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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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圣武”》

分析《“圣武”》,人们往往只是注意鲁迅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歌颂:“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这当然是对十月革命的歌颂,表明了鲁迅对“新主义”——社会主义的态度。但是,这篇文章的另一主要内容,是批判传统的“圣武”思想和所谓国民性的弱点,或者说,以此来衬托迥然不同的外来的“新主义”。

什么是“圣武”?

是以“刀和火”为手段,改朝换代夺取统治权的权威。“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什么是“如此”?说穿了,就是“威福,子女,玉帛”,这是一切大小丈夫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国小农社会的特产。连住在土谷祠里的阿Q的革命狂想曲的主题也如此。当然大丈夫一旦获得“如此”,又想不死,想成仙,以便永远“如此”。

所以,鲁迅曾担心“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到了我们这里,“也立刻变了颜色”。当然,现在看来,鲁迅这种担心,是似乎有些过分的。实际上,这正是鲁迅目睹中国革命屡遭挫折,积累了太多的痛苦的经验的缘故。因此,鲁迅欢迎十月革命的着眼点便和李大钊不同,他显示了作为思想家的自己的特点,即一刻也不离开中国的现实去思考“新主义”。他特别着眼于中国人怎样去接受“新主义”。

鲁迅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能共鸣。”像这样的命题在当时是很少有人提出来的。任何事物的变化不在外因而在内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鲁迅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内因上,在哲学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当时,被鲁迅称为“新主义宣传者”的李大钊曾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感染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人。但是,他在启发群众觉悟上有时也看得比较简单,以致认为“快去作工呵”(《庶民的胜利》,见《李大钊选集》)就可以成为达到新世界的桥梁。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有过他的历史功绩,但也一度醉心全盘西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特点仍然缺乏认识,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对发动中国农民的重要性几乎盲目无知,因此,导致他在阶级估量上发生了错误,后来便走向政治上的歧途。

当然,鲁迅当时也并没有能回答中国应该如何去接受“新主义”的问题,他甚至提出这样的疑虑:“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乃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鲁迅书信集》第29页)但是,鲁迅一方面虽然担心中国能否接受“他国思潮”,另一方面却说出了一个真理:由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根深蒂固,即使是农民革命的领袖,他们的“最高理想”,也脱离不了“圣武”——“威福,子女,玉帛”的框框,因此他们便常常仅仅作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传播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因势利导,不能从改造中国社会入手,一定会碰壁。

所以,在《“圣武”》一文中,一方面歌颂了十月革命,歌颂了与“圣武”相对立的“新主义”;另一方面提出了中国要接受“新主义”的“精神燃料”问题、精神“弦索”问题、精神“发声器”问题,否则他认为是不会“共鸣”的。

实际上,鲁迅的一生都是在致力于这样的目标,提高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精神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