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劭忞（1850-1933），清末民初的史学家，字凤荪，山东胶县人。光绪年间考取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民国初年，为废帝溥仪侍讲，以遗老自居；北洋军阀政府请他主持一些学术机构，他除接受主持纂修《清史稿》的职务外，其他都不肯承担。他一生用了较多的时间研究元史，成就以此为最大。
《清史稿》
《清史稿》是记述清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296年的历史。共536卷，其中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为民国赵尔巽主编。
《清史稿》修于民国初期，自1914年起修，1928年刊印，历时14年。当时共刊印1100部，其中700部存放在北京，号称“关内版”，另外400部存放在东北，号称“关外版”。
《清史稿》详细叙述了清代的人物、史事以及典章制度，是一部比较重要的大型清史著作。但是因为其编写者主要有赵尔巽、缪荃孙、柯劭忞等，大多为清朝遗老，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诬蔑农民起义以及辛亥革命，对列强入侵以及清朝的反动统治多处隐瞒。再加上本书成于众人之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又不认真校对，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于错误之处甚多。所以，没有得到官方承认。不过因为后来没有新修权威的清史，所以也有人把它与二十四部正史合在一起，成为“二十五史”。
【史部·别史·杂史】
《列女传》
《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为西汉刘向所编撰。西汉时期，外戚势力强大，导致宫廷动荡。刘向认为王教应当从皇帝周边的人开始教育，因此写成此书，以劝谏皇帝、嫔妃及外戚。
《列女传》共分七卷，共记叙了105名妇女的故事。这七卷是：《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和《孽嬖传》。选取的故事体现了儒家对妇女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所赞扬的内容现在看来属于糟粕。
《列女传》对后世影响很大。有一些故事流传至今，如“孟母三迁”等故事。客观上，刘向把古代著名妇女事迹，“种类相从”搜集起来，便于人们查考和研究。而且《列女传》对于提高妇女的地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山海经》
明刻本《晋郭璞注山海经》插图《山海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在古代一直被当做历史看待，是各代史家的必备书。传说为禹、益所作，当代学者一般认为并非一人一时所作，最早编写时间应当是在战国，经后人逐渐附益，至秦汉成型。
《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山经”五卷，内容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主要记述各方名山大川、动植方物；“海经”十三卷，主要记载海内外殊方异国传闻。
《山海经》是中国神话的基本来源，这些神话传说有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共工怒触不周山、鲧禹治水等故事。《山海经》还是一部科技史，记载了古代的创造发明以及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
总而言之，《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著作，内容无奇不有，无所不包，涉及地理、物产、医药、神话、宗教、民俗、巫术、民族等多个方面，保存了珍贵的上古社会的资料，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水经注》
《水经注》是中国北魏时期的地理著作，为郦道元所撰。《水经注》是在三国时的《水经》基础上扩充成书。
郦道元把自己看到的地理现象同古代地理著作记载的进行对照、比较，发现其中很多地理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将地理面貌的历史变迁尽可能详细、准确地记载下来，郦道元以《水经》为蓝本，以作注的形式写成了这一本《水经注》。
郦道元以《水经》为纲，对原书做了大量的补充和发展，实际上已另成专著。全书共40卷，约30万字，所记水道1389条，逐一说明各水的源头、支派、流向、经过、汇合及河道概况，并对每一流域内的水文、地形、气候、土壤、植物、矿藏、特产、农业、水利以及山陵、城邑、名胜古迹、地理沿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都有具体的记述。郦道元“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旁征博引，详加考求，态度严谨，引用书籍多达437种。其中以叙述北方水系最为精详，通过亲身调查研究，对前人讹误进行纠正。南方个别水流，因当时南北政权对峙，情况不熟，不免有某些疏误。《水经注》一书集我国6世纪以前地理学著作之大成，为历史地理学、水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考古学、水利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也是魏晋南北朝山水散文中的佳作，其文笔深峭清丽，精妙优美。《水经注》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在清代已成为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
郦道元（约466-527），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他出身仕宦之家，喜好游历，后承袭其父爵位，利用任职机会，周游各地，细心勘察水道形势，广泛搜集资料，完成了地理名著《水经注》，晚年因遭谗言被雍州刺史所杀。
《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为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口述，门人辩机记录编辑而成。《大唐西域记》共12卷，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为玄奘游历印度、西域旅途19年间之游历见闻录，其中包括了新疆至南印度140多个国的都城、疆域、地理、历史、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还有许多佛教传说故事等，内容全面系统翔实生动，提供了大量的印度史料。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南缑氏镇）人，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儒学之家，出家后法名玄奘，敬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印度。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全印度，他刻苦钻研佛学，赢得了极大声誉。贞观十七年（643年）春，玄奘谢绝了戒日王和那烂陀寺众僧的挽留，携带657部佛经，回到长安。唐太宗得知玄奘回国，在洛阳召见了他，并敦促他将在西域、印度的所见所闻撰写成书即《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是中国佛教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书内详细记录了当时新疆与印度各地的佛教流派，除佛教之外，亦记录了印度其他宗教在印度的分布，如耆那教、印度教等，对研究中世纪印度宗教的流布起了很大的帮助。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共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为北宋司马光所撰。
司马光奉宋英宗诏令评论历代名臣事迹，以便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司马光遂编撰《通鉴》8卷，从战国至秦二世，深受赞赏。于是英宗下诏在崇文院设置书局，继续编撰。后来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退居西京洛阳，历任闲职，以书局自随，专志修史，历时19年修成。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意在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旺的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钦赐书名《资治通鉴》。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历代“正史”外，还采用各类大量的“杂史”、文集、笔记、行状、小说等有关著作，据考所引杂史诸书达320余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
《资治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史学巨著，初由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分段撰写，最后由司马光删削润色，统一修辞，所以全书文字优美，叙事生动，全书读来如一人手笔，很少有自相矛盾之处，历来与《史记》并称为中国古代史家“双璧”。
《续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共220卷，含宋纪、元纪两大部分，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宋、辽、金、元的历史，共411年。《续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相衔接，是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史。为清朝史学家毕沅所著。
全书史料完备，并仿《资治通鉴》体例，本文下分注考异。编者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参以李寿《续资治通鉴长编》、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凡四易稿，历二十年而成，记述详明，文字简要，其中北宋部分较精，元代部分较为简略。
《续资治通鉴》在时间上承接《资治通鉴》，体例上借鉴《资治通鉴》，故得名。
《通典》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书，记录了上起黄虞时代，下至唐玄宗天宝末年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全书共200卷。为唐代杜佑所撰。
《通典》规制宏大，大量引用古代文献资料，上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下至晋、宋、齐、魏、隋书诸志，皆所取资，并参照了《隋官序录》、《隋朝仪礼》、《大唐仪礼》、《开元礼》、《太宗政要》、《唐六典》等典制政书。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通典》的九典依次为食货典（12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10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8卷）、州郡典（14卷）、边防典（16卷）。《通典》与前代的史志不同，没有天文、律历、五行、释老等卷，将前代的地理志内容改编为州郡典，把原属地理志的人口内容收入食货典，单开“历代盛衰户口”子目，另增边防典。并在食货典中增加“轻重”子目。全书详尽地叙述了有关历代政治制度、经济措施、州郡建置以及边防政令等，略于远古，详于当世。
《通典》资料丰富，其中许多文献今已亡佚，赖有《通典》得以部分保存。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就有近九百条材料是从《通典》中辑出的，所以该书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通典》的体例仿效正史纪传体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是专门记载历代政经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开辟了史学著述的新途径，发展了史书自注方法。
杜佑（735-812），唐中叶宰相，史学家。字君卿，唐京兆府万年县杜曲（今陕西省西安）人。家庭累世仕宦。杜佑历事六朝，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比较了解，对朝政弊端也有所认识。为了寻求解决时弊、拯救危乱的方略，博览古今典籍和历代名贤论议，考溯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废置、损益变化的过程，探讨利弊得失和所以变革的道理，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撰《通典》。从大历元年（766年）起修，直到贞元十七年（801年）始成，前后花了他36年的时间。
子部经典
【子部·诸子】
《老子》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成书于战国中期。全书共五千余言，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合称《道德经》。为老聃所撰。
《老子》一书言简意赅，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在书中，老子以其独有的视角，探究了宇宙的形成、万物的本源、国家的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的哲学和政治问题。发前人所未发，述前人所未述，并且提出了“道”、“自然”、“无为”等著名的哲学概念，成为中国哲学的基石之作。
《老子》以“道”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把宇宙看成一个自然产生、自然演变的过程，天地万物是依照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而“道”是世界的本源。《老子》包含着大量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还提出对立面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为了防止走向反面，他主张要把自己放在弱者地位，认为“柔弱胜刚强”。这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它忽视矛盾双方的斗争，把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循环往复。
老子主张“无为”，认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无力，企图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但他对“侯王”的告诫，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的历史观是落后的，要求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
老子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后代不少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自汉以后注释《老子》者不下千家，在中国古籍中是罕见的。老子不但创立了我国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而且他的思想可以说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约生活在春秋末年，楚国苦县厉乡（今河南鹿邑）人。老子在民间被称为太上老君、道德真君，传说他“从母左腋出”，一生下来就能讲话。老子曾担任“周藏室之史”，熟知周朝的图书典籍，学问渊博，孔子就曾向他请教过关于“礼”的问题，并称他为“龙”。他见周王室衰微，弃官西去，至函谷关遇见关令尹喜。尹喜请求他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最终成了隐士，“莫知所终”（《史记》）。
《庄子》
清光绪刊本《庄子》《庄子》又称《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由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全书包括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一共33篇。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关于“道法自然”的观点，把“道”作为世界的本源，认为“道”是自足的和永恒的，事物之间的差别只是相对的。与这种宇宙观相适应，庄子提倡“自然无为”的人生观，主张保持个人身心自由，追求一种无拘无束、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与“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庄子》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它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文风汪洋恣肆、意出尘外，论说诡谲神秘、奇妙瑰丽，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是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影响很大。自宋玉、贾谊、司马迁以来，历代大作家几乎无一不受到它的熏陶。在思想上，或取其愤世嫉俗、不与统治者为伍；或随其悲观消极，自解自嘲。对《庄子》的艺术，或者赞叹，或者仿效，或者从中取材而化为己意。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从《庄子》那里汲取了许多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