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有生、旦、净、末、丑、外、贴七种角色。生、旦是剧中的男女主角，都是正剧角色，外是老年男女，净、丑则是戏剧角色。南戏中的每个角色都可以自由地演唱，并且把抒情与叙事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使南戏更适宜表演悲欢离合的内容，南戏的念白和歌唱密切配合，分为韵文体和散文体，正剧角色都用“官话”，而喜剧角色多说白话。
南戏的音乐比较自由，曲牌的组合比较随意，唱词的字数、平仄声调也没有严格的规定。后期吸取北杂剧的音乐，出现了南北合套和集曲，结构也趋于严谨。
元朝末年，由于杂剧的衰败，南戏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在艺术上也更加成熟，在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到了明朝进一步发展成为传奇，以后又与地方腔结合，形成了各种地方剧种，对戏曲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元杂剧
元杂剧就是元代的戏曲，是在宋杂剧、南戏以及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一个高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已经发展成熟。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
元杂剧剧本插图元杂剧是综合表演、说、唱、音乐、舞蹈的艺术形式。每本通常四折，一般按照剧情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束来划分。有时为剧情的需要，在四折之外，加上“楔子”，有的在第一折之前，用来交代人物和故事的前因，以引出正戏，相当于开场戏；也有的置于两折中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当于过场戏。
杂剧剧本一般包括唱（歌唱）、白（道白、对白）、科（动作、表情）三部分。全剧一般由主角一个人来唱，其他角色只能念白。主要的角色通常是“正旦”或“正末”，所以剧本分“旦本”或“末本”。
杂剧的末尾一般有两句或者四句诗，用以概括全剧的内容，叫“题目正名”。元杂剧的唱词占比重很大，在音乐上要求严格，每一折由连缀同一宫调（乐调）的若干支曲子组成。一折中不变调子。每套曲子只押一韵，中间不换韵，而且几乎每句都押韵。
元杂剧的角色一般分末、旦、净、杂四大类。末，多扮演中年男子。正末指剧中的男主角。旦，扮演妇女的角色。正旦指剧中的女主角。净，扮演性格刚烈或粗暴的人物，通称花脸。杂，扮演杂差、百姓等人物。
章回小说
章回小说是长篇小说的一种，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整。章回小说是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
“章回”的“回”的意思是“次”。宋元说话人演说长篇故事，要分多次才能讲完，每场只能讲演一段。为了吸引观众，说话人便在讲到紧要关头的时候打住留下悬念；为了让听众对所讲的内容事先有所了解，往往用易记易背的对偶句将要讲的故事加以概括，这就形成了回目；因为每场讲演的时间大致相同，所以每回故事的长短也大致相等。所以，宋元时期说话人说唱的底本，已具有章回小说的雏形。
经过宋元两代的长期孕育，元末明初出现了一批章回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水浒传》等。这些小说都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经说话和讲史艺人补充内容，最后由作家加工改写而成。它们比起讲史有很大发展，其中人物和故事的核心虽然是历史的，但更多的内容是后人所创造的，篇幅比讲史更长，主要是供读者阅读的，而且明确分为若干卷，每卷又分为若干节，每节前面有一单句目录，如“刘玄德斩寇立功”等。
章回小说到明代中叶，小说的回目正式创立。这个时期创作的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词话》等，都分回标目，只是有的回目用单语，有的回目用上下句，但往往对仗不工。到了明末清初，回目采用工整的偶句，逐渐成为固定的形式。自此以后直至近代，中国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普遍采用这种形式。讲史小说
讲史小说是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的一种，产生于宋元时期，成熟于明代。它主要记叙历史故事、描写历史人物，通常以前代正史、野史、民间故事传说为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宋元时期写定的讲史本子多称“平话”，如《三国志平话》。这类小说作品在产生之初情节结构比较松散，缺乏完整性，到明代逐渐定型，出现了成就较高的作品。明代讲史小说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历史演义，以《三国演义》为代表；二是英雄传奇，以《水浒传》为代表。讲史小说在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神魔小说
《封神演义》插图神魔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又称神怪小说。神魔小说是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指导下，接受了古代神话、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说经话本以及“灵怪”、“妖术”、“神仙”等小说话本的影响，吸取了道家仙话、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养分产生的。神魔小说的内容大多是神魔鬼怪的出身修行，斗法飞升等，故事情节奇异诡谲，真幻相间，以此来影射世情。明清时期较为兴盛。神魔小说语言风格不拘一格，想象力丰富，背景或为虚幻或为海外某地假托，综合宗教、神话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因此至今广为流传。不少文人或依历史事件，或依流行的神怪故事，写了大量名著。神魔小说受宗教尤其是佛道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脱离中国小说的志怪传统，比较著名的神魔小说有《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绿野仙踪》等。
世情小说
所谓世情小说，就是主要以普通男女的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家庭或家族兴衰及社会众生相等为题材，来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金瓶梅》常常被看做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之后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者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其中，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等作品，将婚姻爱情故事和社会生活相联系，是《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的桥梁。《红楼梦》的出现，标志着世情小说创作达到了顶峰，全景式地展现了一个贵族家庭的末世景象。此外，《醒世姻缘传》和《歧路灯》也是展现世态人情的风俗画卷。
文学流派
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慷慨悲凉的诗文风格。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196-220），所以这一时期的诗文风格就被称为“建安风骨”。这一时代的作家，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幹、阮、刘祯、应玚）为代表，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的作品，普遍采五言形式，内容充实、感情丰富，风骨遒劲，人们称其为“建安风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诗文婉约；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练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
正始文学
魏末正始（魏齐王曹芳年号）年间，司马家庭专权，政治环境恶劣。许多文人名士既不愿与司马氏集团合作，但又惧于黑暗势力，怕遭杀身之祸，加上老庄思想的影响与玄学思想的兴起，当时的文学失去了建安时期文学慷慨悲凉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表现出在司马氏黑暗势力统治下的精神苦闷与抗争。这一时期诗文抑郁曲隐，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司马氏以“名教”作号召，标榜以孝治天下）。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正始文学”。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
左思风力
左思左思风力是对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左思（252？-306？），字太冲，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人。左思博学多才，创作《三都赋》，十年乃成，朝野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纸贵。左思志高才雄，胸怀豪迈，是西晋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情调高亢，辞采壮丽，笔力矫健，气势昂扬，形成独有的豪壮风格。他的代表作《咏史》八首虽云咏史，实则借咏史来抒发他对现实的不满及感慨，借咏史而咏怀，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猛烈抨击不合理的门阀制度，表现了对门阀制度的极端蔑视和反抗，因而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抒写怀抱，抨击现实，多不平之音，和当时流行的华丽诗风迥然不同。他的诗歌所表达的这种精神，钟嵘《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
太康体
太康体是指西晋太康时期的诗风。太康（280-289年）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时期，政治较稳定，文风鼎盛，产生了一批有才气的作家，著名的有潘岳、陆机、陆云、张载、张协等。这个时期的作品，都不太重视诗的内容，无论诗歌辞赋，都用心雕琢，注意修炼辞藻，追求华美的辞藻和工整的对偶，失去了汉魏诗歌的浑厚风格。武帝司马炎死后，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相接续，太康体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在战乱中消失了。
玄言诗
玄言诗是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约兴起于西晋末年，盛行于东晋。魏晋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逃避现实。加之佛教开始盛行，玄学与佛教逐步结合。许多文人“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玄言诗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大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缺乏真挚感情，诗味不浓，文学价值不高，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但其中通过景物来表现哲理的作品，为山水诗的出现起到了催化作用。
南朝宫体诗
宫体诗是指南朝梁和陈代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主要作家有萧梁皇族及其文学侍从。内容多是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辞藻靡丽，声律严整，时称“宫体”，后来因称艳情诗为宫体诗。“宫体”之名，始见于《梁书·简文帝纪》对萧纲的评语：“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宫体诗中有不少以写妇女生活及体态为内容，如《子夜四时歌》：“开窗取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都充满了绵绵的暧昧之情，因此受到不少批评。其实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低下的也只占少数。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但是宫体诗在形式上更趋格律化，对于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山水田园诗派
山水田园诗派是唐代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盛唐时期国力强盛，社会上佛道思想流行，道家崇尚自然及返璞归真的追求和佛家禅宗的净心明性的境界，使文人追求超然独立的心态，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他们继承陶渊明、谢灵运山水诗歌的传统，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因而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他们的诗歌以描绘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为主，风格清新自然，意境淡远闲适，写景状物工致传神，提高了诗歌表现自然景物的艺术技巧，是唐诗艺苑中的一朵奇葩。其代表人物有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合称“王孟韦柳”。其他山水田园诗人还有刘长卿、裴迪、常建、储光羲等。
边塞诗派
岑参诗意边塞诗派是盛唐诗歌流派之一。唐时，各民族不断进行融合，但也时常发生一些民族冲突，边塞战争频繁。这些历史现象对当时的生活影响较大，因此也成为很多诗人歌咏的题材。这些诗作多写军旅征战生活、边塞风光景物、边地的风土民情，以及征人思妇的深切思念。内容大同，诗风相近，所以被称为边塞诗派。
边塞诗人的作品气势奔放，慷慨激昂，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边塞诗形式上多为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最足以表现盛唐气象。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李颀的《古从军行》是唐边塞诗中的杰作。王之涣和崔颢等人也写过一些边塞诗，但边塞诗人中成就最大的是高适、岑参，因而该诗派又称高岑诗派。
唐宋古文运动
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宗旨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它在形式方面是“反六朝，复古体”，在文体上要求恢复先秦两汉古代散文的传统。
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辞藻等形式，内容多空洞无物，华而不实。为了改革文风，唐宋时期发起了倡导古文的“古文运动”。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质朴自由，不受格式拘束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翱等人的积极参与，使古文运动进入了成熟与兴盛的时期。
晚唐五代，骈文又弥漫文坛。宋朝时，在欧阳修的带领下，又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他高举崇儒尊韩的旗帜，同时把儒学和现实联系起来，强调“明道”与“致用”相结合，写出了大量明畅婉转的散文。稍后，王安石、曾巩、三苏等将宋代古文运动推向了高潮。
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其含义就是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故又名“新乐府运动”。
经历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动乱、政治腐败，有识之士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国家再度繁荣起来。以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新乐府便应运而生。新乐府运动是在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基础上而兴起的，它远承《诗经》和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近取杜甫、元结、顾况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新乐府是一种用自命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但更重要还是这一作家群体的共同的理论追求和创作实践，才使之成为中唐诗坛上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诗的特点是：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除白居易而外，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也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作家。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都是新乐府运动中的优秀作品。
新乐府诗试图在诗中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然而此类型的创作不免会触动到权贵人士，因此在风气的推展上并不顺利。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遭谤被贬，远谪江州，新乐府运动也因之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