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忽然想到》一共写了11则。类似“随感录”，主要是对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政治时事，社会风习，思想文化进行抨击。
1925年4月，正当“五卅”运动前夕。这个运动以工人阶级为先锋，曾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过了一年，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即誓师北伐，使得反动军阀的统治摇摇欲坠。但是，当时北洋军政府还十分嚣张，例如在1925年4月，北洋军政府的教育部下令整顿学风，想迫使青年就范。5月7日，北京各界人民召开“国民追悼孙中山大会”，北洋军阀政府竟出动军警，下令干涉。投靠北洋军阀的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要青年学生“踱进研究室。”他发表了《国际的中国》一文，以此对抗中共一大的《时事宣言》，辱骂一大所选的中共领导人为“讼棍”，辱骂孙中山为“倒行逆施”，吹捧陈炯明的叛变是“一种革命”。反动势力还猖狂一时。本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的。
二
《忽然想到(五)》从封建礼教的禁止孩子说笑，而扩展到抨击当时的军阀专制。“治世的人们虽异，而其禁止说笑也则同”，目的在于“使人们变成死相。”
鲁迅呼吁人们起来反抗：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这正是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鲁迅所要求的思想解放，它带着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所未曾有的姿态。戊戌维新的勇士谭嗣同也提出过要冲决一切罗网，但是在君权面前停止了；辛亥革命注重民族主义，全力推翻满清皇朝，因而放松了对民主，个人自由的宣传和实践，而且当时的革命领导者孙中山还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民权主义第二讲》)鲁迅把思想解放看作生存权利的先决条件，这是空前的。事实证明，思想解放越彻底，越是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就越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道路。鲁迅的呼吁客观上反映了旧中国的封建势力还相对强大。
鲁迅不仅号召别人反抗，首先从自己做起。他在1925年4月8日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但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们照例要遇到的。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两地书·一○》)这段话很可作为如何“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的诠释。
三
《忽然想到(六)》从帝国主义分子来我国盗窃古物，谈到非“革新”不足以“保古”。
本文三处提到“外国的考古学者们联翩而至了”。他们哪里是来考古，而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如法国的格莱那于1892年从和阗盗去梵文佛经残本、土俑等；英国斯坦因于1901年在和阗盗掘汉晋木简，复于1907、1914年从敦煌千佛洞盗走大批古代写经及古画、刺绣等；法国伯希和于1908年又从敦煌千佛洞盗去大批唐宋文物；1924年美国瓦尔纳在敦煌千佛洞以特制胶布粘去珍贵的壁画26幅；1925年2月，他们又组织了一个所谓哈佛大学旅行团，再度到千佛洞去盗窃壁画，后经敦煌人民阻止，未能得逞。
鲁迅对这类现象，十分愤慨，他以激进的革命派的观点批判了阻碍改革的复古派；他看透了这些自命清高、标榜“劬古爱国”的复古派，“外国人所得的古董，却每从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风一同流出”；他看透帝国主义分子来中国考古是假，盗窃古物、帮同反动统治者保存旧意识是真。
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结成了反动的同盟，以此来扼杀革命思潮。
鲁迅一再惊呼：“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
如果要在民族、国家、人民的生死存亡面前作一抉择，鲁迅不惜极而言之，他认为有妨碍中国人民的生存者，应该统统踏倒。
他这样大声疾呼：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他。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字面，而了解其精神实质的话，我们决不应该误认为鲁迅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鲁迅不过以此设喻，反对卫道者珍若拱璧的封建思想文化而已。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鲁迅在《华盖集·北京通信》作了补充说明：“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思想是向前跨进了一步，但仍然比较笼统，还是进化论的演绎。
鲁迅用了《庄子》上的一段寓言诘问“保古家”：“‘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该不能说是禽兽行为罢。那么，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不用明言，答案自在问中，那当然是悖情逆理的禽兽了。以此作结，余音缭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