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
格律诗
格律诗是诗歌的一种，是盛唐以后逐渐形成的。格律诗的篇式、句式有一定规格，音韵有一定规律，变化使用也要求遵守一定的规则。后人为了区别没有格律化的古诗，就称之为近体诗或会体诗。
格律诗是在字数、韵脚、声调、对仗各方面都有许多讲究的诗。它规定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讲平仄，严格押韵等。它是根据汉语一字一音，音讲声调的特点和诗歌对音乐美、形式美、精练美的特殊要求而产生的，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而流传不息。
格律诗对声律的要求非常严格。声律包括押韵和平仄，其中又以平仄最重要，正如毛主席所说：“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给陈毅同志的一封信》）
格律诗分为绝句和律诗，都分五言和七言，律诗还有排律。四句为绝句，八句为律诗，十句以上为排律。
律诗的第一行为首联，依次是颔联、颈联、尾联。律诗的中间的颔联和颈联一定要对仗。韵脚方面格律诗多以平韵为主，起首一句可押韵也可不押韵，其他的单句尾字讲究平仄，一定要与韵脚的平仄相反。
诗话
诗话是评论诗歌、诗人、诗派以及记录诗人议论、行事的著作。诗话大多属于随笔之类的杂文，行文运笔，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拘束，形散而神不散，始终以论诗为中心。诗话的语言风格，平易浅近。如南朝钟嵘评论阮籍诗韵：“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这些品评随意、即兴，多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是历代文人喜闻乐见的一种论诗形式。诗话始自南朝梁代的钟嵘，他写的《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著，也是诗话的开山之作。写诗话之风，宋朝最盛，明清两代次之。最著名的有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和清朝袁枚的《随园诗话》等著作。
词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此外还有乐章、歌词、歌曲、琴趣、笛谱、倚声等等称谓。由于它一开始是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是由五言诗、七言诗或民间歌谣发展而成的，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因此又叫长短句。
据《旧唐书》上记载，唐朝时候，为了适应和音乐节拍配合的需要，当时的优伶乐师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子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不登大雅之堂，被视为诗余小道。到了宋代，因为词本来就是来自民间的，所以在题材方面较为自由，在格式方面更易于表现，加上能配乐歌唱，在韵律方面更利于流传，词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词与诗比较，更集中于抒情，极少叙事的内容，也很少揭示哲理，但格律限制比诗更严格。
词一般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以脂粉气浓烈的崇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的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被称为“婉约派”。宋时的苏轼开创了豪放派，风格豪放。
词有词牌，例如《西江月》、《破阵子》、《沁园春》等，每个词牌都有固定的字数、固定的句数、固定的平仄用韵。词大致可以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一般认为58字以内为小令，59-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
词牌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朝以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一些词牌，除了正名之外，还标有异名，或同名异调。
关于词牌的来源，大概有下面五种情况：
一、本来是乐曲的名称。如《菩萨蛮》、《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等。这些有的来自于民间，有的来自于宫廷或官方。
二、摘取一首词中的几个字作为词牌。例如《忆秦娥》，因为依照这个格式写出的最早一首词的开头两句是“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所以词牌叫《忆秦娥》，又叫《秦楼月》。《忆江南》本名《望江南》，因为白居易的一首咏“江南好”的词，最后一句是“能不忆江南”，所以又叫《忆江南》。《念奴娇》又叫《大江东去》，这是由于苏轼一首《念奴娇》的第一句是“大江东去”；又因为苏轼这首词的最后三个字是“酹江月”，所以又叫“酹江月”。
三、直接用字数来命名。比如“十六字令”，全词就共有十六个字；“百字令”全词共有一百个字。
四、以人名、物名或者故事为背景作词牌。如《沁园春》，据说东汉明帝的女儿沁水公主的园林名叫“沁园”，后被外戚窦宪仗势夺去，后人以此事作词，就产生了词牌名《沁园春》；还有《浣溪沙》，就是以春秋时的美女西施浣纱的故事而得名。
五、本来就是词的题目。《浪淘沙》咏的是浪淘沙，《更漏子》咏夜，《抛球乐》咏抛球，等等。这是最普遍的。凡是词牌下面注明“本意”的，就是说，词牌同时是词题，不另有题目了。但是，绝大多数的词都不是用“本意”的，因此，词牌之外还有词题。一般在词牌下面或后面注明词题。这种情况下，词题和词牌没有任何联系。一首《浪淘沙》可以完全不提到浪和沙；一首《忆江南》也可以完全不提到江南。这样，词牌只不过是词谱的代号罢了。笔记体小说
笔记体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是具有小说性质、介于随笔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体。笔记体小说多以人物趣闻轶事、民间故事传说为题材，具有写人粗疏、叙事简约、篇幅短小、形式灵活、不拘一格的特点。笔记体小说起源于南朝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代表作有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
笔记体小说因内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志人”及“志怪”两种。“志人”小说受当时社会上清谈及品评人物的风气影响，出现了大量记述人物遗闻轶事和言谈举止的志人小说，从中我们可看见当时社会现实状况及人民的心理。
“志怪”小说，则继承了《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传奇述异的特点，专记神仙方术、妖魅鬼怪、佛法灵异、殊方异物等。在动乱的时代，人民往往会将心灵需要寄托在超现实的佛道或神鬼幻想中，以求解脱。迷信风气所及，各种鬼神怪异的故事，就应运而生了。
变文
敦煌变文变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变”是指的“经变”，是佛教用语。“变文”最初是寺院里的僧侣为了传讲佛经，将佛经中的道理和佛经中的故事用讲唱的方式表现，这些故事内容通俗易懂，写成稿本后即是变文。后来内容范围扩大，也演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成了民间的说唱文学。
变文多取材于佛经或中国民间故事，大体有三种：一是带有佛教故事的变文，如《降魔变文》、《破魔变文》、《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二是历史故事的变文，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等；三是民间传说题材的变文，如《舜子至孝变文》、《刘家太子变文》、《董永变文》等。此外，还有少数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变文，如《张义潮变文》等。
变文在艺术形式上具有独特的创造。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在艺术形式上具有独特的创造，一般都是有说有唱、韵文和散文相结合。有的以韵文为主，有的以散文为主。不论在人物性格、情节结构和叙述描绘上，都很有吸引力。往往在佛经上或史籍上只有简略记叙的人物和事件，到了俗讲法师或艺人的口中就敷衍铺张成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其中优秀作品，人物形象因有充分描绘而显得充实丰满，如伍子胥、贞夫。叙述虽详，而不拖沓，仍能做到紧张曲折，引人入胜，如《秋胡变文》。唐代变文对于宋代的话本、明清的小说很有影响。中国的长篇小说起源于变文，已经是一种公认的说法。此外，说唱文学一直绵延不绝，直到今天还是一种重要艺术形式——曲艺，在这类文学现象的发展过程中，变文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唐代变文过去一直被认为失传了。变文直到近代才被发现。1899年，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变文手抄本以后，对于变文的研究才逐渐被人重视。1929年，郑振铎第一次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
传奇
传奇是唐代文人用文言文撰写的短篇小说，其内容多是传述奇闻趣事。唐末小说家裴铏曾把这些故事编成《传奇》一书，后人便把唐代短篇小说称为“传奇”。
传奇是一种迎合城市居民口味的文学体裁。唐朝时，长安等大城市不断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市民阶层，为了适应市民阶级文娱生活的需要，于是传奇便应运而生。传奇取材广泛，语言凝练，情节离奇又曲折生动，是中国古典小说渐趋成熟的标志。
中唐是唐代传奇的全盛期，作品数量众多，其中以沈既济的《枕中记》、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和陈鸿的《长恨歌传》等最为著名。
唐代传奇的内容丰富多彩，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较广，有的表现了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有的通过幻想形式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有的暴露了上层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有的歌颂了除奸仗义的豪侠行为，大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唐传奇也包含着许多思想糟粕，如宣传鬼神迷信和宿命论，宣扬女人是尤物、祸水，赞美出于个人感恩而为主子效忠的行径等等。
唐代传奇标志着中国小说已经走向成熟，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对宋以后的话本、戏曲和讲唱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话本
话本是宋代兴起的白话小说，用通俗文字写成，多以历史故事和当时社会生活为题材，是宋元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
宋代“说话”（说书）人的底本，也被称为“话文”或简称“话”。“说话”就是讲故事，类似现代的评书。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有众多的官吏和士兵，还聚集着大量的商人和工匠，形成了一个新的市民阶层。各种民间技艺都向城市会合，以适应新的城市居民的文化需要。“说话”便顺应时代出现了。南宋时，“说话”通常分为“小说”、说经、讲史和合生四家。
语言以白话为主，融合部分文言，中间穿插一些古典诗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话本语言生动、泼辣，富于表演力，作品的主角多为手工业者、妇女、市井商人等，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对后代的通俗文学和戏剧、曲艺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诸宫调
诸宫调表演场景诸宫调是中国宋、金、元时期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诸宫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由多种宫调的若干不同曲调组成，所以被称为“诸宫调”，亦称“诸般宫调”。这一曲种形成于北宋神宗（1068-1085）年间。
诸宫调曲调来自唐、宋词调，唐、宋大曲，宋代的缠令以及当时流行的其他俗曲。从今存的诸宫调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曲式包含有：单个曲牌的只曲；由一支曲牌反复或多次反复再加上尾声而构成的短套形式；用属于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连接而成的套曲形式。这几种曲式，视故事内容情节的需要，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并间以说白，以说唱长篇故事。随着宋室南迁，诸宫调传到南方。诸宫调所用的伴奏乐器，宋时主要用鼓、板、笛；金、元时，有加用弦乐器和其他打击乐器；后来的明、清人又称诸宫调为“弹词”或“弹唱词”。
金、元时的诸宫调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其中《西厢记诸宫调》是唯一完整的一部，作者为金代章宗（1190-1208）时人董解元，故又称《董解元西厢记》，通称《董西厢》，是中国古代优秀说唱文学作品之一，对元杂剧《西厢记》的创作影响很大。
诸宫调的出现，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其演唱方式，特别是套曲的形式，对元杂剧的音乐有直接影响。
散曲
散曲又被称为“清曲”、“乐府”。它是一种同音乐结合的长短句歌行，经过长期酝酿，到宋金时期又吸收了一些民间流行的曲词和少数民族的乐曲，于是逐步形成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金元时在北方流行，故散曲又称北曲。它包括小令、套数两种主要形式。
散曲之所以称为“散”，是与元杂剧的整套剧曲相对而言的。如果作家纯以曲体抒情，与科白情节无关的话，就是“散”。它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文体。其特性有三点：一是在语言方面需要注意一定格律，同时又吸收了口语自由灵活的特点，因此往往会呈现口语化以及曲体某一部分音节散漫化的状态。二是在艺术表现方面，它比近体诗和词更多地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三是散曲的押韵比较灵活，可以平仄通押，句中还可以衬字。北曲衬字可多可少，南曲有“衬不过三”的说法。衬字，明显的具有口语化、俚语化，并使曲意明朗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
散曲和词体式相近，都是按调填词，但词的定格一般不变，而曲一般在字数定格外，可以加衬字，较为自由，又多使用口语，风格明快泼辣，有民歌色彩。
散曲分小令和套曲两种样式。小令是单个的曲子，跟现代的歌词相近，是按曲调创作的，每个曲调都有自己的名称，各个曲调的字数和句式各不相同，常用于写景、抒情。套曲，又称“套数”、“散套”，通常用同宫调的若干曲子连缀而成，长短不论，一韵到底，一般都有“尾声”，适宜叙述比较复杂的内容，如睢景臣的《汉高祖还乡》。
南戏
南戏，又称“南曲戏文”，是由宋杂剧、唱赚、宋词以及里巷歌谣等形式，综合发展而来的。南戏将歌唱、舞蹈、念白、科泛熔为一炉，是我国戏曲南戏剧本插图最早的成熟形式。南戏最早发源于浙江温州（又称永嘉）一带，所以又称“温州杂剧”或者“永嘉杂剧”。
南戏起源于民间的歌舞小戏，题材大都来源于民间传说、民间说唱、历史、宗教故事等，也有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在南戏所有的戏文中，描写爱情、婚姻、家庭的故事几乎占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