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清廷更呈风雨飘摇之势。那拉氏一意孤行，以一己之私想挽回残局，终于几遭灭顶。义和团的受挫，招来了八国联军入侵，两宫仓皇出奔，被迫于1900年8月20日下罪己诏，上谕李鸿章出面议和，甘愿割地赔款。为了苟延残喘，决定于1901年1月29日下诏变法。至此才承认统治者“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但目的是“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上谕说，康、梁主张的变法，非变法，乃是乱法。这一回在侵略者大炮威逼下的变法才是真正的变法。于是，第一，严禁仇外；第二，废科举，兴学校，高薪聘请外国人当总教习(校长)；第三，扩编亲军；第四，政体法制改革，设督办资政处、谘议局，试行政刑分离；第五，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第六，严惩过去忠实执行慈禧本人仇洋政策的肇祸诸臣；第七，以慈禧七旬万寿为由，于1904年6月21日，大赧康、梁、孙文以外的所有参与戊戌维新的政治犯。但这一切仍挽救不了皇朝的灭亡。“莽莽欧风卷亚雨”(梁启超)，租界林立，巷议四起，客观上不但促进了与世界的沟通，而且预伏着皇朝倾圮的危机。
20世纪初期中国的人文背景，首先表现为持不同政见的报章书刊的大量涌现，它们或从国外输入，或“托庇”于租界，大骂清廷的小说竟也能畅通无阻，这是曾经大兴文字狱的清皇朝始料所不及的。这种书报的内容大概有这样几类：一，论世界大势逼拶下的中国危机；二，直指满清专制之罪恶；三，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四，讨论中国国民性及其改造的出路。而鲁迅，正是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下展开自己的独立思考。
一
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成为当时知识界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为人们所熟知的写于1903年的《自题小像》诗就表达了这种最强音。“我以我血荐轩辕”而却又顾虑“寄意寒星荃不察”，表达了青年鲁迅深广的忧愤，并涉及对国民性的思考。因此，在他当年编写的自然科学著作中，都深沉地寄托了他忧时伤国的情怀。如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显然受着当时“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把小说看作新民新国家的先导，但在主观上却是一种启蒙主义的探索。在1903年写的《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更是发挥了一通爱国的谠论。文章开篇就提出了以自然科学是否发达作为“觇国”强弱之兆，不失为一种卓见。在以诗化的语言赞美祖国的富庶文明后，笔锋一转，便表示了对祖国危亡之感的十分清醒的认识：“况吾中国，亦为孤儿，人得而挞楚鱼肉之；……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成雨，造图列说，奔走相议，非左操刃右握算，吾不知将何以生活也。”这种忧虑化为激愤的抗议：“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外因与内因是分不开的，中国政局的衰败使鲁迅预感到革命的必要：“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文章最后不胜感喟：“吾将忧服箱受策之不暇，宁有如许闲情，喋喋以言地质哉。”这正是鲁迅式的忧愤。谈科学而兼及时政，这正是思想家的特色。
以小说的形式，表现爱国人文精神的早期代表作是1903年所作浪漫主义传奇《斯巴达之魂》。这个取材异国的故事，描写公元前480年波斯王泽耳士进攻希腊时，斯巴达王黎河尼佗率领军民赴援并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殊死抗敌终于全军覆灭英勇战死的事迹。这里着力写了两个因病没有参加这次战争的战士。其中一个听说自己的军队频频失利，便“攘臂大跃，闯入重围”，慷慨地献出了生命。还有一个战士侥幸生还，可是妻子涘烈娜一见到他，便严厉的申斥，并自刎在他面前。鲁迅以抒情的语调说：“丈夫生矣，女子死耳。颈血上薄，其气魂魂，人或疑长夜之曙光云。”这故事显然寄托了鲁迅非凡的爱国热忱，因此，他在《前言》中激切地召唤：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作为爱国思想的另一面，便是唤起国民的觉悟。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和文化巨人的主要业绩，在于用文学的形式投入了改造国民性的实践。1902年9月，据许寿裳回忆：“见面时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先哲已经有很多明训，不妨“尽善而从”；第二个问题，“当时我们觉得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后来鲁迅对此多所生发。第三个问题，鲁迅认为中国多次奴于异族，并长期经营农业，前者容易养成奴性，后者则目光短浅狭隘。直到鲁迅逝世那年，鲁迅还以此与日本作了比较，得出日本的国民性比中国好的结论。
在3年以后，即1906年，鲁迅从幻灯片中看到被杀的中国人和显出一样的麻木神情的看客。从此，坚定了他用文艺来改造国民性的信念。他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正是抨击非人性的精神戕害以及暴露国民性弱点的范本。后来，他基本上放弃了作为新文学开拓者的小说创作，而以杂文的形式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也便是为了更加迅捷地揭露国民性的弱点。揭露国民性弱点的目的，在于追求理想的人性。鲁迅在嗣后的论文，不止一次谈到要“致人性之全”(《科学史教篇》)。为此，茅盾尊鲁迅为“伟大的Humanist”，说他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
在20世纪初期，当统治者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时，梁启超认为“新民为中国第一急务”，他所持的理由是：“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因此“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反之亦然。因此，从启蒙主义者看来，国民性的提高是第一位的。(而鲁迅在30年代，还认为自己写小说的目的是启蒙主义)正是在改造国民性的奋斗中，鲁迅赢得了“民族魂”的赞誉。
二
鲁迅在1907—1908年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几篇文言论文，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最重要的文献。
《人之历史》可说是对严复译述的《天演论》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补充。它对进化论庸俗化的纠正，“中国迩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故者则病侪人类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因此，有必要从科学意义上来解释人类“自卑而高”的发展。
《科学史教篇》则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描述人类自然科学演进的历史，其间不时闪现出作者睿智的火花，如历史主义方法论：“盖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如谈事物的发展“每不即于中道，甲张则乙弛，乙盛则甲衰，迭代往来，无有纪极。”如“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如认为培根的归纳法应与笛卡尔的演绎法相结合，“二术俱用，真理始昭”。如认为科学乃振兵兴业之本，颇寓科学救国的思想；认为科学乃物质文明的胚胎，认为科学家必须有高尚的道德，文末特别提出科学与艺术之相辅相成，“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C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持论尤见精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论文作者预示了他作为文学家发展的前途。论文发出了往后《新青年》所拥护的“赛因斯(Science)”巨响的先声。
在这一组文章中，《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尤为突出。前二文表现了鲁迅早期思想的复杂性；后一文不啻是鲁迅献身文学事业的宣言。
《文化偏至论》的主旨是：“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较往事而生偏至，缘督校量，其颇灼然，犹孑与躄焉耳。特其见于欧洲也，为不得已，且亦不可去，去孑与躄，斯失孑与躄之德，而留者为空无。”在鲁迅看来，这在西方已成为宿命的悲剧，而不相干的中国则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偏至”。这种“偏至”，被作为政治上例证的是，西方的君权推翻以后，便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在这里所表达的显然是尼采的观点。根据罗素的概括，尼采认为“多数者应当只是极少数人完成优越性的手段，不可能认为他们有要求幸福或福利的独立权利。他提起普通人，习惯上称作‘粗制滥造的’，假如他们的受苦受难对产生伟人是必需的，他认为这件事就无可反对。”“高等人必须对庶民开战，抵制时代的民主倾向，因为四面八方都是些庸碌之辈携起手来，图谋当主人。”尼采主张超人实行独裁，认为这是历史的出路，他说：“目标是要达到那种庞大的伟大性的能力，能通过纪律而且也通过消灭千百万个粗制滥造者来塑造未来的人，然而却能避免由于看见因此而造成的，以前从未见过类似的苦难而趋向崩溃”。“所有这些小民的灾难，除了在强有力者的感情中以外，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和。”“一个以最严酷的自我训练为基础的庞大的新贵族社会，在那里面有哲学思想的强权人物和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主的意志要给千秋万年打下印记。”
当时日本正流行尼采热。鲁迅一再认为尼采哲学是校正19世纪文明弊病之新宗，以其“沈邃庄严”，启迪20世纪文明，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上，鲁迅观照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清王朝被迫变法，实行“新政”，以至到辛亥革命酝酿时期，鲁迅对其施政方针发表意见，第一是反对“竞言武事”，认为向西方学习这些，不过是以“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理由是：“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他这样感叹：“嗟夫，夫子盖以习兵事为生，故不根本之图，而仅提所学以干天下；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话是说得不错，假如人的德行不行，授以重兵，适足成为谋私祸国的手段。但是，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特别经过甲午之战，八国联军之役，一再挫于外敌，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缘。因此，清皇朝被迫变法的第一款，就是实行“军制改革”，扩编操练新军。然而扩编的新军却并没有效忠王朝，绝大多数成了王朝的“叛军”，成为辛亥革命武装的基本力量。因此，如果这时一股劲地反对“竞言武事”，把修好道德为第一义，未免落入唯心主义的书生之见。
鲁迅第二种反对意见是“制造商估”，即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认为这种人“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致于身受；……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资产者的孳孳为利的确是他们道德上的先天缺陷。但是，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不得不承认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因此，《共产党宣言》在历数了资产阶级的愆尤后，不得不赞扬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赞扬它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提倡和振兴实业，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的抱负，他们都把能够建成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爱国的目标。因此，所谓“制造商估”之说，也被作为救亡图存的课题。1903年3月《湖北学生界》发表社评《论中国商业不发达之原因》，其中以“视商太贱”作为时弊之一。该文感慨曰：“悲夫，今之论者莫不曰中国亡于外交失策，亡于武备不修。夫岂知商务弗兴，漏卮不塞，实足亡中国而有全也。今欧美各国资本充溢，四顾皇皇，欲得一地以树其财产，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循此以往，吾国资本家非倚赖他人之宇下，则不能生存。虽市镇日益繁盛，货币日益流通，而自里面观之，则利益尽攘夺于外人，为他人作嫁衣裳，吾国人不过拾其余利，以求赏奴隶之勤劳而已。夫地主之利权既失，则一国之财政，将操纵于他人之手，不知国将何以立也？吾为此惧。”当然，并不是说工商业资本家中没有“至愚屯之富人”，“善垄断之市侩”，他们以“营搰”特长，一旦参政，危害黎民。然而，作为历史必然要求来讲，振兴工商业，则不能断然否定。
鲁迅所持第三种反对意见是“立宪国会”。这里实际上抨击的是议会政治。对此，立宪派与革命党当然有性质的不同。前者虽然略胜于皇帝一个人的专制，但目的还是想保留君权。后者则是推翻君权，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孙中山改造为五权分立)。但鲁迅从根本上反对议会制。他这样感喟：“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民矣，于兴国究何与焉。”他首先假定议员都是“无赖”，“无赖”集中在一起，则比一个“无赖”——皇帝更为肆无忌惮，压迫百姓。鲁迅反对议会制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来自尼采，“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之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既然多数概属庸众，任何议会方法，少数服从多数之类的表决，当然一概属于排斥之列。另一便是章太炎站在自耕农立场上对代议制的反对。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断然认为：“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鲁迅写在同一时期的《破恶声论》几乎完全接受了章太炎的影响，他认为要救中国，“惟此亦不大众之祈，而属望止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则人亦庶乎免沦没。”他在道德分界上，与章太炎一样，以“气禀未失之农人”列为第一。他与章太炎欲以宗教激励种性一样，认为“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
既然对武备，振兴工商业，议会政治采取否定，因此鲁迅当时构想的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为纲领的“人国”，也就成为乌托邦式的空想。鲁迅期待着“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也就变成一种诗意的浪漫主义。这是鲁迅接受了尼采和章太炎的误导，当然后来就很快摆脱了这种影响。
可以作为明证的是，四年后即1912年写的《〈越铎〉出世辞》中的政治观点已经对资产阶级革命认同。他写道“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这里多数不再是“庸众”。办报的宗旨也是发扬民主：“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这里恰恰是“大众之祈”，依靠多数，而不再“属望止一二士”，属望“大士天才”，属望超人。但从鲁迅梦寐以求的“人国”理想中，我们仍可以吸取它的有益成分，即始终把启蒙主义、改造国民性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此，他呼唤“精神界战士”的出现。
三
《摩罗诗力说》的作者曾被誉为“真正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第一个人”(瞿秋白)。但该文诗意的源泉同样来自尼采。这不但表现文前引用了尼采的话：“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而且在文中申述他所以“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动因，不无尼采的影响：“尼佉(Fr。 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惟文化已止之古民不然：发展既央，隳败随起，况久席古宗祖之光荣，尝首出周围之下国，暮气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污如死海。其煌煌居历史之首，而终匿形于卷末者，殆以此欤？”正因为如此，鲁迅嘲笑死抱住“中国文明”的守旧之士，并认为世界上无不存在新旧交替的矛盾，斗争是绝对的，和平是相对的，因此，“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并以此观照了中国的文学，认为大都“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只有屈原，能够“放言无惮，为前人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终其篇未能见。”正是从这点出发，要从域外去寻求新声。终于寻找到一种撒但(摩罗)诗派，来振兴中国文学。鲁迅树立起他所要求的标准：“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首先被列入介绍对象的，第一位是孤援希腊，以性命相授的英国大诗人拜伦。根据日本女学者北冈正子的考证，文中拜伦一节乃参照了木村鹰太郎的《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但其中的引申义：“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却是鲁迅自己生发出来的。从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成为广为传诵的名句，成为鲁迅式的人道主义纲领，成为他作品中对待被压迫者的一种远远高出于同情、怜悯的态度。文章在介绍雪莱时对他剧诗之不能见容于观众引起鲁迅强烈的共鸣：“抗伪俗弊习以成诗，而诗亦即受伪俗弊习之夭阏”。
在介绍普希金的成就时，鲁迅贯彻了本文的宗旨，以“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的标准，对诗人颇有微辞，认为普希金虽追摹拜伦，然徒育其状，未能得其神髓，因此，“放浪之生涯毕，乃骤返其本然，不能如来尔孟多夫，终执消极观念而不舍也。故旋墨斯科后，立言益务平和，凡足与社会生冲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赞诵，美其国之武功。”这段评价根据的是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其中说：“在意志方面，普希金远远劣于拜伦。对拜伦来说，如何放纵也不能消尽他对自由的如火热诚，这是他的生命，又是把他引向死亡的东西。可是普希金青年时代的自由信仰，当他长大成人时，便被兽性的爱国主义所降服了。”鲁迅不但引用其意，而且就此生发：“丹麦评骘家勃阑兑思(G． Brandes)于是有微辞，谓惟武力之恃而狼藉人之自由，虽云爱国，顾为兽爱。特此亦不仅普式庚为然，即今之君子，日日言爱国者，于国有诚为人爱而不坠于兽爱者，亦仅见也。”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把这种兽性的爱国斥为“恶声”，其中说：“盖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也，”鲁迅认为中国属于被侵略的弱国，根本谈不上去侵略别国，仅以“利兵坚盾”自卫而已，鲁迅的理想是：“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间世，自繇具足”。
《摩罗诗力说》涉及人文精神又一重要观点是对复仇观念的强调。鲁迅从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所写的《先人之祭》中复述了这样的警句：“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报矣；即不如是，亦报尔！”鲁迅说：“报复诗华，盖萃于是，使神不之直，则彼且自报之耳。”鲁迅一生对报复思想的执著，对犯而不校的非议，都可以追溯到这时的思想渊源。
鲁迅认为自戊戌维新以来的二十年的人文精神，尚没有一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的“雄声”出现，这客观上反映了思想文化界的寂寞，这是因为知识者大都集中到政治方面，在这方面不能说没有“雄声”，如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陈天华和秋瑾的《绝命词》等，但在文学界，足以方驾摩罗诗力的高潮的确还没有到来，大概还要经过十年之后。知识界还在“沉思”之中。因此，鲁迅便不胜感慨地一再诘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历史表明，“精神界之战士”正是鲁迅自己，他在曲折的探索中前进，终于他以自己划时代的文学业绩成为“动吭一呼，闻者兴起”的思想文化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