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站在旅馆的音乐厅门口，其中一个大个子，戴副夹鼻眼镜，胳臂上佩着写有“纠察队长”字样的红袖章。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里开会吗？”丽达问。
大个子打量了一下丽达，问：“您的证件呢？”
丽达从提包里拿出烫金的代表证，大个子看见上面印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字样，马上变得彬彬有礼起来。”
丽达从一排排的椅子中间走过去，找到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她仔细听着主席的讲话。
“同志们，请允许我再次核对一下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一个熟悉的名字传进了她的耳朵：“潘克拉托夫。”
接着她又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名单迅速地往下念着。突然，她听到一个名字，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柯察金。”
前面很远的地方举起一只手，随后又放下了。丽达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个和她的亡友同姓的人。但是人太多了，她根本看不清。她站起身来，顺着靠墙的通道向前排走去，她明白，她不可能在拥挤的人流中找到刚才名单中出现的那个人，但她可以通过阿基姆找到她想找的那个人。
她让最后一批代表走过，自己朝阿基姆走去。
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人说：“喂，柯察金，咱们也走吧！”
接着，一个那么熟悉、那么难忘的声音回答说：“走吧！”
丽达连忙转过身去，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而微黑的青年，穿着草绿色军便服和蓝色马裤，腰上系一条高加索式的窄皮带。
丽达睁圆了眼睛看着他，当他两手热情地抱住她，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了一声“丽达”时，她才明白，真是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她始终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的。
音乐厅里的人全走光了。时钟响亮地敲了6下，可是他俩都觉得见面才几分钟。时钟告诉他们应该动身到大剧院去了。当他们沿着宽阔的阶梯向大门走去的时候，丽达又仔细看了看保尔，他还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更加英武、更加沉着了。
“你瞧，我还没问你在哪儿工作呢！”
“我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当上‘机关老爷’了。”保尔微笑着说。
他俩走在大街上，路上几乎没有说话，只是心中想着同一件事情。剧院周围人山人海，狂热而固执的人群一次又一次向剧院石砌的大厦涌过去，一心想冲进红军战士把守的入口。但是，大公无私的卫兵只放代表进去。代表们骄傲地举着证件，从警戒线穿过去。
会场里渐渐拥挤起来，人群还在不断往里涌，巨大的剧场正在接待这世所罕见的、充满活力的人流，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是如此热情奔放，如此乐观，如此勇往直前。保尔和丽达坐在一起，周围巨大的喧嚷声使他俩挨得更近了，这样说话才能听得清楚。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丽达说，“就是当初你为什么要中断咱们的学习和咱们的友谊呢？”
“丽达，我想你是完全清楚的。这是三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只有埋怨当时的保尔了。保尔一生中犯过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就有你问的这一个。”
丽达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但是我想听到的是答案。”
保尔低声说下去：“这件事不能完全怪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有责任。那些生动地描写坚毅勇敢的、彻底献身于革命事业的革命者形象，对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产生了做那种人的愿望。所以对你的感情，我就是用‘牛虻’的方式处理的。我现在感到很可笑，不过更多的是遗憾。”
“这么说，你已经改变了对‘牛虻’的看法？”
“不，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只是抛弃了那种用苦行来考验意志的悲剧成分。至于‘牛虻’的基本方面，我还是肯定的。我赞成他的忠诚、他的勇敢、他的非凡毅力，还有他那种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的坚毅。在他们看来，个人的一切同集体的事业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保尔，这番话三年以前就应该说，可是直至现在才说，只有使人感到遗憾了。”丽达若有所思地说。
“丽达，你说使人遗憾，是不是因为我永远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能成为更亲近的人呢？”
“不，保尔，你本来是可以成为更亲近的人的。”
“那么还来得及补救。”
“已经晚了，‘牛虻’同志。”
丽达开着玩笑，接着她解释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了，她的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人生活得很和美。”
她用手指碰了一下保尔的手，表示对他的关切。但是她马上知道这是不需要的，三年来，保尔不只是在体格方面长大了，这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毫不做作地、诚挚地说：“不管怎么样，我得到的还是比我失去的多得多。”
他们站起来，朝着乌克兰代表团坐席走去。乐队奏起了乐曲，巨大的横幅标语红得像火，闪光的大字似乎在呼喊：“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宏伟的剧院接待了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青年近卫军的精华。几千双眼睛全都反映着沉重的帷幕上面那发光的标语。
保尔从来没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革命的力量，感到这种难以言喻的骄傲和前所未有的喜悦。
大会占去了与会者全部的时间，保尔只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又见到了丽达。丽达对他说：“明天大会闭幕以后，我就要回去了。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有机会再谈一谈。所以我把过去的两本日记找了出来，还有一封短信，留给你。你看完后，再寄还给我。这些东西里有我没有对你说出的话。”
保尔握着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好像要把她的面容铭刻在心里。
第二天，他们如约在大门口见面。丽达交给他一个包和一封封好的信。周围有许多人，所以他们十分拘谨地互相道了再见，保尔从她那湿润的眼睛里看到了深切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
一天以后，列车载着他们朝不同的方向去了。
晚上，大家都睡着了。保尔移近灯光，打开那封信看了起来。
看后保尔沉思着把信撕成碎片，然后伸出窗外，任凭风把纸片吹走。
第二天早晨，保尔读完了那两本日记，把它们包起捆好，到车站邮局给丽达寄回了日记本。
两年过去了，无情的时光一天天、一月月地流逝着，而生活，飞速前进又丰富多彩的生活，总能给这看似单调的生活带来新的内容，他们为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而努力着。
他不能悠闲地过日子，他舍不得在睡眠上多花时间，深夜还经常可以看到他的窗户亮着灯光。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学完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清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结构。
夏天到了，休假成了大家热切盼望的事，保尔忙着给他们办疗养证，申请补助。他们临走的时候，都脸色苍白，神情倦怠，但是都很高兴，因为能够放松下来好好休养了。结果留下的工作全都压在保尔的肩上，他就像一匹驯顺的马拉着重载爬坡一样。
每个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给他肉体上造成很多痛苦。今年，现在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承认自己无力担负繁重的工作；要么继续工作，直至完全不能工作为止。对于这两条路，他选择了后者。
有一次，一位专区卫生处的老医生对他说：“保尔，你的气色很不好，到医务委员会检查过吗？大概没去过吧！反正你得好好检查一下，星期四下午来一趟吧！”
那天有事，保尔没有去检查。可是这位老医生并没有忘记这回事，他亲自过来把他拉到自己那，给保尔仔细检查了身体，检查之后，写了如下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处理意见。保尔的主要病症不在腿上，而是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
再有三个星期，他就可以去度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假期了。
可就在他要去看他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大海的前夕，竟然发生了一桩十分荒唐而可憎的丑闻，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那天下班以后，保尔来到党委办公室等着开宣传工作会议。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过了一会儿，有几个人进来。保尔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但他听出了一个人的声音，那就是本州财经处长法伊洛。保尔不止一次听说他爱喝酒，见到好看点的姑娘就纠缠。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女团员找到保尔，向他哭诉说法伊洛答应同她结婚，可是同居了一个星期以后就抛弃了她，现在见面连句话都不说。当这件事报到监察委员会的时候，因为那个姑娘拿不出证据，法伊洛便逃脱了惩罚。可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实话。
那些人不知道屋里还有别人，就放肆地说着。其中一个人问：“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样？又搞了点新名堂没有？”
“你给我道喜吧！昨天我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了。要是我盯上了哪个娘们，你就放心吧！我准能……”法伊洛接着说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州妇女主任，与保尔同时调到这里来的。她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人，对每一个妇女，对每一个向她求助或请教的人，她都热情接待，体贴关怀。法伊洛说的无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没撒谎吗？她可不像是那种人。”
“我撒谎？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比她强的我都搞过。这得有本事。对每个女人都要用不同的方法，有的当天就能弄到手，不用说，这样的是不值钱的货。有的得用一个月才能到手，最主要的是会打攻心战。老弟，这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啊！这方面我是专家。哈——哈——哈——哈……”
保尔站起来，攥紧了拳头，他觉得他的心在疯狂地跳动。
法伊洛还想把他的下流故事讲下去。
保尔一下子冲到法伊洛跟前，大喝了一声：“畜生！”
“你骂谁？”法伊洛没想到有人在后面偷听。
保尔大概又说了句什么，法伊洛伸手揪住他的前襟：“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他就给了保尔一拳。他是喝醉了酒。
保尔操起一张柞木凳子，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保尔衣袋里没有带枪，法伊洛才算拣了一条命。
就这样，原本要动身去克里木的，却因为这件荒唐事没法去了。不仅如此，保尔还不得不出席法庭。
全体党组成员都到市剧院来了。这个事件使与会者非常愤慨，法伊洛在法庭上非常放肆，他厚颜无耻地说什么这个案件应该由人民法院来审理，柯察金打破他的头，应该判处强制劳动。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却拒绝回答。
当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经过的时候，他讲得很平静，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是在竭力克制自己。
“这件事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从前，我常用拳头来代替头脑，但这样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这次事件是意外的，在法伊洛的头上挨了一下后，我才意识到我错了……”
参加会议的党员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决议，解除法伊洛的党籍。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以后，列车载着保尔前往克里木。州党委会因为保尔的再三请求，便同意让他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听候分配。他拿到一个不坏的鉴定，就动身了。阿基姆恰好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保尔去见他，把全部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阿基姆看了鉴定，见到在“对党无限忠诚”后面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毅力，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表现暴躁，不能自持，其原因是神经系统受过严重损伤”。
“保夫鲁沙，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写上了这么一条。你别放在心上，神经很健全的人，有时也难免发生这类事情。到南方去吧！恢复恢复精力。等你回来的时候，咱们再考虑你到哪里去工作。”
阿基姆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