将黄彬、陈友谅旧部胡适端、傅友得、不善郎,张士诚左丞梅思祖,元朝都元帅康茂才、朱亮相等,都被朱元璋封为国公列侯。正是由于朱元璋正确处理了这些亲亲疏疏的关系,才使众官拜服,尽效其力。

社会各类事业对人才的需求各有所异,有的需要“学富五车”的文学才子,有的则需要专于某行的“雕虫小技”;有的需要“满腹韬略”的军事专家,有的则需要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神炮手。可以说,社会的进步,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的能手,千业百工,细枝末术,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