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制度
禅让制
禅让制度最早记载于《尚书》之中，是上古时期推举部落首领的一种方式，即部落成员表决，以多数决定。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大家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让他帮助自己做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的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选定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据说首领要躲在树林中，然后由族人拥戴他出来。这种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禅让制到禹就终止了，他的儿子继承了首领之位，并开家天下之先河，建立了第一个朝代——夏。
不过到了后来的王朝更替，也有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这些所谓的禅让，都是朝中权臣胁迫皇帝退位，而由于继承者是当政者的臣子，为避免“不忠”的骂名，便打着禅让的旗号，以取得正统性。比如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等。因此，以禅让而灭亡某一朝代，史书中也多表述为“篡”（如“王莽篡汉”），而若以武力直接推翻某一朝代，则用“灭”（如“元灭宋”）。
兄终弟及
兄终弟及是商朝的一种王位继承制度。商朝前期，王位继承的法则是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相结合。兄死后，由弟按年龄长幼先后继承王位，直至最小的一位死后，再由长兄之子继位。有人认为，兄终弟及制其实是氏族社会中推举制的一种残余。按照这种继承制度，商王的儿子原则上都有继承王位的资格。例如，汤在位年数很长，长子太丁不及继位就死了，而汤死后便由太丁之弟外丙、仲壬先后继位。又如仲丁死后，其弟外壬、河甲也相继为王。从汤至帝辛的十七世中，兄终弟及的共有九世。与兄终弟及并行的是“父死子继”，即传位于子的继承制。当时的传子，既有传嫡子的，也有传兄之子或弟之子的。仲丁以后，商王室内部连续发生王位的纷争，“兄终弟及”制遭到破坏。当继位之弟死时，弟之子都不肯将王位交还兄之子，因而造成了“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的混乱局面。此后，传王位于嫡子的做法逐渐流行。商朝后期，从康丁至帝辛，都实行了嫡长子继承制，即王生前预立嫡妻所生的长子为王位继承人。王位世袭制中的嫡长继承制的确立，意味着王权统治的加强和宗法制度的形成。
后世的宋朝、元朝也偶尔出现过兄终弟及的情况。如宋太祖死后，就把皇位传给了弟弟赵光义；元朝成宗死后，前太子真金之孙海山即位于元上都，是为元武宗，并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约定兄终弟及，同时又约定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帝位复归武宗之子和世剌。
世袭制
世袭制就是将名号、爵位以及财产等按照血统关系世代传承，这种传承主要有王位的传承、诸侯国的传承。如，奴隶社会的王位世袭制、秦始皇首创的帝位世袭制，还有西汉初期分封的同姓诸侯王，以及唐朝割据的藩镇都是世袭的。这种世袭制通常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
世袭制相对禅让制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稳定。但是世袭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世袭大多是在窄狭的范围内选择接班人，不可能保证皇帝素质，所选皇帝中幼儿、白痴、浪子、昏庸之徒并不鲜见，其祸国殃民定属必然。比如西晋惠帝司马衷，《晋书》曾记，有蛙鸣于华林园，惠帝问左右曰：“为官乎？为私乎？”侍中贾允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还有一次，各地闹饥荒，老百姓没有饭吃。司马衷对此感到大惑不解，说：“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这样一个人却掌握着西晋的统治大权，其前景可想而知。据统计，中国历史上十岁以下的娃娃皇帝多达30余位，最早者是西汉昭帝，最晚者是清代宣统皇帝。年龄最小为东汉殇帝，生下仅100多天就做了皇帝；东汉冲帝和东晋穆帝两岁做皇帝。
宗法制
宗法制是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它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父系家长制的传统习惯。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把原有的宗族之法系统化，并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继承制，即正妻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继承人。西周一开始就确立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嫡长继承制，从而进一步完备了宗法制。
西周的宗法制是和分封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天子按嫡长继承制世代相传，是天子“大宗”，其他不能继承王位的庶子、次子也是王族，分封为诸侯，接受天子封赏的土地和城邑他们从属于“大宗”，是为小宗。这些诸侯也是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非嫡长子则由诸侯分封为卿大夫。诸侯对于这些卿大夫来说，又是“大宗”，依此类推。大夫以下又有士，士是贵族阶级的最底层，不再分封。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天子为根基的宗法系统。
宗法制的目的在于保持贵族的政治特权、爵位和财产权不致分散或受到削弱，同时也防止贵族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夺。
分封制
“分封制”即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贵族和功臣分封土地。古文献中“封建”指的就是“分封制”。西周时期，周王把国都附近的地区划分为王畿，由王室直接统辖。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分封给许多诸侯，各建邦国。这样，在周王直接统治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称为“四方”。被分封的诸侯主要有三种类型：周王的同姓（姬姓）亲属；功臣；古帝王之后。
封国是世袭的，世代相传。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掌握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权力，但对天子有定期朝贡和提供军赋、交纳贡税等义务。如果诸侯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超越周王赋予他们的特权，周王可以削减或废除封给他们的封地和爵禄，甚至消灭他们。
到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日益衰微，大诸侯国为争夺土地、人口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形成了诸侯争霸的局面。葵丘会盟，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得到正式承认，标志着分封制崩溃。秦朝统一后，建立郡县制，分封制结束。
井田制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盛行于商周时期。那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作“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贵族使用。贵族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贵族将田地分为两种：一种为贵族的自留田，由奴隶的无偿代耕，另一种瘠薄的土地则被分成小块，分给奴隶自行耕种，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这种生产方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现了私田。春秋后期，鲁国实行初税亩，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导致了井田制的崩溃。
商周官制
商代设天官，下属六职，负责律法的“六太”：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统称“六太”，负责律法；管理百官的“五司”：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负责管理百官；负责税收的“六府”：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负责税收；管理手工业的“六工”：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负责管理手工业。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神权在政治生活中占重要作用，故掌祭祀、占卜和纪事的宗教事务官在当时最为显要。
西周中央机构有较大的发展。辅弼周天子的为太师、太傅、太保等“三公”。三公下有“三事大夫”：掌地方民事行政的为常伯，又称牧；掌官吏选任的为常任，又称任人；掌政务的为准人，又称准夫。政府行政事务官分为两大系统：卿士寮和太史寮。卿士寮下有三个事务官：司徒、司马和司空，分别掌管农事、役徒征发和营建。太史寮是掌管历法、祭祀、占卜和文化教育的行政部门。西周宗教事务官与商代相比，地位有所下降。
春秋、战国是社会变动时期，各诸侯国政府机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春秋时各国相继出现了辅佐国君、处理政务的主要执政官。秦称上卿、亚卿和大庶长，楚称令尹，齐、晋、鲁、郑诸国称相。尽管各国名称各异，但其地位和职能都相当于后来的“相”。
同时，中央机构日益完善。齐、鲁、郑、楚等国继承西周官制，仍以司徒、司马、司空及司寇为政府主要行政长官。其他重要事务官有：掌农田税收的司田，掌财务的职计，掌山泽、田猎的虞人等。随着诸侯国间交往增多，各国设行人，以主外交。史官太史的地位重要，其职责为“记大事，书盟首”。
战国初期，随着各国变法运动的进展，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成为此时中央官制的重要特征。“百官之长”的相、丞相，已成为各国普遍设置的官职。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各国官制仍不划一。齐国变化较大，相以下设五官：大田、大行、大谏、大理和大司马。楚国自成一系，令尹是中央最高行政长官，上柱国、大司马和大将军是政府高级军事长官。秦国沿三晋，又取东方诸国之长，形成一套独特的官制，并为汉代所继承，成为封建社会前期中央官制的基本框架。
郡县制
郡县制是指在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二级政权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总称。形成于战国，盛行于秦汉。
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往往在新兼并的地设县，由国君直接管辖，这样有利于对边远地区的统治。春秋中期以后，设县的国家增多，有的在内地也设置了县，县开始成为地方行政组织。到了春秋末期，有些国家又在新得到的边远地区设置了郡。这时的郡，面积远远大于县，但是由于偏远荒凉，地广人稀，地位反而比县低。进入战国后，郡所辖的地区得到发展，繁荣起来，人口也增多，于是在郡的下面设县。产生了郡统辖县的两级地方行政组织。至此，郡县制开始形成。
秦代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在全境推行“郡县制”的朝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出现过应否置郡的争论。当时不少大臣都实行分封，授各地贵族予世袭的诸侯名分，只有廷尉李斯力排众议实行郡县制，并得到秦始皇的采纳。秦在全国共设三十六郡，每郡有守（等于省长）、尉（等于防区司令）和监（等于监察专员）各一。郡下辖县，郡（守）与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汉代承袭这项制度，自此成为日后各朝地方政制的基础。
汉承秦制
汉承秦制主要是指汉朝在政治制度上承袭秦制，又略有改变。汉朝承袭的主要是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监察制度以及管理选拔制度。
秦朝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建立了一套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主要职官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为百官之长，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西汉建立后，承袭秦制，虽略有所改，基本上没有突破秦代的模式。
秦朝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汉朝建立后，实行郡国并行制。初期分封了一些“异姓王”。后来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封了楚、齐等九国。汉武帝解决王国问题后，汉朝逐渐形成了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
汉朝还承袭了秦朝的监察制度。汉朝在秦朝官僚制度的基础上，在中央继续实行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中枢职官的三公制官僚体制，部分地区恢复了御史监郡制度。汉武帝时期，废除了监郡御史，并在公元前106年设立十三部刺史，每州置刺史，监察郡国等地方高官。东汉时，刺史地位进一步提高，后成为地方长官，掌军政。
在人才选拔上，汉朝也承袭了秦朝的察举与辟征制度。另外，汉朝还承袭了秦朝的法律制度、赋税制度、官吏管理制度等等。汉承秦制推动了封建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郡国并行制
汉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但汉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分封诸侯，这是同秦最大的不同之处。早在楚汉战争时间，刘邦为了分化项羽的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曾封韩信、英布等为王。这些人因为非刘姓，故称“异姓”。由于异姓王非刘邦嫡系，又雄踞一方，在封立后数年中，他们相继被诛除殆尽。与此同时，刘邦又大封他的子弟为王，称为“同姓王”，高于列侯。当时封立的“同姓王”共有9国，他们在封国内是国君，权力很大，其政权与中央基本相同，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都由诸侯王自己任命。诸侯王还有一定的军权、财权等。
汉朝初期，为消除地方势力对中央的威胁，同时又施行了分封制，使郡国杂处，以相互牵制。文帝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把齐国分成六个小王国，把淮南国分为三个小王国，以削弱其力量；景帝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削减了几个诸侯王的封区，导致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封国的官吏全由中央任免，诸侯只征收赋税，封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是隋唐时期的中枢制度。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
三省六部是自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的制度。到隋朝的时候正式确立，唐朝的时候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为中央最高中枢政务机构，一般为中书决策，门下审核，尚书执行。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共行宰相之职。六部为尚书省属下的中央行政机构，分管各方面的政务及政令的贯彻执行，并对中央担任具体事务的九寺五监及地方上的府、州、县有领导，监督之权。其后，三省长官成为荣誉之职，其决策权逐渐被剥夺，宰相一职由其他官员所替代。唐朝中叶之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其后，地位尊崇的翰林学士因为拥有起草诏敕权，被称为“内相”。尚书省六部及其下属各司的职权，在安史之乱后，逐渐被分割，所以，三省六部在唐朝中期已经名存实亡。
三省六部制的特点在于分散了丞相及中央机构的权力，把相权“一分为三”，互相牵制；同时，又将尚书省权分六部，既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的产生和发展，又推动部门牵制与机构运转，加强了中央集权。
二府三司制
二府三司制是宋代的中央行政体制。二府指“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三司指“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管理财政的机构。中书门下是宰相机构，掌握人事权、副署权、监督权、谏诤权等。枢密院是最高军政机关，长官为枢密使，由文官充任。三司总管国家财政事务，号称“计省”，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略低于“二府”。二府三司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构成最高辅政机关。二府三司制在宋神宗元丰改制时被废除。二府三司制加强了皇权，使相权大大降低，巩固了封建统治。
行省制
行省制源于魏晋时的行台。金朝也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这些都是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事毕即罢。元朝建国后，仿金制，设行尚书省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元世祖中统年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也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
元代行省设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总管一省军国大事。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而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所以为明、清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