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文风兴盛，读书人要求有一块自己的读书之地，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行，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当时有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
元朝时，政府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使得书院一方面在数量上得到发展。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最著名的有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乡学
乡学是古时的地方学校，与国学相对，周代特指六乡州党的学校。从汉代起，地方上普遍设立乡学，此后日益完备。到唐代，对学校的教师、学生名额、招生对象、学习内容等，都有明文规定。
辟雍和泮宫
辟雍和泮宫都是西周诸侯教育贵族弟子所设的最高学府，后来泛指学宫。
“辟雍”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也就是四面环水，在中间建一个圆形的宫室，是天子办的最高学府。其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其中以辟雍为最尊，故统称之。西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作为太学之预备学校外，多为祭祀用。
泮宫得名是因为西周诸侯的学校前有半圆形的池，名泮水，学校即称泮宫，后代学宫沿袭其形制。它与辟雍的区别在于它是三面环水，是诸侯办的最高学府。明清州县考试新进生员须入学宫拜谒孔子，因称入学为入泮或游泮。入学满六十年称“重游泮水”，为曾中秀才而享高寿者的庆典。
祭酒
祭酒是古时的一种官职名称。依照古礼，祭祀宴飨时，由最年长者举酒以祭地，这时祭酒是一种尊称。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尊长也被称为祭酒。汉魏以后，祭酒开始用作官名，含有为首者或主管者的意思。汉博士之长，本称仆射，东汉改为博士祭酒，秩六百石，此外又有郡掾祭酒、京兆祭酒、东阁祭酒等。西晋以国子祭酒为国子学之长，历代沿置。北齐国子寺以及隋唐国子监，都以祭酒为主管官，历代均置。唐国子监祭酒秩从三品。明清祭酒从四品。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国子监，设学郡，置尚书，国子监祭酒乃废。生徒和乡贡
生徒和乡贡是唐朝时对参加科举考试的不同身份考生的一种称谓。唐代的科举依汉代察举制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类。制举为天子特诏举行，以求非常之士。通常所说的科举，指的是常科。参加科举的考生主要是“生徒”和“乡贡”。“生徒”是各类官学的学生。“乡贡”是“生徒”以外志愿报考的读书人，也就是私学的学生和州县自学的士人。生徒和乡贡的报考过程不尽相同：生徒要首先通过冬季校内的毕业考试，合格者报送中央尚书省礼部，即获得参加礼部考试的资格。乡贡须先持证件在本县报名，由县令考选后，由州刺史复核，然后举行“乡饮酒礼”欢送其去中央，准备参加尚书省礼部的考试。
及门弟子
汉代官学体制比较完备，但是私学仍然很兴旺发达。私学可以自由讲学、自由择师。两汉时期的私学分为“著录弟子”、“及门弟子”。“著录弟子”是注名大师门下，也就是只是挂个名而已，老师并不亲自指点传授。“及门弟子”也称授业弟子，则是直接从师受教的。
次相授业
次相授业是汉时私学的一种教学方法，也叫做高徒弟子代授法。由于私学学习的内容比较广泛，而且名师门下子弟太多，老师一人力量有限，所以私学就采用次相授业的方法。所谓次相授业法，其操作过程为，教师只对少数学业优秀的学生面授，再由这些学生向一般学生讲授。此法在孔子的教学中已露端倪。在汉代名儒讲学中被广为采用。它创始于私学，后来官学大都借鉴其法。这是我国古代最有特色的教学法之一。
教育思想
因材施教
这是孔子的一种教育思想，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这个思想出自《论语·为政》。
孔子针对学生不同的性格特点，有的放矢，循循善诱，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说教。有时学生问同一个问题，他却做出不同的回答。据《论语·先进》载：子路问：“知道了就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可以知道了就会去做呢？”冉有同样向孔子这个问题，孔子回答道：“知道了就要去做。”公西华感到疑惑不解，就问孔子。孔子解释说：“冉有畏缩不前，所以，我鼓励他前进，而子路比较好胜，所以我要抑制他。”这就是因材施教。
孔子对学生的教育是因人而异的，他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颜渊是孔门弟子中以德行修养而著称，孔子便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即视、听、言、行都要合乎礼的规范；仲弓对人谦恭不够，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樊迟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含义，平时生活严肃庄重，处理事情严肃认真，与人交往忠心诚意等。
有教无类
这是孔子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孔子倡导“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有教无类”人，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国家地域，不分贤愚，不分年龄，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如他所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为只要主动送上10条干肉作为诚心拜师的见面礼，我没有不教育的。考察孔子私学的学生来源，成分很复杂，但总体上贵族和商人的子弟人数较少，绝大多数为平民子弟，年龄差异也很大，可见其主张绝非空言。
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适应了“士”阶层的崛起及文化学术下移的历史潮流，对于扩大教育对象，打破官学、有教有类的垄断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明代王守仁提出来的一种教育思想。他指出：“知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认为，“凡人”之所以不能“做圣”，主要就是由于“知”与“行”分家了，“行”离开“知”便是“乱行”，“知”离开“行”便不是“真知”。因此，他主张把“知”和“行”结合起来，不能离开“行”而求“知”。
“知行合一”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防止人们的“一念之不善”。当人们在道德教育上刚要萌发“不善之念”的时候，就要将其扼杀于“萌芽”，避免让这种“不善之念”潜伏在学生的思想当中，从而解决学生的“心病”。
对于王守仁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梁启超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知行合一之教，便是明代第一位大师王阳明先生给我国学术史上留下最有名而且最有价值的一个口号。”
能者为师
能者为师是唐代韩愈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韩愈认为，无论年龄大小，谁掌握了道，谁就是师。既然谁先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师，那么自然也就“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由于对“道”的某方面的造诣不同，由于对“业”的某方面的专攻不同，也许学生不一定不如师，师也不一定处处比学生高明。他的这一思想破除了对教师的盲目迷信，解除了“弟子必不如师，师必贤于弟子”的旧观念。
韩愈还强调“圣人无常师”、“不耻相师”的道理。他举孔子拜郯子（请教官名）、苌弘（请教音乐）、师襄（请教鼓琴）、老聃（请教礼）为师作例证，提倡人们要向德行高尚、学有专长的人学习，提倡互相为师，谁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就拜他为师。这里既有能者为“师”的观点，又有“教学相长”的含义。
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是《礼记·学记》中提出的教育思想：“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这里深刻地阐述了“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对立和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教能助长学，反过来，学也能助长教，这就叫做“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不仅意味着教与学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从教师方面说，教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教也要学，教即学，教与学互相促进，才能提高教的水平。从学生方面说，学生从教师的教学中获得知识，但仍需要自己努力学习，才能有所提高，不限于师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