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家主要著作今仅存《鬼谷子》十三篇、《战国策》三十三篇（非其门徒著，主要是纵横谋士之言行，也可以为纵横家实战演习）、《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鬼谷子后附《本经阴符》七篇乃修身养性之法，本经意为基本纲领，阴符为隐秘的符言，非常神秘。
法家
韩非子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推崇以君权为核心、法治为手段的重要学派。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的代表著作有《商君书》和《韩非子》。
法家内部有不同的观点，但都主张以“法”治国。齐国法家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法，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一般说来，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则将法、术、势糅合为一，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在政治上，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历史观方面，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观点。在哲学上，认为“道”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理”是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强调人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进行活动。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参验”的方法，以“功用”的实际效果检验人的言行正确与否。
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对春秋战国之际进行封建化的改革以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重大作用，并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西汉后，法家思想被儒家吸收，并入德刑并用的理论体系中，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
法、术、势
“法、术、势”是韩非子以前的法家学派三种治理国家的学说，即以商鞅为代表的重法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的重术派和以慎到为代表的重势派。
“术”是人君驾驭群臣的方法，它的内容是因人的才能授予官职，要求做官的言行一致，才能与官职相称。人君用这样的要求来考查官吏，不称职的废黜，称职的、有能力的得到奖励和提升，所以说人君能“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这种重术的思想是申不害提出的，他以这一思想帮助过韩昭侯治国﹙“以术干韩昭侯”﹚，并收到了实效。
“势”主要是指“权重位尊”的权势威势。在先秦法家中慎到是重势的，他说：贤人屈服于不肖之徒，是因为权轻位卑；不肖之徒能够征服贤良之士，是因为权重位尊。如果尧是一般人，则连三个人也领导不了，而桀为天下，就能祸害天下，由此可见，权势地位是可以依靠的，而贤德和智慧不足以羡慕。可见法家所讲的“势”是指势位、权势而言，他们认为只有大权在握，有了权势才能做到“令行禁止”。
“法”是公布于众的法令、法规、法律，是君、臣、民三者都应遵守的。“法”规定了何事应做，做了有赏；何事禁做，做了受罚。有了“法”，全国人民就有了统一的标准，事情就好办了，国君只要用刑罚，就可以统治国家了。
用法来治理国家是法家学派的根本主张，而法令要靠权势推行，所以法治不能没有权势。国家的法又要靠各级官吏执行，因此选拔和考核官吏显得十分重要。所以韩非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为了治理好国家，法、术、势三者不可偏废，必须把三者结合起来。这就是韩非所提出的法、术、势三结合的法治学说。这一学说显然是对商鞅、申不害、慎到三派思想的总结和发挥，其实质是一种君主集权制的理论。韩非的这一理论对后来整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兵家
兵家是春秋战国“百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以研究作战、用兵为主要宗旨。兵家的始祖是姜尚，代表人物有春秋时的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时的孙膑、吴起、尉缭、公孙鞅、赵奢、白起，汉初的张良、韩信等。兵家著作主要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孙子《尉缭子》等。兵家著作中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不断爆发战争，从事军事研究的智谋之士，总结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制胜的规律。这一类学者，古称之为兵家。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将兵家著作分为四类：兵权谋类，侧重于军事思想、战略策略；兵形势类，专论用兵之形势；兵阴阳类，以阴阳五行论兵，且杂以鬼神助战之说；兵技巧类，以兵器和技巧为主要内容。兵家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外交等各种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同时又把“将能”、“将才”等作为一项基本因素，从而引出争取战争胜利的战法。
兵家关于计谋的论述是中国古代思想最丰富的，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直至今天仍很有意义，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等。
杂家
杂家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杂家虽然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杂家著作大多已失传，现在只留下《吕氏春秋》、《淮南子》等。
杂家的代表性人物是吕不韦。吕不韦（约前290-前235），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他任秦相期间，招揽门客三千余人，并亲自参与其间，历时近十年，编成《吕氏春秋》，足可为杂家代表性著作。
儒家思想
儒学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春秋时期，为“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之一，从汉朝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由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核心是“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尽分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要有抱负而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及“君子远庖厨”推己及人的思想。
儒家推崇“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教育不应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又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
儒教对鬼神之说抱着“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
其后孟子以“性善说”论述“仁”，认为人性本善，具备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加以发扬，便可成为仁、义、礼、智的德行。
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为善去恶。荀子强调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安守本分，社会便能安定。
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儒家代表人物
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先秦时期主要有孔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主张以仁心爱人及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主张“礼”。先秦儒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孟子和荀子，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仁政。
西汉的儒学代表人物有董仲舒，他对儒学加以发挥，主张“天人合一”、“君权神授”。
南宋的儒家代表人物是朱熹。他以儒学为基础，吸取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学——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
其他代表人物还有扬雄、王充、王弼、孔充远、韩愈、柳宗元、王安石、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陆九渊、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戴震、康有为等人。
这些儒家的代表人物形成了很多派别，除了孔子之后形成的儒家八派之外，宋代以后又出现了几派，主要有：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以东林党为代表的东林学派以及乾隆年间到嘉庆年间形成的乾嘉学派等等。
孔子
孔子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言行思想主要记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中。
孔子先世为宋国贵族后裔，曾在鲁国任相礼（司仪）、委吏（管理粮仓）、乘田（管理畜养）之类的小官，鲁定公时任中都宰、司寇，因不满鲁国执政季桓子所为，去而周游卫、宋、陈、蔡、楚列国，都不为时君所用，归死于鲁。
孔子是我国最突出、最有成就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他第一次提出以“仁”为核心的系统的伦理学说，开创了在当时和后世影响都很大的儒家学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因此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
在教育方面，他顺应“学术下庶人”的历史趋势，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进步主张，开创了私人办学的新风，并概括和总结出了一套教育经验、教学方法和求知方法。相传其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孔子收集夏、殷、周的文献资料，编订或整理出了《诗》、《书》、《易》、《礼》、《乐》等文化典籍。并把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加以删订，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这些典籍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我国古代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史学以及文化制度、社会情况和历史事迹的记载，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并系统地表达了儒家的基本观点，为发展我国古代教育事业和传播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孔子的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后世尊为“至圣”、“万世师表”。其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影响中国及东亚两千余年。
孔门四科
孔门四科是指孔子教育学生的内容。关于“孔门四科”的内容，有两种说法，一是《论语·述而》载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因此后世有人遂认为孔门四科指“文、行、忠、信”四个方面。“文”主要是指各种文献知识，主要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包括哲学、政治、历史、文艺等方面；“行”主要指行为品德，孔子说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忠”则是对人真诚，所谓“与人谋而不忠乎”；“信”指与人交往的诚信，指说话信实没有虚伪，这也是与人交往的一个基本准则。
还有一种说法是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视为“孔门四科”，《论语·先进》上有这样的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就是说，孔门弟子根据其学业特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四科就其性质来说，相当于今日大学的伦理、语言、政治、文学等科目。当然孔门四科意在强调其弟子在这四方面表现优秀，而不是说只学这几项内容。
孔门十哲
孔门十哲指的是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的合称。子贡
颜回（前521-前481），字子渊，鲁国人，小孔子三十岁，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以德行著名，家贫不忧，好学不倦。孔子曾多次称赞他。颜回大智若愚，“闻一能知十”，在众多弟子中最能理解孔子，一生追随，不离左右，视师若父。颜回四十一岁英年早逝，孔子哭之极恸，痛如丧子，悲呼：“天丧我矣！天丧我矣！”至三国魏正始元年（240年）祭孔时开始以他为配享从祀之列。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颜回被封为“亚圣”，明嘉靖九年（1530年）被封为“复圣”。《韩非子·显学》列为儒家八派之一（颜氏之儒）。
闵损（前536-前487），字子骞，鲁国人，小孔子十五岁，以德行著名，深得孔子赞赏。幼时遭后母虐待，其父怒而欲将后妻赶走，闵损反为后母求情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因为后母生了两个孩子，后母若被赶走了，两个孩子就没人照顾了。当时人们都称赞他的孝道，他的故事被列入二十四孝故事中。闵损守身自爱，“不仕大夫，不贪污君之禄”，品格很高。季氏曾派人去请他出任费邑宰，他却要来人替他婉言推辞，并说，如果你们再来强邀，我就离开鲁国到汶上去。闵损是孔门弟子中唯一明确主张不做官的人。
冉耕（前544-？），字伯牛，鲁国人，小孔子七岁，以德行著名，与颜回、闵损并称，为人端正，善于待人接物，因恶疾早逝。患病之时，孔子前去探望，自牖执其手而叹：“如果没有希望的话，这也是天命啊！这样的好人，竟然会染上这种恶病！”悲痛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冉雍（前522-前466），字仲弓，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与冉耕同宗，乃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后。其父冉离不肖，“贱而恶”，有人以此作为攻击冉雍的借口。孔子驳斥说：“一头耕牛，也可以生出献祭用的小牛来；父亲不好，儿子不一定也不好。”冉雍曾做过季氏私邑的长官，他为政“居敬行简”，主张“以德化民”。但是在季氏“仕三月，虽待以礼貌，而谏不能尽行，言不能尽听，遂辞去，复从孔子。居则以处，行则以游，师文终身”。冉雍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孔子对其有“雍也可使南面”之誉，即说冉雍有帝王之才，这是对其他弟子从来没有的极高评价。孔子临终时在弟子们面前夸奖他说：“……贤哉雍也，过人远也。”所以后世对冉雍的评价甚高。如荀子在他的《儒效》篇中，就把冉雍与孔子相提并论。孔子死后，他与闵子等，共同编著《论语》，又独著六篇，谓之《敬简集》。自经秦火，书已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