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求（前522-？），字子有，亦称有子，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与冉耕、冉雍同宗，皆在孔门十哲之列，世称“一门三贤”，又称“三冉”。他青年时期曾做过季氏家臣，后随孔子周游列国。冉求精通六艺，长于政事，深沉谦退，志在民足，孔子称赞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其后，季康子继持国柄，招冉求辅政，孔子欣然曰：“鲁人招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冉求遂回国为季氏宰。鲁哀公十一年，齐师伐鲁，兵临城下。冉求慷慨赴敌，率军击退齐师，立下赫赫战功。战后，季氏问曰：“学之乎？性之乎？”冉求答曰：“学之于孔子。”季氏遂招孔子。孔子返鲁，冉求侍师殷切，朝政之余，必登门受教。但是在季氏旅泰山、伐颛臾、用田赋时，冉求皆不能劝阻，甚至还赞同。孔子斥之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亦尝婉言以“力不足”告罪于夫子。孔子面亦之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但冉求并不生气、怨恨，对孔子恭谨如初。孔子晚年，序《易》，删《诗》、《书》，作《春秋》，传道授业，亦不可谓无冉求之力也。唐朝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他被追封为“徐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被追封为“彭城公”（后改为“徐公”）。
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因曾为季氏家臣，故又字季路，鲁国人，小孔子九岁，出身寒微，幼至孝，百里负米养亲，是历史上二十四孝子之一。子路好勇力，性伉直，讲信义，重然诺，深具豪侠之气，曾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之，乃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子路曾多次顶撞，但孔子容而爱之。自从子路追随左右，无人再敢欺慢孔子，孔子自谓“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子路贴身护卫，屡次救孔子于危难。孔子由衷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长于政事，孔子曾赞其“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后子路为卫国蒲邑宰，治蒲三年，勤政爱民，孔子过蒲，三称其善。卫国政变，诸人皆弃主而逃，子路独仗义而返，终因寡不敌众，被乱刀剁成肉酱，死前犹慷慨而言：“君子死，冠不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孔子闻讯大恸，为之不食肉糜。
宰予（前522-前458），字子我，又称宰我，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长于辞令，以言语著名。他因白天睡觉而不为孔子所喜，骂其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甚至不无懊悔地道：“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实则宰予深思好问，有独见，敢犯颜，是孔门弟子中唯一敢正面对孔子学说提出异议的人。孔子提出居丧要以三年为期，宰予反驳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孔子难以辩解，唯有痛心指责：“予之不仁也。”孔子曾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宰予便向孔子提出了一个两难假设：明知下井必死无疑，到底该舍命救人，还是保全自身。孔子答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言下之意，此问是在愚弄人。虽然孔子对宰予这个刁钻的学生颇多不满，但仍毫不迟疑地将其列为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位居言语科之首席，犹在大名鼎鼎的子贡之上。宰予亦对老师敬佩不已：“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他被追封为“齐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被加封为“临淄公”（后又改封“齐公”）。
言偃（前506-前443），字子游，吴国人，小孔子四十五岁，是孔门中唯一的南方弟子，被称为“北学中国，南方一人”。言偃以文学著名，曾任鲁国武城宰，阐扬孔子学说，用礼乐教化士民，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孔子很欣赏子游，曾说有了言偃，自己的学说才得以在南方传播，故言偃又被誉“南方夫子”。
卜商（前507-？），字子夏，卫国人，小孔子四十四岁，以文学著名，与孔子论《诗》，独阐精微，孔子赞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在孔门弟子中，子夏不像颜回、曾参之辈恪守孔子之道，而是颇具独创精神和异端倾向。有一次，他问孔子说：“古诗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三句诗是指什么？”孔子说：“绘事后素。”就是说，要画画，得先把底子打好，然后再加上色彩。子夏说：“礼后乎？”就是说，人先得具有忠信的美德，然后再用礼加以文饰吗？孔子说：“启发我心志的要算卜商了，像这样，就可以跟你谈《诗》了。”孔子死后，子夏去鲁至魏，行教于西河，治学严谨，敢于质疑经史之谬误。曾听人言史志曰：“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说：“‘三豕’应为‘己亥’之笔误。”读史志者问诸晋史，果然是“己亥”之误。于是子夏名重天下，从学者众，门下人才辈出，如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禽滑厘、商鞅等，而荀子、李斯、韩非等也俱是其隔代再传弟子。西河学派既传授儒家经典“六艺”，也是法家政术思想的先驱。孔门弟子之有著作传世者，以子夏为最多。相传《论语》即为子夏与仲弓合撰，《仅礼·丧服》、《毛诗》传自子夏，《诗序》《易传》亦子夏所撰。汉人徐防又有“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之说，更可见他在孔门诸子中地位之重要。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他被追封为“魏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被增谥为“东阿公”，后又改谥“魏公”。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春秋时，齐国的田僖子施惠于民，培养自己的势力，对齐君构成威胁。齐景公虽知田氏的企图，但无法制止，因此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曾赞美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意是说，君应尽为君之道，臣应尽为臣之道，父应尽为父之道，子应尽为子之道。
春秋时代，是历史学家所称的乱世，据司马迁统计，在那个时代里，“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至于诸侯奔走，不能保有其国者，则不可胜数。那时的各国政治，怎样才能安定，是一大问题。
孔子认为，古今一切祸乱皆是人为，人所以为乱，由其乱心所驱使，人心之乱，最严重的就是没有五伦规范。因为五伦出于人的理性，没有五伦规范的人心，便无理性可言，则一切丧尽天良的事都做得出，怎能避免天下大乱。所以，治理乱世，就要恢复周礼，重新肯定等级制度的秩序，施以五伦教育。无论何人，包括人君在内，一体敦伦尽分，内而顺从理性，发挥良知良能，外则保持人群和谐秩序。
孔子提出正名思想，以求恢复周礼所制定的世袭宗法等级制度。就君臣关系来说，对于君来说，就应该强调君所享受的权利，对于臣，就应当强调臣应该尽的义务。例如，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妻，本来违反“礼”，孔子明明知道，却说鲁昭公“知礼”替鲁昭公掩饰，而季氏有些僭越行为，虽然当时已经很普遍，但孔子却很气愤：“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但孔子并不是完全因袭周礼，还对周礼进行了一定的发挥和补充，主要表现在道德教化方面。他认为如果运用理智德化和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就可以预防犯上作乱的事情，引导他们不敢想不会想犯上作乱的事情，人心自然就会归服了。
孔子的君臣父子之说，虽然不为当时的各国君臣接受，但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大同与小康
大同和小康是中国古代儒家所宣扬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理想，均出自《礼记·礼运篇》。
孔子曾参加陪祭，仪式结束后，出游到阙上，孔子发出了一声长叹，弟子子游在旁边听到了，问道：“老师您为何感叹呢？”孔子说：“（说到）原始社会至善至美的那些准则的实行，跟夏商周三代杰出人物（禹汤文武）相比，我赶不上他们，却也有志于此啊！
“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属于公众的。选拔道德高尚的人，推举有才能的人。讲求信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它达到和睦。因此人们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都能够安度晚年，青壮年人都能够施展才能，少年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老而无妻者、老而无夫者、少而无父者、老而无子者，都能够得到供养。男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女人都有自己的归宿。财物不被随意浪费，但不一定都藏在自己家里；人们为不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感到遗憾，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因此奸诈之心都闭塞而不产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会出现，因此不必关门闭锁。这就是所谓的‘大同’时代！
“可如今这些已经消失不见，天下成为私人的。人们只敬爱自己的父母，只疼爱自己的子女，把财富据为己有。天子诸侯都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修建了坚固的护城河保护自己。礼义作为准则规定君臣的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建立各种制度，以此来区分贫贱，重视有勇力和有智谋的人，以求他们为自己建立功勋，奸诈之心由此产生，战乱也由此兴起。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因此成为三代诸王中的杰出人物。他们没有不重视礼义的，他们以礼义为标准考查人们的行为，有功者赏，有过者罚，实行仁义，给人们以行为的准则，以礼义指示人们要遵循固定的规范。如果有不遵循礼义的人，在位的就会被罢免，老百姓把不按‘礼’行事看做是有罪的，会遭到大家的唾弃。这可以称为‘小康’的时代。”
在儒家学者的心中，“大同”是“大道为公”的最高理想社会。这反映了理想化的原始公有制社会的一些特征。而“小康”则是自禹开始的家天下。这反映了阶级社会形成后的一些特点，也说出了“礼义”产生的社会根源。
儒家“大同”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如近代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都曾受到“大同”思想的启迪，并以此鼓舞人们为争取美好的社会而斗争，反映出他们试图在小生产基础上建立大同社会的乌托邦思想倾向。“小康”思想对宋明时期一些思想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君子与小人
儒家思想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是“仁”，落实到个人的具体修养上，“君子”就是其理想的人格典范。一个人能够做到仁、义、礼、智、信、忠、恕、勇、中庸、文质彬彬、和而不同、谦虚和自强等，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
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的差别，重要的在于修养和境界。对此孔子有很多说明，如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修养的方法，有着丰富而精微的内涵。他认为，如果不能达到中庸，狂狷是次好的境界，毕竟“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战国时期鲁国人（今山东邹城人），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孟子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中落，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对他管束甚严，“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辩、民本、格君心之非）和政治行动。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遂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孟子》有七篇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仁政
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发展起来的施仁政行王道的政治主张。
“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即“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国君有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孟子反对兼并战争，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有了这一基础，仁政才有可能得到实施。
他认为善性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本性，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他还强调要重视对人的教育，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
人皆可以为尧舜
这段话出自《孟子·告子下》。曹交问道：“人人都可以做尧舜，有这说法吗？”孟子说：“有。”
曹交说：“我听说文王身高一丈，汤身高九尺，如今我身高九尺四寸多，却只会吃饭罢了，要怎样做才行呢？”
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去做就行了。要是有人，自以为他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那他便是一个没有力气的人。如果有人说自己能够举起三千斤，那他就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人。同样的道理，举得起乌获所举的重量的，也就是乌获了。人难道以不能胜任为忧患吗？只是不去做罢了。比如说，慢一点走，让在长者之后叫做悌；快一点走，抢在长者之前叫做不悌。那慢一点走难道是人做不到的吗？不那样做而已。尧舜之道，不过就是孝和悌罢了。你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你便是尧了。你穿桀的衣服，说桀的话，做桀的事，你便是桀了。”
尧舜是我国远古时代两位最杰出的首领，也是我国古代品德高尚之人的代表，被儒家尊为圣贤。孟子认为人的道德、情操是后天修养得来的，普通人和圣人之间并没有差别，都是一个“善”字。圣人因为能够一直保持本心而成为圣人，普通人因为丧失了本心，所以成为凡人。人只要经过努力，认真进行自我改造、自我修养，就都能够成为尧舜也即圣贤之人。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后天修养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出自《孟子·尽心篇》，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有了人民，才需要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个“君”。国家是为民众建立的，“君”的位置是为国家而设立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这一著名的思想。他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表明了这个观点。他说，得到人民的拥护，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信任，可以做个诸侯；得到诸侯的信任，仅仅可以做个大夫。所以人民是最可宝贵的。而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必须关心人民的生活问题，给人民以应有的生存条件。这是孟子仁政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