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在1936年6月初，曾经大病一场，到6月30日渐见好转，他在《日记》中追述当时病情：“自此(五日)以后，日渐萎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当时宋庆龄特地写信慰问鲁迅，十分恳切地劝他立即住院医治或转地疗养，信上说：“……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但鲁迅却认为既然革命需要自己，更不应该离开“战场”，放下笔来。所以他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写本篇时，鲁迅仍在病中，见9月5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为《中流》(二)作杂文毕。……”即指此篇。本篇实际上是鲁迅的遗嘱，概括了鲁迅一生的战斗精神，表达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爱憎分明的态度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二
《死》是一个严肃的题目，但是鲁迅却顺着自己的思路，娓娓道来，弥感亲切。他先是从史沫德黎为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中说到这位德国的女木刻家“好象很有点抛不开死这观念”，引出本文的命意。但鲁迅的笔锋一转，就接触到了现实：“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轻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象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这是因为中国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惨重，不少人日夕挣扎在死亡线上，仿佛已经泯灭了生与死的界限。“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鲁迅用轻松调侃的笔调，却十分严肃地告诉了我们：“死”在当时中国人生中的地位。
三
从中国人对“死”的观念也可以见到严酷的阶级分界，穷人“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因为，“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生道”，他们或者“化为居士，准备成佛”；或者“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活着超出“人理”，死后也就超出轮回。这里指的是蒋介石政府的考试院长戴传贤。他曾在考试院内设有佛堂；并通电“读经救国”。
鲁迅说还有一种小有金钱的人，则预备安心做鬼。他们以为做鬼犹如做人，活着所享受的一切可以随身带到阴间继续享受，这是“还未过厌的人的生活的连续”。正如在宗教观念中反映着人生观念一样，对“死”的观念也反映着打上阶级烙印的人生理想。
四
说到自己对死的态度，是“随随便便”，鲁迅幽默地称自己“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
为什么？
因为“近十年中，有时也为了朋友的死，写点文章，不过好象并不想到自己。”
“故旧云散尽，我亦等轻尘”，这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哀范爱农的诗；近十年来，刘和珍等的死，左联五烈士的死；杨杏佛的死，时萦胸怀，对自己也就淡然处之。
接着说因为近两年病多，就记起了自己的年龄，再加“有些作者们笔下的好意的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就想到了死。好意的不说，恶意的就有杨人所谓“鲁迅先生老了”“他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工作了”。这里顺手给予一箭。
然而一想到死，鲁迅觉得“要赶快做”，希望在极有限的光阴中，加紧工作。这就是鲁迅对待死的态度。
鲁迅曾说过：“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1936年3月26日致曹白信，《鲁迅书信集》第967页)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支配下，鲁迅在病重期间仍忘我工作。据许广平回忆：“他曾偷偷地做工，而在我预定回家时间前停止。使一面达到自己目的，一面免我责劝，这样的精神是可怕的，而且后来连病中预计的夜间休息也不大做得到，拿起笔来了。……后来连睡眠的时间也延迟了。一个战士的爱惜身躯，是如同爱惜子弹一样的，然而勇敢的战士当负伤时，却是仍然力疾起来，不惜最后的极力掷出手榴弹。”(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
由于病不断的加重，于是引起了关于死的预想。
然而它虽使“善感的朋友下泪”，自己却十分坦然。鲁迅幽默地说：“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所谓“琐事”，其实并不是琐事，就是他留下的七条遗嘱。这凝聚着他一生斗争的经验，显示着他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非凡的人格。
这七条“遗嘱”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据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回忆，鲁迅当时的经济是相当紧迫拮据的。但他生前既不为敌人所利诱，死后也不愿为敌人所利用。不义之财，弃如敝履。表现了鲁迅高度的革命原则性。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这三条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是一种忘我精神的继续发扬。鲁迅曾说过：“愈是无聊赖，没有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要占据别人的心。”(《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然而具有忘我精神的革命者，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的文学家或美术家。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否则，“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这同样是对鲁迅这句名言的高度评价。
鲁迅曾对这些空头的文学家，或空头的美术家，表示厌恶，他在1934年6月3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近十年来，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因此鲁迅谆谆告诫儿子长大后万不可做这样的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这也是鲁迅一生战斗经验的总结，决非指生活小事。试看一部中国现代史，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当他们羽毛尚未丰满，曾允许给人民种种利益，一旦篡权，却便大杀党人。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在强大的压迫下，鲁迅一向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精神的。他在1907年所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盛赞波兰诗人密克威支的《死人之祭》中的康拉德的形象，康拉德有一首复仇歌，末曰：“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报矣；即不如是，亦报耳。”鲁迅说：“报复诗华，盖萃于是，使神不之直，则彼且自报之耳。”
后来，鲁迅曾多次提出向压迫者复仇、索取血债的问题，他一反东方精神文明中的“恕道”。《故事新编》中的《铸剑》，便是一首复仇的颂歌，宴之敖者的勇于复仇和善于复仇，决不是从个人出发，而是因为他“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鲁迅曾说：“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坟·杂忆》)
鲁迅的思想固然有其发展的阶段性，但也有其承续的一贯性。鲁迅的复仇思想，在后期因为看到了代表强大物质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有了必胜的信念，因此具有了从容迎敌的气度。但是，反对“勿抗恶”的观念仍然是鲁迅的中心思想，不过提高到科学形态上来认识和理解罢了。他在1936年9月20日所作的《女弔》一文中，赞扬了女弔的复仇精神的可贵。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这是重申了“遗嘱”中的思想。
“遗嘱”只写了七条，下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段，全文如下： 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中国有句俗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中的含义也包括可以了结一切宿怨。然而鲁迅却与中外的“恕道”(中国的“犯而勿校”和外国的“费厄泼赖”)绝缘，“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就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精神，一种铮铮铁骨的革命气节。
六
本篇写的是“死”这个题目，却一扫陈言，毫无旧文人那种感慨人生无常的滥调，相反，它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这生命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归宿——死。
本文既不哀伤，又不故作慷慨之论，却用一种舒徐轻缓的文笔来娓媚而谈，而且杂以笑语，谐趣横生，使《死》这篇文章充满了活气。“喷泉里喷出来的总是水，血管里喷出来的总是血”。鲁迅的生死观正是他的人生观的反映。我们知道鲁迅怎样对待死；也由此更能领会鲁迅怎样对待生。《死》对我们的启示是：使我们更热爱生活，执着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