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从“五四”开始投身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他在五四时期向旧道德旧文化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但是，伟大人物的成长都有着自己的具体特点。五四时期是鲁迅思想变动的关键时刻，那么，鲁迅的特点又表现在哪里呢？他在五四前夕的苦闷，在五四高潮中的奋起，在五四低潮期的一面战斗、一面彷徨又意味着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五四时代所崛起的无产阶级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对这样的评价又如何实事求是领会和理解呢？这都是研究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五四前夕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还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它反封建，却不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鲁迅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对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提出了诘难。他一方面看到外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暴露了它的本质，另一方面看到中国“托言众治，压制乃有烈于暴君。”在十月革命后，鲁迅在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迎接“新世纪的曙光”的同时，特别提出了中国应该如何接受“新主义”的问题，触及到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发动和教育农民的问题。这些，都显示了他观察问题善于从现实出发的特色。如果以此为线索进行我们的探讨，或许就抓到了鲁迅当时思想的核心，上面谈到的种种问题也许就可迎刃而解。
一、 “五四”前夕的思想
五四前夕，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做佥事。当时教育部规定“采取经训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凡是一切有用的知识都受到排斥。鲁迅在1912年7月12日的《日记》中愤慨地写道：“此种豚犬，可怜可怜！”鲁迅还要被迫参加例行的祭孔，担任执事，“将所谓‘帛’或‘爵’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这对在青少年时代就叛逆孔孟之道的鲁迅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
在这样的环境里，由于对辛亥革命具有深刻的怀疑和失望而感到颓唐的鲁迅，终于“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他“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去整理古籍、抄古碑、读佛经，探索造成中国黑暗的原因，深化了他早期提出的所谓国民性的研究。当然，曾以“精神界之战士”自期的鲁迅，完全埋首于古代文化，是为他所不愿意的。
为什么鲁迅会舍弃青年时代炽热的理想而“麻醉自己的灵魂”呢？
1902年，鲁迅怀着科学救国的幻想到日本学医。后来由于现实的刺激，认识到国家的强盛首要的是人民的思想，就决定用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当时的鲁迅当然不可能看到精神归根到底取决于物质力量，但是他的这种特别重视精神作用的看法，确也反映了革命必须从思想上动员群众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漠视了群众的觉悟。所以，鲁迅的这个思想是深刻的。
20世纪初，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成为时代的风尚，鲁迅也接受了进化论。但是，鲁迅反对“近不知中国之情，远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他的学习标准，就是既从无限广袤的世界来充实自己，又时时顾到自己的传统，一切从中国这个实际出发，一刻也不忘记中国的特点。
鲁迅早已发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江河日下。在1907年作的《文化偏至论》中他批判立宪派鼓吹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顿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但是，他找不到别的思想武器，误从了尼采学说，认为“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只是尼采把群众视为超人脚下的草芥；鲁迅则要唤起群众。鲁迅这种思想，客观上反映了即将兴起的辛亥革命与群众的隔膜，成为他五四前夕思想痛苦的根源。
辛亥革命以后，鲁迅虽然一度“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是，善于从实际中发现问题的鲁迅也很早就发现了它致命的弱点。光复后的绍兴所组成的政权不过是全国的缩影，“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革命党人也因被包围开始腐化了。与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的爱国志士范爱农竟也不能见容于光复后的绍兴，被一个孔教会长的校长解雇后自沉了。鲁迅为他所写悼诗中的两句“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正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的写照。后来辛亥革命终于到了“理想单被轻薄，理想家单当妄人，还算是幸福侥幸了”的时代。曾经为鲁迅所师事的章太炎“呼吁袁大总统便宜行事”，说什么“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还企图拉拢鲁迅加入分裂同盟会后组成的共和党，鲁迅仅在1912年6月21日《日记》中记了一笔：“收到共和党证及徽识”，表示不屑与言。不久，袁世凯就用屠刀为自己称帝开道了。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鲁迅的深思。他说：“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越发苦恼着鲁迅。他早年认为：“人立而后凡事举”。但是，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由于先天的软弱性，不敢发动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因此，到了封建军阀公然窃国之时，就一无还手之力了。被冷淡的农民不能帮助他们夺回失去的政权。现实已经证明了鲁迅早年提出的“任个人而排众数”决不是办法，靠少数几个人显然是不可能唤起群众的。鲁迅看到了农民冷淡，也看见了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是在现实的刺激下，鲁迅从自己切身感受中，对尼采超人学说的一次否定。
鲁迅已经不相信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但是，作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当然提不出别的方案。因此，他对刚创刊的鼓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淡”，“并不怎么看得它起”他认为中国已经是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他耽心，即使自己大嚷起来，惊醒了其中较为敏感的几个人，也只会徒然增加他们“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因此，他参加了《新青年》团体后，对陈独秀当时鼓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并没响应，而是把犀利的笔锋深入到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解剖中。
可见，在“五四”前夕的鲁迅，虽然感觉到了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一些重要原因，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但仍旧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思想武装，不可能看到中国的希望所在——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最进步的工人阶级，从而陷入了苦闷的沉思。
二、 “五四”高潮中的思想
在五四高潮中，鲁迅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但如他自己所说，开始“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他把自己作为第二线的人。这还深刻地反映着五四前夕困惑他的思想。
十月革命的爆发，在国内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应。反动当局认为是过激派都应该查禁。鲁迅所在的教育部就有人密呈要求严办过激派，并提出禁止夹带所谓过激派的书刊。但是，鲁迅却不管这些，认定这是促使“人类进步”的“不欲用奴隶”的制度的出现。次年，他就作文公开宣传：“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他将共产主义称为“新主义”，认为它的主要之点，就是抗拒了压迫者的“圣武”——一种以“刀和火”作前导，以威福，子女，玉帛等兽欲降临到人民头上的权力意志。鲁迅赞扬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人民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使人们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尽管当时鲁迅对十月革命实质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曾把它当作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潮。但是他实际上已经从被压迫阶级的角度肯定了它的胜利，看到了历史发展的一种新的征兆。
在对十月革命的歌颂中，鲁迅显示了自己作为思想家的特点，他一刻也不离开中国的现实去思考“新主义”。他特别着眼于中国人怎样去接受“新主义”。他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能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能发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像这样的命题，在当时还是很少有人提出来的。被鲁迅称为“新主义宣传者”的李大钊曾以革命乐观主义感染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人。但是，他在启发群众觉悟的问题上有时也看得比较简单，以致认为“快去作工呵”就可以成为达到新世界的桥梁。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有过他的历史功绩，但也一度醉心全盘西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对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特点仍然缺乏认识，对发动农民的重要性几乎盲目无知，因此，导致他在阶级估量上发生了错误。当然，鲁迅也并没有能回答中国应该如何去接受“新主义”的问题，他甚至还提出这样的疑虑：“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乃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但是鲁迅当时一方面虽然担心中国能否接受“他国思潮”，另一方面却说出了一个真理：由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思想方式根深蒂固，传播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因势利导，一定会碰壁。这两方面成了鲁迅当时思索问题的出发点。鲁迅五四时期许多最成功的作品都是他这种思索的成果。
鲁迅在“五四”高潮中的思想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的情况是，受到十月革命的鼓舞，受到中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感召而大为奋发。因此他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前驱者看作“主将”，表示愿意遵奉他们的命令；把自己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这实际上已表明，鲁迅接受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领导，自觉地在纠正自己对周围现实过分悲观的估计。这标志着鲁迅前期思想的一个高峰。
鲁迅当时思想的第二方面的情况，就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致力于对中国社会进行诊断。鲁迅并没有把“遵命文学”当作某些政治概念的图解，简单地去演绎革命前驱者的思想意图。而是将自己的任务规定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革命者的危险莫过于不了解实际的症状，而开错了药方。要“揭出病苦”，必须对群众有真切的了解。鲁迅在这方面表现了他过人的洞察力。他的有利条件是从小就经历了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与农民有一定的联系，“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他又参加了准备辛亥革命的实际斗争。他还为了改革的目的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对待社会的发展还持有唯心史观的鲁迅，一接触到他所反映的生活就几乎达到了与同时代的最伟大的革命家大致相同的观点。
鲁迅在这一时期作品所表现的主要思想有两种。一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文化。在这方面所提出问题的尖锐性是无与伦比的。代表作就是《狂人日记》。他揭露了装饰着“仁义道德”的中国的历史，其实“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不仅概括了封建伦理思想的实质，还对正在利用这种伦理思想毒化群众强化反动统治的封建军阀以有力回击。在此之前，复辟派康有为就竭力兜售等级制，将民主派诋为“狂人”，蛊惑人心地叫嚣：“今者邦人，慓悍恣睢，礼俗荡然，人心发狂。”此外，鲁迅所批判的节烈、父权、国粹，都属于吃人的道德或吃人的文化的具体表现。鲁迅深入到历史的批判使反封建斗争达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二是表现了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精神状态，他们的痛苦、挣扎、追求。鲁迅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毒化了被统治的劳动群众。像《狂人日记》里的狼子村的佃户，自己明明是被吃者，却无意中也要参加吃人的一伙。那些“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却全没有像对“狂人”“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这是什么道理？因为“狂人”冒犯了神圣的封建礼教，就被他们认作公仇，认为理应受到众共弃之的惩罚。不知道自己正是封建礼教最深重的受害者，当然更不会知道，对“狂人”的怒目乖张，正是自己的灵魂被毒化了的缘故。鲁迅的这一惊心动魄的发现，在于说明中国如果要发生革命就必须唤醒这样的群众。那么，这样的群众能不能发动起来呢？鲁迅在稍后写成的伟大的政治小说《阿Q正传》中作了明确的回答：即使像阿Q这样被毒化得如此落后的农民，由于他所处的经济地位，在革命高潮中也会成为使敌人心惊胆颤的活跃的力量。像阿Q这样的农民，胸中也蕴藏着革命的愿望，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觉醒过来成为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必须善于发动包括阿Q在内的广大农民，革命才能胜利。
中国的封建传统和小生产方式的弊害是如此影响深广，像阿Q这样虽然不识字，也要样样合乎“圣经贤传”的农民，像《狂人日记》中所表现的触犯了封建传统就像触犯了自己祖先一样的农民，在当时的中国实在还不在少数。鲁迅通过对这些农民灵魂的透视，写出了旧中国血淋淋的现实，实际上触及了中国民主革命中最根本的农民问题。
鲁迅没有机会接触产业工人，但是他也不放过在实际生活里对无产阶级的观察。他从人力车工人的一件小事中，发现了远远高出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品质，他并不一般地重复“劳工神圣”的歌颂，而是提出了向劳动人民学习的命题。
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中获得的真知灼见，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成为鲁迅当时思想中的抗毒素，使他逐步抵销了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逐步接受无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因此鲁迅在反封建方面的彻底性和深刻性，达到了与无产阶级相一致的高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了无产阶级文化新军的旗手和主将。
鲁迅当时思想的第三方面的情况是，他对自己敏锐的感觉所获得的真理还不能上升到理论，特别在展望将来时，就完全显得无能为力。他既然还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求助他早年所接受的进化论。《狂人日记》中说：“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这显然是十分空泛的劝诫。他提出的做父亲的标准是：“一，要保存这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与生物没有区别。由于没有唯物史观，说不出人类发展的特殊规律。他甚至还说过，在进化的途中，“新的应该欢天喜地向前走去”，旧的应该“让开道”，“也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就证明，他在实际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阶级斗争的气息还不能纠正他的进化论的偏颇。因此，当时代一旦逆转到用进化论不能解释时，他就感到迷惘。在鲁迅所写的《头发的故事》中，有位参加过辛亥革命而悲观失望的N先生，对五四时代所提出的新的理想表示怀疑，说：“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鲁迅虽然不同意这话，但他也无法给N先生以圆满的回答。到了1923年，鲁迅还说过：“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这就是说，他还看不到在中国实现理想的具体途径，他对“新主义”的理想还停留在抽象的认识上。这就说明，即使是鲁迅这样对实际生活具有深切感受的思想家，在没有新的思想武装时，旧的思想武器就会成为前进的阻碍。
三、 “五四”低潮期的思想
《新青年》团体的分化标志着五四的低潮期。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中，胡适首先分化出来。胡适的为人处世，鲁迅“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针对胡适要《新青年》“不谈政治”和“暂时停办”，鲁迅写信说：“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仁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说明不谈政治，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戳穿了胡适想取媚于官场的心机。胡适所挑起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严重步骤。鲁迅虽然没有就此发表文章，但是在1922年所写的《〈呐喊〉自序》中鲁迅说：“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顺手讽刺了胡适。
钱玄同是最早代表陈独秀邀请鲁迅参加《新青年》编辑部的。他当时的志愿是“打倒纲伦斩毒蛇”。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他却消极起来了。陈独秀1920年8月13日致周作人的信中批评了他的消极态度。钱玄同曾表示：“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后来鲁迅作诗讽刺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1929年，鲁迅就和他分道扬镳了：“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按即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刘半农在《新青年》团体中曾被鲁迅誉为“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的战士，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他便远离战斗，到“外国钞古书”去了。以后“做打油诗，弄烂古文”，鲁迅与他“几乎已经无话可谈。”
就在这样的分化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定地站在李大钊、陈独秀一边，把他们看作“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和“主将”。到30年代，鲁迅还说：“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李大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使鲁迅受到感染，因为“主将不主张消极”，所以在《药》和《明天》的结尾，都赋予了“亮色”。这里所说的“主将”，就是李大钊。这两篇小说都先后发表在李大钊主编的那期《新青年》和李作为顾问的《新潮》上。
正在《新青年》团体分化时，鲁迅收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他热情地赞扬说：“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比那些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得多。”可见，鲁迅正在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但是，鲁迅毕竟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早些时候，他对李大钊，就“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马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其实，正如他后来承认的，这恰恰是一个“错误”。它延缓了鲁迅接受马列主义的时间，导致了他在分化后的痛苦。
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分化甚至使他造成了这样的错觉：“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显然，鲁迅还没有认识到五四运动伟大的时代意义。
正因为看不到中国的革命正在深入，看不到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正在与中国的工农运动相结合，因此鲁迅在五四低潮期还流露出怅惘的心情，他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他还不能看出分化正是革命深入的必然。
但是，鲁迅毕竟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受到过“新主义”的鼓舞，因此，在五四低潮期他就没有像在辛亥革命低潮期那样，想用“回到古代去”的办法来麻醉自己。而是感到有“一种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因此，他自拟于“虽然脚早已走破，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前进了的“过客”。他说自己是“荷戟独彷徨”，表明他一面彷徨，一面仍在战斗。他终于总结了一套反映敌强我弱情势的斗争经验，提出了“无需乎震骇于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沈的韧性的战斗”的“壕堑战”的战略。殊途同归地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改造旧中国必须避免急性病只能采取“稳扎稳打”的伟大方针相一致。鲁迅的这条思想认识路线不仅保证了他一步一个脚印地靠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且保证了他在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成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代表。
四、 结语
在鲁迅研究中，有过两种倾向。一种是“拔高”鲁迅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认为他既然是无产阶级文化新军的旗手和主将，在他的思想里，一定会有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另一种是把鲁迅完全置于当时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纯粹的追随者的被动地位，看不到他的真正伟大之处。因此，也就不能说明鲁迅在五四时期所作的杰出贡献的思想动因。这两种倾向，都没有反映鲁迅当时的思想实际。我们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研究鲁迅思想，避免将鲁迅复杂的思想过程简单化。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鲁迅正视现实，注重实际的精神是表现得特别显著的。五四时期，他在展望将来时虽然还不免援引进化论的学说，但在研究现实、批判现实时，常常突破了这种学说的局限，放射出唯物主义的光芒。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的求实精神使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他因为有这种精神，思想上避免了主观唯心主义，政治上避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
在中国近代现代思想家中间，有人因为沉溺于资产阶级学说，敌不住强大的封建主义，竖立起了降幡；有人因为对抗马克思主义而终于成为革命的敌人；有人因为拒绝马克思主义的帮助，失去了理想而随俗浮沉；也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远比鲁迅为早，由于阶级和认识路线的根由，犯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违背了人民的利益。高度评价鲁迅这种求实和务实的精神，绝对不是歌颂“自发论”，而恰恰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鲁迅的思想发展证明了这样一条规律：中国革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行的，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从实际出发，或者不愿与实际结合也是不行的。
是的，正如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不是神一样，鲁迅也并不是一尊神，他有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但是，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即使对待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也采取了敢于正视的求实精神，这就避免了错误和缺点的延续和扩大。他并不认为自己说的做的都是真理，相反，他说自己只是“进化的链子上的中间物”，“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他把真理看作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他的思想成了一座里程碑。
鲁迅在五四前夕，一度悲观失望，甚至不想再提起笔来，但是，他又“怀疑自己的失望”。他说：“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他相信了群众的力量，不固执己见，不把自己封闭在个人独断的小圈子里，从而为自己开辟了认识真理的无限宽广的道路。
在当前，在执行党的新时期的总任务中，新问题一定会层出不穷地涌现到我们面前，我们多么需要发扬鲁迅这种尊重客观实际、尊重群众力量，虚心从善的精神，这也就是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忠于现世，望彼将来。”我们要用鲁迅这种思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军步伐，用切切实实的现实斗争来迎接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197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