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且介亭杂文》是鲁迅1934年写的一部杂文集，共36篇，由鲁迅于1935年12月30日编定，1937年7月上海三闲书屋出版。
鲁迅当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为“越界筑路”区域，即租界当局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意即近于“半租界”。“且介”两字，分别为“租界”两字的各半。“禾”和“田”都去掉了，隐喻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吞和掠夺。
这是一篇不到一千字的序文，除开头一小段叙述杂文虽然受到压制，围剿，攻击，“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的情况外，其余三段，实际上提出了三个问题，同时也回答了杂文在“围剿”中反而蓬勃生长的原因。
第一个问题，杂文是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因为它是阶级斗争中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特别是鲁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因此，鲁迅大量的杂文，是概括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经验的。在与对手短兵相接中，往往不容许有充分的余裕，使作家能够从容地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熔铸到创作中，表现在形象和典型里(参见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大量的杂文，都是时代的产物，迅速，直接，明快，及时。这种特点又决定了它的艺术形式。鲁迅的杂文，反动文人当然十分忌恨它；以文学作为“敲门砖”的人也不喜它。鲁迅说：“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早年写小说，也绝不是为了要进“艺术之宫”，他只是同样为了人民的需要，以便揭出当时人民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既然怀着这样的目的，因此他更着眼和致力于直截了当的对旧中国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采用杂文形式。晚年，他将自己为革命而写作杂文比作“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希望，“前进的杂文作者”，决不要计算是否可以用文学的手段作为向上爬的梯子。应该正如工农的做工种田一样，决不计较自己的贡献。也惟有这样，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而写作，甚至为此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计。
当然，不能将杂文与长篇小说对立起来，但是，如果责备当时为什么要提倡写杂文并认为因此妨碍了“伟大的作品的产生”，证明对鲁迅杂文的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对当时的时代也缺乏应有的认识。
鲁迅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他说：“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为了现实的斗争，鲁迅曾经放弃他两部已经初步构思好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为了斗争，他曾经放弃了他关于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等学术性著作的写作。这自是中国创作界和学术界的损失，但是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用他所独创的杂文直接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宣扬了革命的真理，完成了崇高的历史使命，不但足以补偿了他在文化史上的损失，而且由于他以杂文的形式概括了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经验，却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树立了巍峨的丰碑。
二
第二个问题，“战斗一定有倾向”。这是鲁迅的一句名言。它总结了文化战线上斗争的经验。
倾向就是阶级立场，正如列宁所说：“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 (《列宁选集》第1卷第153页，人民出版社中译本)共产主义者从来就认为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可耻的，鲁迅的每篇杂文都表明着他鲜明的政治主张，他反对那种标榜“第三种人”的骑墙派；用折中、公允的“中庸之道”来作自己的护身符；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庄子哲学作为自己的防空洞。他从来不相信有“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即使庄子，鲁迅也指出他“无是非观”的虚伪性，试看他在《天下篇》里，正是“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且介亭杂文二集·“文人相轻”》)因为鲁迅一则说：“文人不应该随和；……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象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再论“文人相轻”》)再则说：“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而鲁迅正是以他的全部著作实践了他的宣言。
当然，对手也是有他们的战斗倾向的，并且很坚执。邵洵美、林希隽等人所以轻视鲁迅的杂文，正是他们倾向性的表现。鲁迅揭穿了他们“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佯称要求产生伟大的作品，想一下子把杂文扼杀，其实还是为的杂文的内容刺痛了他们，使他们觉得格格不入，与他们的美学趣味大异其趣。
三
第三个问题，说明自己杂文的特点和意义。
“当然不敢说是诗史”是自谦，其实鲁迅的杂文正是他那个时代的史诗。“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是千真万确的。“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这是对不顾时代特点客观条件是否允许一味要求“史诗”式的“伟大作品”的微讽。
“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以隐喻当时时代的黑暗。“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以“小钉”、“瓦碟”做比喻，一方面固然自谦，另一方面说明杂文的实用。“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正说明时代需要杂文。
鲁迅从来是从改革家的角度来考察杂文的，在早期，他就大力倡导这种文体，在《两地书》中，他曾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到晚年，他又赞扬杂文的“言之有物”，“和现在切帖”“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因此，他“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且介亭杂文·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在这里，使我们看到他在提倡杂文背后的火一样的革命热情。不论从事哪种文体的创作，这样的革命热情是应该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