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清代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早期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针对晚清诗歌创作追求古与雅的原则，他们提出了“新”与“俗”的纲领。“新”就是要反映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认为诗人应关心生活，熟悉生活，通晓世情，了解时势，写出新的意境。“俗”就是要通俗，“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主张从民歌中汲取养料，不受旧诗束缚来创造新的通俗诗歌。
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随着改良派政治上的堕落，诗界革命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文学大家
屈原
屈原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在屈原的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后被楚怀王流放。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是屈原的代表作品。
《离骚》是屈原最宏伟的诗篇，是他自述平生的抒情诗。《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表现了作者探索事物本源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九歌》则是屈原在流放江南时在楚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整理的一组祭歌。《九章》则刻录了屈原的片断生活和心情。
屈原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辞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
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今属河南省）人。贾谊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于郡中。文帝即位后，贾谊任博士，掌文献典籍。那时，贾谊不过20多岁，在博士中最为年轻，但他的见识和议论，赢得博士中年长者的尊敬，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到一年，他被擢升为太中大夫，朝廷上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贾谊的才华和文帝对他的信任，引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他们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流言，动摇了文帝对贾谊的信任，结果文帝让贾谊离开长安，去做长沙王的太傅。所以后人称贾谊为贾长沙、贾太傅。在长沙任职的三年中，贾谊的心情一直抑郁不欢。文帝七年（前173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后来梁怀王骑马时摔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久死去。
贾谊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也杂有法家、黄老的成分。刘向指出“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尹）管（仲）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赞》引）。
贾谊的散文有战国纵横家的风格，善于运用不同历史事实的对比分析利害，在铺张渲染的描写中，造成文章的充沛气势，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贾谊的散文对唐宋古文的写作有一定的影响。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贬疏》。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文学家，初名犬子，因慕战国时人蔺相如，改名为相如。他年少时好读书舞剑，任景帝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喜好辞赋，司马相如遂辞官至梁，为梁王门客，与梁王文学侍从枚乘等人同游，作《子虚赋》。后归蜀，经临邛（今四川邛崃）时被当地富人卓王孙宴请。卓王孙有女卓文君，善鼓琴，羡慕司马相如才华。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但因家境贫寒，便返回临邛开设酒店，文君当垆卖酒。卓王孙碍于面子，给文君仆百人，钱百万，夫妻回到成都，成为富人。汉武帝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拜其为郎，后提为中郎将，后因事免官，称疾闲居至死。
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鲁迅曾称赞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其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等。
班固
班固（32-92），东汉文学家、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年少时，就能属文，16岁入洛阳太学，又性情宽和谦让，因此深为当时儒者所钦重。其父班彪死后，他想要接替父亲补写《史记后传》，被人告发他私改国史，下狱，其弟班超上书辩解，获释。汉明帝很赞赏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班固诏修史，经过多年努力，基本完成《汉书》的写作。章帝时，班固任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年）帝诏诸王、诸儒集合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令班固撰集其事，纂成《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班固随大将军窦宪征匈奴，为中护军。窦宪骄横获罪，班固被牵连入狱，死于狱中。
班固所作的《汉书》开创纪传体断代史。所作《二都赋》规模宏大，是汉赋中最早描写京都的作品。
三曹
三曹“三曹”，指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因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所以后人合称之为“三曹”。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汉魏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沛国（今安徽亳县）人，后来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封魏王。子曹丕称帝，追尊他为武帝。他对文学、书法、音乐都有深湛的修养。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风格清峻通脱。他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如《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对酒》、《短歌行》等。在《步出夏门行》中，有这样的诗句：“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表现了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短歌行》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他的诗作朴实无华，不尚藻饰，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这一时期诗歌慷慨悲凉的特色，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曹丕（187-226），即魏文帝，字子恒，曹操次子，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人物。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而且艺术上很完整的七言诗。他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他的诗歌今存约40首，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夏日诗》、《黎阳作》、《燕歌行》等。他的诗歌特色是：笔致细腻，特别是一些以思妇、弃妇题材的作品，一般都写得凄婉动人；其次是语言流畅，民歌风味浓厚，显得格调清新。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他自幼聪颖，10岁左右，已诵读诗、文、赋数十万言，深得曹操的宠信。曹操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立他为太子，然而由于他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后来改变主意，立曹丕为太子。曹丕继承王位后，曹植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一个过着优游享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他本来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终没有实现的机会。
曹植的前期诗歌主要表现贵公子的优游生活，如《斗鸡》、《公宴》、《泰山梁甫行》、《送应氏》、《名都篇》、《白马篇》等；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哀怨而愤慨的心情，表现不甘被弃置、希冀为国立功的愿望，如《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七哀诗》、《杂诗》等。他的诗歌很重视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创作养料，如“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野田黄雀行》）等诗句，具有明朗、和谐、清新的特色。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作家，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他的作品《洛神赋》美不胜收，《与吴季重书》和《与杨祖徳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诗札。总体来看，曹植的文学成就比父亲曹操和兄长曹丕要高。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像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所以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七子”与“三曹”是建安文学的主力军，创造出了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传统说法认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阳的寓所附近。嵇康与其好友山涛、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因而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他们的作品多为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唐孙位绘《高逸图卷》 但是竹林七贤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坚持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和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也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最后嵇康被杀害，而阮籍则佯狂避世。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氏，历任尚书、吏部侍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不失其位。
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出生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三国时期魏的诗人，“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崇尚道家，他本人以潇洒和不拘礼节而出名。他常常待在家里读书，数月不出，或者出游，数月不归。此外他嗜酒成性，往往大醉。为了避祸，阮籍做人非常小心，曹爽召他为参军，但他称病拒绝。后来曹爽被杀，司马懿召他为从事中郎，封关内侯。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续用他为从事中郎。后来司马昭想让阮籍的女儿作司马炎的王妃，阮籍为了避免这场婚事，大醉六十天，别人无法与他谈话，最后司马昭取消了这个打算。司马昭派钟会问阮籍对世事的看法，来试探他，但阮籍总是大醉，无法发表任何看法。司马昭想进为晋王，但假意推托，他的士僚们就让阮籍写一篇《劝进文》，阮籍不愿，又采取了喝酒大醉的手段来推托，但最后被逼迫得没有办法，立地写了一篇《劝进文》，连改都没有改，而且文辞清壮，当时非常被看重。因此，即使他冲撞其他官僚，也受到司马昭的保护。
阮籍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形象地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作。后人给予了极高评价。
陶渊明
明王仲玉绘《陶渊明像》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入刘宋后改名潜，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他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主要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因此陶渊明有“田园诗人”之称，也是田园诗派的鼻祖。他的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421年），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它以武陵渔人进出桃花源的行踪为线索，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谢灵运
谢灵运（385-433），东晋末年刘宋初年诗人。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他是谢玄的孙子，袭爵封康乐公，后世习惯称他为谢康乐。谢灵运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但由于他在政治上所代表的王、谢等门阀世族，与当时执政的出身比较寒微的刘宋王族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虽然自恃甚高，以为可以参与政要，却一直不被重用。这造成他性情偏激，常怀愤愤。少帝时他出为永嘉太守，不久辞官，隐居会稽；文帝时为临川内史，最后在官场倾轧中被杀。
在政治上，谢灵运屡有沉浮，因此“常怀愤愤”，遂寄情山水。他的诗大都描写永嘉、会稽等地的自然景色，开后世山水诗之先河，打破了东晋玄言诗占统治地位的局面。由他开始，山水诗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流派。
谢灵运的山水诗中有许多精彩的写景名句，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大自然美丽的风光，给人一种艺术的美感。 他的诗注重字句的锤炼，“名章迥句，处处间起；曲丽新声，络绎奔发。”（钟嵘《诗品》）受西晋太康雕琢之风的影响，他的诗多骈偶、多雕章琢句，开创南朝崇尚声色之风。唐朝大诗人李白对谢灵运颇为推崇，曾有“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