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在团中央没有等候多久，就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X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柯察金同志，我们不是说好了临走之前同我父亲见一面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您看行吗？”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诊室里。
这位着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X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这位医生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巴扎诺娃听了，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这一切，保尔都注意到了，他知道，他的病情十分严重。
他又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太太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离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们已经有15年没见面了，老太太希望儿子能去看看阿莉比娜。没有想到，这封偶然的来信会对保尔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丘察姆的家。
丘察姆一家5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抑郁寡欢，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日的秀丽；她的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还有一个小男孩廖莉娅，再有就是那个胖得像猪似的老头子丘察姆。
除了两个女儿以外，阿莉比娜还有一个儿子，叫乔治，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保尔把他所知道的家里事耐心地讲给阿莉比娜听，顺便也问问她们的生活情况。
廖莉娅22岁，是个心地淳朴的女子，她和保尔一见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告诉了他。保尔从她口里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胆。儿女们都十分厌恶他，妻子对他更是恨之入骨，25年来一直都在进行反抗，生活过得很不愉快。
家里的第二个魔王就是乔治。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知道，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浪荡公子，对姐妹们更是傲慢、无礼，认为姐妹们低他一等。现在他还把母亲从老头子那抠出来的每一个铜板搜刮过来，据为己有。他考大学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却逍遥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的脸一直红到耳根。
达雅满18岁了，她虽然长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型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欢。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
“达雅从来不喜欢男人进她的房间，可对您却破了例。”廖莉娅对保尔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人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老头子一边用匙子不断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一边恶狠狠地盯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心说：“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就打开了花，很明显，是个标准的浪荡公子。都待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在这儿搞什么名堂？这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
他气恼地想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今天的报纸您读了吧？你们的领导在互相攻击呢！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联起手来对付那个叫斯大林的。嘿嘿！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老爷们打架，小人们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愤怒地盯着老头子，“你说的老爷们指谁？”他一字一句地问。
“随便说说罢了。我不过是个普通百姓，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年轻时候当过一阵子傻瓜，后来看清了，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谁也不会白给你闲饭吃。眼下我就这个心理：我给你干活——你给钱，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这些废话只有傻瓜才会听……”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喘过气来后，他又指着廖莉娅说：“这不是，谁也没问，就跟那流氓结婚了；跟谁也没商量，又离了婚。现在倒好，我还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太不像话了！”
廖莉娅痛苦地涨红了脸，把满含泪水的眼睛躲藏起来。
“照您这么说，她倒应该跟那个寄生虫生活下去？”保尔两只眼睛燃烧着怒火，直瞪着老头子。
“在嫁人之前，应该先看好了她要嫁的是个什么人。”
夜里，保尔把丘察姆一家的事情想了很久。偶然的机缘使他来到这里，现在又不由自主地卷入到这场家庭悲剧之中。他在考虑，怎样才能帮助她们母女冲出牢笼。他自己的生活正遇到困难，他本人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眼前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比任何时候都困难。
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女三人永远离开老头子。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发动这场家庭革命，他已经力不从心，况且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这里，而且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那么一切听其自然，不使这个小屋扬起灰尘？但是，老头子那副可憎的面目实在使他不能平静。保尔想了好几个方案，但似乎都不可行。他在床上辗转反侧。
他的床临时搭在厨房里，隔壁是达雅的卧室。达雅这一夜也心神不宁，无法入睡。她回想起昨天晚上，她、廖莉娅和保尔在她的小房间里，一直谈到深夜。过去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她只能远远地看着，如今他们走到了近前，这在她的生涯中还是头一回。父亲立下的规矩，使他们一家人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活，与社会完全脱离了关系。
她在码头上缝粮食口袋，下了班必须马上回家，一小时以后，还要赶到父亲工作的合作社去打扫房间，擦地板，一直干到半夜。只有星期天才有几个钟头的空闲，那几个小时空闲时间她可以待在自己房间里或同小姐妹们看场电影。
姐妹俩都是一肚子委屈，尤其是达雅，所有粗活重活都由她一个人干。
眼下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年轻人，带着一股清新而又强劲的风，这让她感到激动。
达雅知道，父亲对保尔的到来极为不满。达雅怀着一种莫名的忧伤，痛哭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天，保尔上街回来，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其他人都到亲戚家串门去了。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问她：“你怎么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轻声回答。
他想起了昨夜想过的几个方案，决定试探一下她对这些想法的反应。
为了赶在家里人回来之前结束这场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达雅，我很快就要走了。这次到你们家来，正赶上我的处境也十分狼狈，不然的话，情况一定不会是这样。要是在一年前，我完全可以把你和廖莉娅带走，有两只手，到哪都能找到工作！只是现在我的情况还不太好……我给我母亲去信联系一下，到时候咱们就用快刀斩断这团乱麻。不管怎样，反正不能扔下你们不管。只是有一点我要说，达尤莎，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一定要翻他个底朝天。你有力量和愿望这样做吗？”
达雅抬起头来，小声回答说：“愿望我倒是有，可是有没有力量——我不知道。”
他理解她的犹豫，他说：“没关系，达尤莎！只要有愿望，事情就好办。告诉我，你对这个家庭留恋吗？”
这天他们谈了很多，家里人快要回来了，保尔开玩笑地说：“真奇怪，老头子怎么到现在还没把你嫁出去呢？”
达雅惊慌地摆了摆手，说：“我才不结婚呢！廖莉娅受的罪我看够了。我死也不嫁人！”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用和解的口气说：“好了，不结婚也可以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年轻小伙子，未免太狠心了点儿，好在你还没有怀疑我在追求你。”说完，他用冰凉的手亲切地抚摩了一下这位感到难为情的姑娘的手。
“你们这样的人是不会找我们的，我们对你们有什么用呢？”她轻声地说。
几天之后，保尔到哈尔科夫去了，达雅、廖莉娅、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都到车站为保尔送行。临别的时候，保尔向阿莉比娜保证：不忘记那姐妹俩，并且想办法帮助她们冲出牢笼。
到了哈尔科夫，在稍事休息之后，他来到中央委员会，见到了阿基姆。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阿基姆给他分配工作。在保尔的一再要求下，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能够恢复，可他想错了，当他坐下来工作8个小时后，他连到隔壁食堂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到了上班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起不来床。等这阵发作过去，他才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他经常因此而受到警告，这时他才意识到，他面临着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离队。
“你们要我离队，可我才24岁啊！我不能拿着残废证这样过一辈子……”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但是要接受考核，看他是否适合。
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她向保尔说：“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证明他的知识太少；而当他写完一篇文章后，这位同志用红铅笔划出了30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气，但是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我们还不能任用您。您的这篇东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变内容，就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他告别之后，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点摔倒。
从那天起，保尔的情形一天比一天差，找工作是不用想了。他整天躺在床上，痛苦不堪。
他常收到由黑海港口发来的信，丘查姆一家邀请他回到他们的生活中去，生活的绳套越拉越紧，她们都在盼望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座宁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温暖的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