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安禄山死，史思明再度攻占河洛一带，吐番也逼近长安，朝中群臣计议，一致认为郭子仪有功于国，现在天下未平，不该让他在家赋闲。肃宗只好再次召回他，官拜诸道兵马都统，进封汾阳王。这时肃宗已命在旦夕，在病榻上对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就全委托你了！”
肃宗死后，当时和郭子仪并肩作战收复两京的广平王李豫继位，是为代宗。奸臣程元振不停地向李豫说郭子仪的坏话，代宗也怕元勋宿将功高难制，于是罢免了郭子仪的全部兵权，不让他带兵打仗，却叫他去当修建肃宗皇陵的监工。郭子仪觉得来意不善，一面尽力做好皇陵建筑一事，一面把肃宗当时给他的诏书敕命千余篇（其中大多是军事绝密文件）统统交了上去。代宗这才明白了自己对郭子仪的误会，且心生惭愧，于是第三次起用了他。
当时，叛将仆固怀恩勾结吐番、回纥进犯河西，代宗也学他祖父唐明皇，避难到陕州。郭子仪临危受命，事起仓猝，从前的部属都已离散，身边只有数十骑。他一接到诏命，只好临时凑合部分队伍，一边南下，一边收集散兵游勇。后来碰到旧部张知节，才得以在洛南扩兵增员，逐渐军威大振，再次收复两京，迎接代宗回到长安。代宗见到郭子仪后，惭愧地说：“只因没有及时重用爱卿，才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皇帝也当得未免太可怜了，让有贤德的人看不起。”为表彰郭子仪的盖世功勋，诏令把他的画像供在凌烟阁。这在当时，是谁都不敢奢望的最高荣誉。
所以，对人生旅途上的坎坷，要有正确认识———受一点儿委曲，受一点儿苦难又何妨，我们要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进而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
糊涂和聪明是相对而言的。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因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使之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儿，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的话，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显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显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就是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说：“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儿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的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在位高权重的上司跟前做事，肯定是非常难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上司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者，你怎样才能平安无事地在他身边做事呢？你要知道，领导最忌讳的就是握有实权的下属，惟恐下属会借手握兵权之际突然发难，将领导架空或者赶下台去。对于这样心有疑虑的领导，你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大度的胸襟，交出实权来换取太平日子。
4.善于保护自己
在位高权重的上司跟前做事，肯定是非常难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上司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者，你怎样才能平安无事地在他身边做事呢？这就有必要探讨封建社会那些处世圆滑、左右逢源，尤其善于拍上司的马屁的官僚。他们想的并不是如何办好公事，而是怎样讨好上司，保住自己的官职奉禄、荣华富贵。这些人没有什么建树，在保官保禄方面却有一套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的办法。清代道光朝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曹振镛就是这类官僚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曹振镛在乾隆朝中进士，点翰林，官至侍读学士，至嘉庆朝便飞黄腾达，升为尚书、大学士。道光皇帝继位后，他更是红得发紫，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图形紫光阁。当他以81岁高龄去世后，又得到“文正”的谥号。这是清朝对故世大臣最高的评价，在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只有七八个人。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既没有显赫的武功，又没有出众的文采，在重满轻汉的清朝时代，能够在充满凶险和倾轧的仕途上一帆风顺，自然有他的“诀窍”。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成为三朝元老，深受皇帝宠信靠的是什么。他回答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对皇帝、对上司，只需要表示顺从，不用发表自己的意见。真是圆滑到了极点。“少说话”不等于不说话，而是把话说到关键的时候，说到点子上，对此，曹振镛是深有研究的。
清朝进入道光时期就已经暴露出许多衰败的迹象，积重难返，地方官员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主意。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就有好几大撂，道光帝看得头昏脑胀，为此，他感到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看吧，实在不愿整天泡在文件堆里，不看吧，又怕留下荒废政务的坏名声。曹振镛敏锐地察觉出道光帝的这种心思。他讨好皇帝说：“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太平无事。可是一些大臣偏偏好无事生非，在奏章中讲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无非是为了博取敢于直言的虚名，对于他们又不能降旨怪罪，这样会使陛下蒙受拒谏的名声。依臣之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天威圣明，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明察秋毫，一定不敢再呈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曹振镛的一席话，正中道光帝的下怀，果然照他的办法做了。不少人因此丢了官职，文武百官谨小慎微，尽量不向朝廷报告或少报告，甚至出了大事也隐匿不报，即使报告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掩盖事情的真相。于是，官场上形成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的恶劣作风。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解决，最后形成了全国性的内乱。然而，道光帝却少看了许多奏章，免去了大量的伏案之劳。
曹振镛这么一“说”，实际上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地位，成功地施展了逢迎上司的小手腕，这种人只能给自己带来某些私利，对国家来说，却是埋下了可怕的隐患。这种人整天想着自己的名誉如何，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安危。更可怜的是道光皇帝没有看透这一点，反而把曹振镛当成言听计从的股肱之臣。曹振镛的举止无疑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反思。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虽然不能以曹振镛为楷模，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认识像曹振镛这样一些舍公为私的、祸国殃民的小人的本领，防备受其谎言所惑，误了勤政为民之大计。
自古以来，领导最忌讳的就是握有实权的下属，惟恐下属会借手握兵权之际突然发难，将领导架空或者赶下台去。对于这样心有疑虑的领导，你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理解，交出实权来换取太平日子，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宋太祖夺了天下不久，他问赵普：“自唐末以来的几十年间，换了十几个皇帝，征战不息，其原因何在？”赵普回答：“因藩镇的势力太强大了。皇帝势弱而臣子势强，自然无法控制局面。今天只有稍微削减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编他们的精兵，天下才能安定。”
话未说完，太祖就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知道。”过了不久，太祖和老友故将石守信等饮酒，酒酣耳热之时，命令左右侍候的人退下，对他们说：“我如不依靠你们的力量，不可能有今天，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恩德，每时每刻都不忘怀，然而作天子也十分困难，简直还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我现在整夜睡不安枕啊。”
石守信等人问：“为什么呢？”太祖说：“这不难知道，身居这个位置的人，谁不想将他干掉。”石守信等人都惶恐万分，向太祖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太祖说：“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虽然没有这个野心，但你们手下的人想富贵啊！一旦他们将黄袍给你穿上，就是想不做皇帝，也不可能啊。”石守信等人都叩头哭泣道：“我们虽然愚蠢之至，还未到这种地步，只求陛下怜悯我们，给我们指一条可求生之路。”
太祖说：“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想求富贵的人，不过多得些金钱，使自己优裕享乐，使子孙不受贫乏之苦。你们何不放弃兵权，选择些好田宅买下来，为子孙创立永久的产业。多多购置一些歌儿舞女，成天饮酒作乐，以终其天年。如果这样，我们君臣之间，也就可免却互相猜测怀疑不也很好吗？”石守信等人再次拜谢太祖，说：“陛下替臣等想到这种地步，真所谓同生死的亲骨肉啊！”第二天，他们几个人都说自己有病，不能继续任职，请求太祖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不难想像，如果石守信等自恃位尊功高，不采取退让措施，他们的结局自然可以预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利益不外是由职权或地位而来。不论你是出于公心还是另有想法，只要是你的所言所行超出了自己的权限，必然要带来别人的猜忌。因此即便是出于好意也要谨慎从事。
唐朝的王叔文经常陪太子下棋。有一次下棋时，太子和人议论政事，谈到了宫市的弊端。所谓宫市就是宦官在民间以低价强行购物。太子说：“我正打算向圣上反映此事。”在场的人都称赞太子贤明，只有王叔文没有说话。众人走后，太子留下王叔文，问他为什么不说话。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就是侍奉皇上的饮食起居，早晚问安，不宜议论宫外的事。皇上在位久了，如果疑心太子是在收买人心，如何辩解呢？”太子听了这话后大吃一惊，说：“不是先生指点，我哪能明白这个道理。”
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古代人们在凶险的官场中用以自保的韬略。虽然消极的成分有不少，但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处高位的人往往喜欢参与，显示自己的权威、才能、存在，似乎自己无所不能。他不知道自己做多，他人就做得少了；自己的才能太显露了，他人的才能就发挥得少了。做领导的不是要和他人比试才能，而是要让他人发挥才能。所以《尚书》说，对司法方面的事，不要越俎代庖，要让有关的官员去治理。太子与皇上本为父子，王叔文还非常郑重地提醒太子要避嫌，更何况其他的人了。这一招不谋其政术高就高在尊人之位，尊人之言，既留有余地，又守住了自己的本分。
“好管闲事受人磨”，是的，不该你去管的事你偏要去操心，这不是没事找事做，自讨苦吃吗？如果我们本职工作尚未做好，就去做一些与自己职务不相干的事，这就是越俎代庖，这就是多此一举。这样做，你不但当得不到众人的承认，而且还影响他人工作的正常开展。所以，不在其位就当不谋其政。
当领导的，没有哪个人不想美名远扬的，殊不知这里面都潜伏着无数的危机。因此，古代大臣中的一些智者，总注意把握住一个分寸，不要使自己的光芒太为耀眼、以致使得君上的形象显得相形见拙、黯然失色；要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甚至故意干出几件不大得人心的事，自毁名声，以使君上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从而释疑化妒，以求得自身的安全，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理。
萧何是最早支持并参与刘邦起事的亲信，在后秦灭楚兴汉的事业中立有大功，刘邦在论功行赏时，将他排在功臣之首，并给了他可以佩剑穿履从容入宫朝见的特殊待遇，以示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