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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书画、音乐、戏曲(5)

关汉卿的剧作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和感情。他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窦娥冤》。描写一个贫苦的女孩子窦娥因家境贫寒,7岁离开父亲做了人家的童养媳。十年后,丈夫又不幸早死。恶棍张驴儿强迫窦娥嫁给他,她不从。张驴儿下毒,不料毒死亲父,就反诬窦娥,告到官府。但见钱眼开、草菅人命的太守不听申辩,却将窦娥“下在死囚牢里”。可怜的窦娥最后竟惨死在昏官的屠刀之下。不甘于自己命运的窦娥在绑赴刑场的路上咒天骂地,痛斥主宰者的罪恶。刑前发下三桩“无头愿”。行刑之后,阴云密布,悲风怒号;颈血上冲,六月飞雪,三年不雨,草木皆枯。这一切都证明着她的清白与冤枉。作家借助于浓郁的悲剧气氛的创造,使主题逐步深化,表现了自己强烈的爱憎,抒发人民反抗、伸冤、报仇的愿望和真理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部剧作塑造了窦娥的光辉艺术形象,也最充分地体现了关汉卿的社会政治观点,是他最成熟的艺术结晶。

关汉卿还有很多描写下层妇女的不幸和斗争的作品,如《救风尘》、《望江亭》,都以清新活泼而著称;《单刀会》等作品,气势磅礴,慷慨激昂,歌颂了历史英雄人物关羽的磊落胸襟和豪迈气概。总之,关汉卿的剧作内容广泛,思想深刻,风格多样,形象鲜明,在我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汤显祖(1550—1616年)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和《南柯记》。

《牡丹亭》和《紫钗记》是儿女风情戏,《邯郸记》和《南柯记》是社会风情剧。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或许“四剧”本身就是其毕生心血凝聚成的人生之梦。汤显祖的“四梦”是一种原本的真实,包含了深邃的思想内涵,以虚幻的记梦方式,表示了鲜明的价值取向。也有一位他的同代人王思任,用“《紫钗记》,侠也;《牡丹亭》,情也;《南柯记》,佛也;《邯郸记》,仙也”概括了“四梦”的“立言神旨”。应该说,这个评论颇有见地,或许指出了汤显祖梦文化的美妙情境。

几百年来,“临川四梦”因何盛演不衰?或许“四梦”概括了纷繁世间事,或许“四梦”揭示了万般总是情,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曾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对“情”的感悟,不知令人多少人共鸣,每当在梦境中醒来,再走入新的梦境时,总会回味那或仙、或佛、或侠、或情的斑斓残梦,而情中的梦,梦中的情,更是令人怦然心动。

京剧四大名旦

京剧四大名旦指的是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的称谓是由沙大风于1921年在天津《大风报》创刊号上首次提出。

梅兰芳(1894—1961年),名澜,又名鹤鸣,字畹华、浣华,别署缀玉轩主人,艺名兰芳。江苏泰州人,1894年生于北京,他出生于京剧世家,10岁登台在北京广和楼演出《天仙配》,工花旦,1908年搭喜连成班,1911年北京各界举行京剧演员评选活动,张贴菊榜,梅兰芳名列探花。代表戏京剧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昆曲有《思凡》、《游园惊梦》等。梅兰芳在京剧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上均进行了独树一帜的艺术创新,被称为梅派大师。

程砚秋(1904—1958年),原名承麟,满族,后改为汉姓程,初名程菊侬,后改艳秋,字玉霜。1932年起更名砚秋,改字御霜。自幼学戏,演青衣,受师于梅兰芳。他在艺术上勇于革新创造,讲究音韵,注重四声,追求“声、情、美、水”的高度结合,并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创造出一种幽咽婉转、起伏跌宕、若断若续、节奏多变的唱腔,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程派”。程砚秋擅长演悲剧,编演过《鸳鸯冢》、《荒山泪》、《青霜剑》、《英台抗婚》、《窦娥冤》等戏,大多表演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

尚小云(1900—1976年),名德泉,字绮霞。祖籍河北南宫县,生于北京市安定门内,法通寺草场大院。幼入科班学艺,14岁时被评为“第一童伶”。初习武生,后改正旦,兼演刀马旦。他功底深厚,嗓音宽亮,唱腔以刚劲著称,世称“尚派”。代表作有《二进宫》、《祭塔》、《昭君出塞》、《梁红玉》等,塑造了一批巾帼英雄和侠女烈妇。

荀慧生(1900—1968年),祖籍河北东光,初名秉超,后改名秉彝,字慧声,1925年与余叔岩合演《打渔杀家》起改名为荀慧生,号留香,艺名白牡丹。幼年在河北梆子班学艺,19岁改演京剧,扮演花旦、刀马旦。他功底深厚,能汲取梆子戏旦角艺术之长,熔京剧花旦的表演于一炉,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荀派”。擅长扮演天真、活泼、温柔一类妇女角色,以演《红娘》、《金玉奴》、《红楼二尤》、《钗头凤》、《荀灌娘》等剧著名。

弹词

弹词至今很流行。它也叫“南戏”,本是曲艺的一个类别。表演者大都是一至三人,有说有唱,乐器以三弦、琵琶、月琴为主,表演者自弹自唱,别具一格。

苏州弹词是弹词的一种。此外,还有扬州弹词、四明弹词、长沙弹词、桂林弹词等,曲词、唱腔各自不同,皆用地方方言说唱,是颇具地方色彩的说唱艺术。

明代杨慎有《廿一史弹词》,是长篇弹词的一种。清代张三异注。共10册。以正史所记的事迹为题材,用浅近文言写成。唱文均为十字句,后再系以诗或曲。它的一段略似于章回小说的一回,体例与后世的弹词相近,被认为是近世弹词的发源。

《榴花梦》是清代女作家李桂玉作的长篇弹词,390卷,最后3卷由女作家杨美君、翁起前(合署浣梅女史)合作续成。每卷二回,全文约500万字。叙述唐代女子桂桓魁建立边功,痛责昏君庸臣的故事。福建有几部抄本流传,传唱甚广,但都不是全本,1962年发现完本。

清代陈遇乾有《义妖传》,也是长篇弹词,五十四回,系根据乾隆间刻本《白蛇传》改写而成。与明代崇祯间的《白蛇传》弹词抄本内容不同。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女作家邱心如有《笔生花》,是一部三十二回本的长篇弹词。叙述明代女子姜德华为逃避点秀女,女扮男装出走,后建功立业,终于与其表兄文少霞团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对封建社会妇女的屈辱地位多所不满,但又对多妻制予以赞颂。

清代写《官场现形记》的李宝嘉也有长篇弹词作品,名为《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初刊于《繁华报》。作品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并暴露了侵略者八国联军的兽行,但对义和团采取敌视态度。

此外,又有“评弹”的名称,但与弹词不同。它是苏州评话、苏州弹词两种曲艺形式的合称。这两种曲艺形式综合演出时,也称评弹。苏州评弹目前十分流行,甚至影响到北方听众,有的歌唱家也乐于演唱这种曲艺形式,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信天游

信天游是中国民歌的一种,属山歌性质,也称“顺天游”。因其形式简便,旋律优美,人们在山野间可自由即兴编唱,信天而游,传遍四方,人们便称之为“信天游”。其主要流行地在陕北和甘肃、宁夏的东部地区,如华池、合水、环县、盐池等地。信天游曲子相对稳定,填词方便,故而内容十分广泛。既有表现劳动人民对反动统治不满的,也有表现美好愿望和幸福憧憬的,而大多数以爱情题材为主。

信天游是当地劳动人民最为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终日的劳累、满腔的怨愤和由衷的喜悦都可以通过它而得到充分的表达,所以当地人民有“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苦人就无法解忧愁”的说法,这充分表达了劳动人民对自己创造的这一艺术形式的喜爱。

信天游的歌词一般是两句一段,每首歌词的段数并不一定,视需要而定。歌词通常每句7个字,多的也可以达到11个字,因它没有固定的韵律,在段数多时,可以随时换韵,所以填词、换词较为方便,深得民意。信天游多数语言简洁、生动,感情表现纯朴、自然、真挚。

信天游的曲调有40~50种。其特点是结构短小,由两个乐句构成,上下呼应。从调式上看,多为征调式、羽调式和商调式。其节奏较自由,音调简朴、高亢、奔放,可反复咏唱。由于它的即兴色彩转浓,因而在不同的地区就产生了一些风格上的差异。如神木、府谷一带的信天游就与山西的山曲、内蒙的爬山调互为影响。而定边、靖边与盐池、华池等地的信天游则多大跳,在音调上与陕甘宁花儿有一定联系。绥德、米脂、佳县的信天游则又是一种风格,是陕北信天游的典型代表。随着中国共产党陕北根据地的建立,陕北信天游得到了广泛流传,人们所熟悉的信天游多为此类。

1980年以来,乡土音乐的崛起,为信天游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许多信天游词曲被整理、改编,那熟悉的音调再一次响彻神州大地。

秧歌

秧歌,是流行于我国北方的一种民间舞蹈,起源于农业劳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主要是逢年过节为增添喜庆欢乐气氛进行表演,舞姿自由、即兴,动作也无严格固定的规范。一般是舞者装扮成各种人物,手持扇子、手帕、彩绸等道具而舞,参加表演的人数众多,以锣鼓、唢呐伴奏。有些地方的秧歌队中还穿插着狮子舞、龙灯、旱船等表演项目。因流行地区广泛,各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如按地区分则有陕北秧歌、东北秧歌、山西秧歌、河北秧歌等。秧歌形式简易活泼,富有表现力,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1943年新年和春节,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师生组成了秧歌队到街头广场演出,利用民间的秧歌形式,表现拥军、生产、学文化等与当时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息息相关的新鲜内容。因为这些节目,经过对旧秧歌的提高创造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被人们称为新秧歌。不久后,新秧歌很快就普及到陕甘宁边区和邻近的晋绥边区,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热闹红火的群众文化运动。

新秧歌深入到广大农村和部队,人们取材于大家关心的生活和事件,编演了一批内容新鲜、形式活泼的剧目,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挂彩》、《惯匪周子山》等,这些载歌载舞的戏剧就是秧歌剧。秧歌剧保留了传统秧歌生动活泼的特点,同时又广泛吸取地方戏曲、民间歌舞以及话剧、舞蹈的因素,使其成为一种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综合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和兴高采烈的心情。这一艺术形式不仅使古老的传统秧歌焕发出艺术青春,同时也为我国新歌剧的创作和演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