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节”(守寡)“烈”(殉夫)是封建礼教摧残女性的“吃人”道德。这个道德的始作俑者孔子就对女性十分鄙视，他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鲁迅曾加以诘难：“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孔子还竭力表彰妇女为了愚贞而惨死：“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伯姬恪守“妇道”，作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孔子却对此大加赞赏，说：“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谷梁传》襄公三十年五月)北宋的理学家程颐恪守儒教的道德观。有人问他孤孀贫穷无依无靠的女子，是否可以再嫁？他说：“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河南程氏遗书》第二十二卷)南宋的儒家朱熹更张皇其说，于是妇女节烈之风，兴于宋、元，盛于明、清。明朝法律规定：“凡妇女因失得封者，不许再嫁。如不遵守，将所受诰勅追夺，断罪离异。”(《皇明制书·吏部职掌》)受着孔教的愚弄，民间竟有举家强迫妇女自杀殉夫的惨事。
这类“吃人”的“道德”一直延续到民国。在北洋军阀政府颁布的“褒扬条件”中，竟公然大书“表彰节烈”的条款，封建王朝的思想得到了合法化，这就反证了辛亥革命反封建是如何的不彻底。于是社会上的复古派，更加有恃无恐，在当时报刊上大做颂扬“节妇”“烈女”的诗文。立志“扫荡这些食人者”的鲁迅，不能不对封建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陋习——“表彰节烈”这一“吃人”的道德，予以严厉的抨击，尖锐的批判。
二
鲁迅的这篇文章写于“十月革命”的翌年，“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开始传播到中国，新思潮汹涌澎湃。
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起着冲锋在前、摧枯拉朽的作用，曾写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复古的文章。本篇就是他的一篇反封建的代表作。对捆绑妇女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四条绳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表现了作者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
首先，作者勾画了当时的世态：封建余孽的猖獗。他们慨叹“人心日下”，实际上是对新思潮的抵制，并由此包庇了一切坏种。在挽救“世风人心”的名义下，复古迷信思想正在抬头，“虚君共和”和“迎神扶乩”竟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在挽救“人心日下”的呼号中，又钻出一批人来，说要“表彰节烈”。
所谓“节烈”等等，都是反动统治阶级用封建礼教毒害妇女的阴险手段，一座座的“节烈”牌坊就是封建礼教吃人的罪证。鲁迅在他的后期杂文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都是统治阶级的“治绩”。“表彰节烈”的封建思想毒害了被压迫群众，这是使鲁迅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特别感到痛心的。他自称的“启蒙主义”绝不是高踞于群众头上的教诲，而是平等地热切地要引导群众脱离反动统治阶级的影响。
《我之节烈观》作为一篇驳论性的文章，它迥异于鲁迅后期的杂文风格，写得明白晓畅，汪洋恣肆，特别运用推理、判断的逻辑论证，层层驳斥了“表彰节烈”的荒谬悖逆。
鲁迅还从历史上考察了主张妇女节烈的渊源。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2—53页)古代的中国同样是如此，甚至对妇女或杀或吃，都无不可。活人殉葬的风俗消歇了，便发生了守节。所谓“妇者服也”(《说文》第12卷)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被杀被吃，或自尽殉夫，算是“烈女”；那末，“守节”便是活着痛苦一世。鲁迅指出这种“畸形道德”：“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为什么会上当呢？因为“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这就是说，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孔教儒学作为愚民政策的结果。然而孔子之徒却很明白这一套不过是“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自己倒并不一定实践的，因此以二十四史而论，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这就是“以贞节励天下”的“治绩”。(《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陈陈相因，成为积习，因此并非居心叵测的男子也受了愚弄蒙蔽，跟着一味鼓吹，鲁迅对他们还是加以区别的，晓之以理，说服教育。
鲁迅又从妇女对待节烈的实行的这一角度，论证了这种“吃人”礼教的惨酷，从而得出了这种“节烈”的行为，实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对“节烈”行为，鲁迅全文从每一个角度，都对它的提倡者进行了说理驳诘，然后得出不可推倒的否定性的逻辑结论，十分富有说服力。
不但如此，鲁迅根据他的朴素的辩证法，从既成的坏事中汲取教训，表示对为了节烈历史上无数无名的牺牲者，“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向封建礼教展开一次猛烈的攻击，“除去虚伪的脸谱”，“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这就化消极意义为积极意义。使节妇烈女的痛苦，惨酷的悲剧告诉人们：人类应该都受到正当的幸福。
三
被恩格斯誉为“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的傅立叶，“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反杜林论》第257页)因此，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运动中，妇女问题也不能不提到战斗日程上。鲁迅写于1918年7月的《我之节烈观》实际上是冲破壁垒森严的封建礼教堤防的最有力的一枪。此后，他对妇女问题的论述逐步深入，逐步接触到这个问题的社会本质，把它与整个社会的解放联系起来。鲁迅在1932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了一次演讲。当时胡适之抬出易卜生的《娜拉》，以妇女的走出家庭作为问题的解决，鲁迅却针对这种空幻的妄想，严正地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结论是妇女解放必须夺得经济权，与经济制度的改革联系起来。如果不改革现存的经济制度，妇女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鲁迅写于1924年2月7日的《祝福》，不但着眼劳动妇女所遭受的封建礼教的毒害，而且把这种逼迫妇女“节烈”的吃人礼教放在阶级对立的背景上来考察；有力证明封建地主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压迫和剥削劳动妇女，而且还用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使劳动妇女遭受到精神上的酷刑。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鲁迅不仅看到妇女受压迫的一面，也看到她们觉醒抗争的一面，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使他看到了“中国女子的办事……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看到了“中国的女性的临难竟能如此之从容”，发现了中国妇女解放的“辉煌的曙色”。他一再反对“男尊女卑”的制度，反对把一切罪恶都推到妇女身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舆论，他指出：“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中，他呼吁妇女们“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关于妇女问题的这个正确的结论，标志着鲁迅思想的发展。
但是，作为我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遗产，鲁迅的《我之节烈观》这一类文章，曾经以冲锋陷阵的姿态，给几千年来的封建道德以猛烈的扫荡和冲击，因而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本篇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解，层次清晰，条理井然，以无可辩驳的逻辑，使论敌无言以答，使读者览之了然，感到言所欲言。强烈地体现了五四时代革命者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