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
甲骨文与金文
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当时人们敬畏鬼神，遇事要先进行占卜。他们用刀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上，涂上红色标示吉利，黑色标示凶险。这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
金文甲骨文直到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被发现。当时在河南省安阳城西北五里处的一个村子，由于洹水决堤，冲出许多甲骨，人们以为是龙骨，用来当药材治病。后来，一个叫王懿荣的商人对这些甲骨发生了兴趣，收集了许多，进行研究。后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又继续收集，达到五千多块。于是，便有一些学者将其定名为“甲骨文”。
甲骨文的结构由独体走向合体，有了形声字，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
金文比甲骨文稍晚出现，因为是铸或刻在青铜器的铭文，所以得名。商周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文字大多铸刻在钟鼎上，所以又称为钟鼎文。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金文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年）。
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弛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大篆
石鼓文大篆是西周时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相传为夏朝伯益所创。大篆已经比较线条化，而且比较规范，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广义的“大篆”是指小篆以前的文字和书体，如甲骨文、金文、籀文、六国古文等；狭义的“大篆”则专指周宣王太史籀厘定的文字，即“籀文”。籀文笔画繁复，且多重叠，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秦国，是由金文发展来的。
石鼓文是大篆的代表，风格遒劲凝重，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了西周后期文字的风格，只是略有改变，笔画更加工整匀称。
小篆
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书写形式。一直到西汉末年（约8年），它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
小篆行笔圆润，线条匀净修长，笔画粗细一致，上密下疏，有一种空灵纯净的美感。秦相李斯是小篆的创始者，流传至今的小篆经典作品《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相传就是李斯所书。汉代以后，篆书的实用功能逐渐丧失，但是作为一种艺术，依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隶书
隶书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为书写便捷，将小篆简化产生的，可分为“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两种。
隶书相传为秦末“隶人”程邈在狱中整理形成，所以得名。程邈将篆书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画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画，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最初的秦隶，留有许多篆意。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流行的书体。后来从隶书中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各书体。
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草书
草书是为了方便记事而产生的一种字体。是从秦隶的草率写法发展出来的，大约在西汉中期形成，东汉时广泛流行。
草书的特点是：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赴速急就。草书的发展可以分为章草和今草两个阶段。
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还带有隶书的味道，虽然笔画出现了牵带勾连之势，但字字区别，不相纠连。东汉书法家张芝擅长章草，人称“草圣”。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
汉末，章草进一步草化，脱去隶书笔画行迹，上下字之间笔势牵连相通，笔画部首也做了简化和互借，成为“今草”。今草自魏晋后盛行不衰，到了唐代，写得更加放纵，笔势连绵环绕，字形奇变百出，成为“狂草”，也叫做“大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如张旭的《古诗四首》、怀素的《自叙帖》等。
由于草书大量使用连笔，结构简省，只存字的轮廓，以求书写快捷，导致难以辨认，所以始终没能成为通用的字体，但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很受人们的喜爱。
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宋代黄庭坚的草书创造了草书的又一个高峰，他所书写的《诸上座帖》笔势飘动隽逸，风格独特。明代的祝允明的狂草形成了一种汪洋恣肆的效果，代表作有《自书诗卷》等。
楷书
楷书楷书又称正书或真书，是汉字书法中常见的一种字体。楷书笔画简爽，如楷树之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所以叫做楷书。
楷书在汉末由隶书逐渐演变而来，字形由扁变方，笔画逐渐变波、磔为撇、捺，并且有了“侧（点）”、“掠（长撇）、“啄（短撇）”、“提（直钩）”等，横平竖直，形体方正，结构严谨。
楷书大概定形于魏晋时代，据宋《宣和书谱》记载：“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汉末的钟繇对其贡献最大，他大胆创新，以楷书的横、捺代替了隶书的“蚕头燕尾”，促进了楷书的定型。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锺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其特点是“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的王羲之，善于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人称“书圣”，楷、行、草诸体都很擅长。他的楷书继承了钟繇的笔法，而又有所发展，较之钟繇更加圆润清秀，结构更加严谨。
东晋以后，南北分裂，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楷书分为南北两派。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北派书体，带有汉隶的痕迹，笔法雄劲古朴，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其中以《张猛龙碑》、《张玄墓志》以及《龙门二十品》最为有名，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书法家僧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他的《真草千字文》为楷草书结合的典范。
唐代的楷书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以及薛稷是著名的书法家，他们融二王之流美和魏碑之凝重于一体，号称“初唐四家”。其中欧阳询尤负盛名，其书法称为“欧体”，所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是唐代楷书的精品。
盛唐时期颜真卿的楷书结体方正茂密，笔画横轻竖重，笔力雄强圆厚，气势庄严雄浑，人称“颜体”，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等。颜真卿后成就最大的是柳公权。他一改颜真卿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又吸取了北碑中斩截分明的特点，把点画写得好像刀切一样爽利笔挺，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柳体”，代表作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后人把颜真卿和柳公权并称为“颜筋柳骨”。
元代的楷书名家有赵孟。他的楷书在法度严谨中见秀美，被称为“赵体”，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齐名，合称“欧颜柳赵”。
明朝重视帖学，书家善小楷，著名的有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等，而清朝多学赵、董，很少有自己的特色。
古人学书法有这样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但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行书
行书《丧乱帖》行书是在楷书的基础上产生的，介于楷书、草书之间，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连笔和省笔。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行书的笔势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端正。所以古人说：“非真非草”。行书中带有楷书或接近楷书的称为“行楷”，带有草书或接近草书的称为“行草”。
行书萌发于两汉，成型于魏晋。据唐张怀瓘《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
到了东晋王羲之、王献之手中，将行书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高度艺术典范性的行书风格，从而创立了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其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对于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到了唐朝，颜真卿的行书开了一代新风，其行书刚劲挺拔，笔势奔放，其书迹《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宋代行书注重文人意趣，著名的行书大家有苏轼、黄庭坚、米芾以及蔡襄，合称“苏黄米蔡”，称为“宋四家”。苏轼的行书流利自然，用笔圆润活泼，代表作有《黄州寒食帖》、《前赤壁赋》等，其中《黄州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米芾人称“米颠”，其《研山铭》手卷，运笔刚劲强健，具有奔腾之势。
元代的赵孟、鲜于枢、康里夔夔，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王铎，清代的何绍基等，都擅长行书或行草，有不少作品传世。“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敢于创新，在行书中糅入篆、隶、楷、草诸体，独创“八分半体”，人称“乱石铺街”。
飞白体
飞白是书法中的一种特殊笔法，据说是东汉蔡邕所创。有一次，蔡邕经过鸿都门，工匠们正在整修宫门。他看见工匠们用刷石灰的刷帚写字，因为蘸的石灰水少，画中总是留出些空白。蔡邕很喜欢这种新奇的写法，经过反复试验，创造出了飞白体。飞白体的笔画有的部分呈枯丝平行，转折处笔画突出。北宋黄伯思说：“取其发丝的笔迹谓之白，其势若飞举者谓之飞。”现在把书画的干枯笔触部分也泛称飞白。在书写中产生力度，使枯笔产生“飞白”，与浓墨、涨墨产生对比，以加强作品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同时可利用“飞白”使书写显现苍劲浑朴的艺术效果，使作品增加情趣，丰富画面的视觉效果。
永字八法
永字八法是中国书法用笔的法则。永字八法其实就是以“永”字的八个笔画，来阐述正楷笔势的方法，它们分别是“侧、勒、努、趯、策、掠、啄、磔”八划：点为侧，如鸟之翻然侧下；横为勒，如勒马之用缰；直笔为努，用力也；钩为趯，同跃；仰横为策，如策马之用鞭；长撇为掠，如用篦之掠发；短撇为啄，如鸟之啄物；捺笔为磔，笔锋要开张。
相传，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用几年的时间，专门写“永”字。他认为，这个字具备楷书的八法，写好“永”字，所有的字都能写好。以后，王羲之的孙子智永又将“永字八法”传了下去。
魏碑
魏碑是北朝碑刻的统称，也叫北碑，主要指南北朝时期一百多年间，各种碑版上的楷书。魏碑上承汉隶，下开唐楷，风格多样，在书法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魏碑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大体来说，石碑和造像记大部分方峻棱厉，墓志铭蕴藉研美，而摩崖书则雄伟奇绝，惊心动魄。著名石刻有《龙门二十品》、《郑文公碑》，以及云峰山诸石刻、《石门铭》、《张猛龙碑》、《张玄墓志铭》、《刁遵墓志铭》等。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是我国书法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历代书家都未重视，直至清朝的中叶，阮元首倡南帖北碑的说法，才受到注意，而后又有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附和，遂取代帖学。清代大书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对南北朝碑有“十美”的评述。他说：“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碑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法帖
法帖也称为“帖”，指古代名人的墨迹，摹刻在石板或木板上的法书及其拓本；称为“法帖”，即可供效法者。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命侍书学士王著摹刻淳化阁所藏法书，编为十卷，每卷首刻“法帖第x”，“法帖”之名相传由此始行。《法帖谱系》称：“熙陵（宋太宗）留意翰墨，出御府历代所藏真迹，命王著摹刻禁中，厘为十卷，此历代法帖之祖。”瘦金体
瘦金体瘦金体是宋徽宗（赵佶）创造的书体，又称“瘦金书”或“瘦筋体”，也有“鹤体”的雅称，是楷书的一种。宋徽宗虽然昏庸，但在艺术上却是天才，他独创的瘦金体，运笔挺劲犀利，笔道瘦细峭硬而有腴润洒脱的风神，自成一家，自号“瘦金书”。其特点是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有些连笔字游丝行空，已近行书。其用笔源于褚、薛，写得更瘦劲；结体笔势取黄庭坚大字楷书，舒展劲挺。现代美术字体中的“仿宋体”即模仿瘦金体神韵而创。
瘦金书的运笔飘忽快捷，笔迹瘦劲，至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露锋等运转提顿的痕迹，是一种风格相当独特的字体。此书体以形象论，本应为“瘦筋体”，以“金”易“筋”，是对御书的尊重。
宋徽宗流传下来的瘦金体作品很多，比较有名的有《楷书千字文》、《秾芳诗》等。《楷书千字文》是赵佶二十三岁时写给大臣童贯的，此时的瘦金书体已初具规模。宋徽宗的瘦金书多为寸方小字，而《秾芳诗》为大字，用笔畅快淋漓，锋芒毕露，别有一种韵味。
院体
宋太祖时曾置御书院，书院成员都是学习王羲之的字，以用于书写当时朝廷的各种文告敕令。这种字体轻势弱，多呆板无神，没有什么韵味，人称“院体”。后来，人们不管其书者为谁，书为何体，凡无骨力、无神韵的书法皆被人称为“院体”。这一书法术语，用以对书法气格的品评，一般含有贬义。
馆阁体
明朝初年，沈度、沈粲二兄弟的小楷深获明成祖推崇，由于书写整齐平稳，与当初科举制度相适应，因此明、清的考试皆以此体书写。其基本要求是，写得乌黑，方正，大小如一，尤其当时馆阁及翰林院中，官僚大都善写这种书体，所以叫“台阁体”或“馆阁体”。
“馆阁体”的起源受元代书法家赵孟的影响，在清初期间更为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喜爱，极力提倡。在政治与社会趋向影响下，当时的读书人为迎合考试制度，不得不专习“馆阁体”。馆阁体的具体表现为点画圆润光洁，字形方正整齐，墨色浓重黑亮，当时人们概括为“黑方光”的三字诀。
馆阁体在考试和公文中非常实用，但一味要求整齐雷同，千篇一律，对书法艺术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钟繇
钟繇是三国时期魏国的书法家，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人称“钟太傅”。他工书法，书学曹喜、刘德昇、蔡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