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公元前180—公元前157年在位）、汉景帝（公元前157—公元前141年在位），他们都十分注重加强中央集权制。文帝时，刘邦分封的那些诸侯王的割据势力迅速扩张，自设官吏，自征赋税，成了独立王国。文帝采取各种手段削弱诸侯王势力，打击一切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行为，有效地抑制了部分诸侯王。汉景帝接受谋臣的建议，消除了一些封国的部分郡县，收归中央管辖。吴王刘濞见世袭特权受到威胁，串通楚、赵等六王，于公元前154年联合起兵叛乱。景帝派太尉周亚夫镇压叛军，很快平息了叛乱。这次事件后，景帝做出规定，各封国官吏一律由中央委派，不再给诸侯王以独立的军政权力，从而大大减少了诸侯割据称雄的可能，加强了西汉的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汉文帝、汉景帝对刘邦的一些主要政策做了调整。政论家晁错向文帝提出“贵粟政策”。他指出，现在商人们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提高利贷，造成农民的贫困，长此下去，是很危险的。所以一般地讲“重农抑商”是不行的，而必须实行“贵粟”政策。即允许人民用粮食买爵位，用粮食赎罪；国家粮多了，可减轻赋税。汉文帝采纳了这一主张，公元前168年下达卖爵位令，二级爵价600石粮，九级4000石。实行“贵粟”，国家粮食大增。文帝还推行了“轻徭薄赋”政策。开始，田租减半，次年，田租全免，持续12年。至景帝又恢复到田租减半，直到西汉末。原先，15至56岁的百姓，每人每年纳算赋120钱，文帝时减为40钱。原先，23至56岁百姓，服兵役二年，每人每年在郡县任更卒一月，减为三年当更卒一月。这些办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除此之外，文景时代为了加强武备，鼓励人民养马，制定了民家养马一匹，免三人徭役的“马复令”。同时，取消了关口检查来往行人制度，以便利商人贩运；解除山林、川泽伐采和捕捞的禁令，使老百姓能够补助生活。
丝绸之路
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是文明与友谊之路。它像一条绚丽的彩带，从西汉时期的古都长安开始，穿过河西走廊，翻越帕米尔高原，直到地中海沿岸、印度、伊朗、伊拉克和欧洲腹地，绵绵7000千米。一路上，商旅使臣、僧人学者，络绎不绝。沙漠之舟载着人们，把我国的丝帛彩绸，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灿烂的文化传到西方；同时，也把西方特有的农产品和文化艺术的瑰宝送到中原大地。从西汉时期到隋唐的1000多年时间里，这条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东西方的大动脉，成为我国人民同国外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丝绸之路已载入世界史册。
开辟这条道路，打通我国同西方联系的人就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旅行家和外交家张骞。张骞约生于公元前175年，陕西汉中城固人。年轻时做过汉武帝近旁的侍从官。当时，北方的匈奴奴隶主屡屡派兵南侵，给人民带来了战乱。汉武帝决定派人出使西域去联络大月氏国，好共同抗击匈奴，大月氏在匈奴的西边，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经过匈奴。张骞胆识过人，自愿冒生命危险完成这一重大使命。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使臣，由一个名叫甘父的匈奴人作向导，率100多名随员离开长安西行。过了陇西郡，渡过黄河上游，进入了祁连山匈奴人盘踞的地区。不幸，队伍被匈奴人发现，在战斗中，寡不敌众，张骞和甘父被俘。在匈奴人的监视和奴役下，张骞度过了漫长的11年。公元前127年，张骞和甘父等人逃出了匈奴人之手。他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连跑了几十天，在戈壁大沙漠中忍受干渴和炎热的折磨，射鸟兽充饥。他们跨过一望无际的白龙堆石海，沿着天山南麓，经过楼兰、焉耆、龟兹，到了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市一带）。为了找到大月氏国，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大宛国境（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在那里，他们受到热情款待。大宛国王派向导护送他们经康居国（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到达了大月氏。
张骞在大月氏生活了一年多，虽然未同大月氏达成共击匈奴的协议，但是却与大宛、康居和月氏等国建立了联系，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公元前127年，张骞他们动身回中原。为了绕过匈奴人的辖地，他们没走原路。可是，在翻越祁连山时，他们又被匈奴骑兵俘虏。单于非常愤怒，对他们严加看管。张骞他们白天背土筑城，晚上被囚禁，又苦熬了一年多。正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匈奴单于病死，他的兄弟和儿子争夺王位，起了内讧。张骞和甘父趁乱逃脱了囚禁，回到长安。13年前出发时的100多人，如今只剩他们两人了。
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13年来的探险经历和西域各国情况。汉武帝封他为太中大夫，并任甘父为奉使君。公元前123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进击匈奴，张骞随军出征，由于他对匈奴的地理等情况熟悉，战争获得胜利。回来后，他被封为“博望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精兵5万，与匈奴决战，取得了胜利。这一年，汉武帝任张骞为中郎将，带着黄金、丝绸等贵重礼品第二次出使西域。他们来到乌孙，又派了副使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于阗等国，广泛开展外交活动，并邀请他们派使者到长安观光。公元前115年，张骞载誉而归。由于他的努力，汉王朝的影响扩大了，西域的交通开辟了。从那以后，中国的汉人地区也种起了葡萄、胡桃、石榴、黄瓜、蚕豆、豌豆、大葱、大蒜等农作物，西域的汗血马、玻璃、宝石、玛瑙、香料，以及乐器琵琶、中东的乐曲、印度的佛教、希腊的绘画等也传入中国。中国的蚕丝锦绸、炼铁炼钢技术、凿井技术，以及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都由这条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传到西方。这条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它和张骞的名字，永远为世界人民所传诵。
贞观之治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曾写下光辉的一页：在他当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政治清明，国力强大，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
李世民雄才大略，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战功赫赫。他亲眼见到隋炀帝的腐朽统治和农民起义的巨大力量，因此，他掌握政权以后，注意缓和阶级矛盾。他常说：“不能忘记隋炀帝亡国的教训。”又说：“一个好国君，必须先让百姓过好日子。如果损害他们来供奉自己，那就像割下大腿的肉去喂肚子。”他把荀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名言记在心上，曾对太子李治说：“皇帝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让船浮在上面，也能让船翻到水里。”在他当政后，为了让农民安心生产，他切实推行了唐高宗李渊时期制定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控制了土地和劳动力，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来源，形成了“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赋税制度。这些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农民们重返家园，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李世民在军事上，继续沿用了隋朝的府兵制，全国建立了634个军府。府兵称作“卫生”，由各军府从均田农民中挑选，这叫“点兵”。府兵平时务农，农闲训练，每年轮流到长安担负一个月卫戍任务，有战事就出去打仗。府兵可以免去本人的租庸调。
李世民发展了隋朝时开始出现的科举制度，增加了考试科目。他曾说过：“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他在用人方面，坚持“任人唯贤”和“取其所长”的原则。在争夺天下时，他就网罗了大批文才武将，即位后，又马上让宰相封德彝推举贤才。有一次，他发现武将常何的奏疏写得很有水平，了解到是常何的门客马周起草的以后，李世民就把马周召来，安排他做了官。后来，马周做了宰相，成为李世民的助手。特别是对前太子李建成的谋士才能卓著的魏征、王珪，十分看重，尽管他们过去帮太子反对过李世民。对自己的亲属、朋友，对部下，他都能做到一视同仁，按才录用。
唐太宗李世民最突出的优点是善于纳谏，也就是听取批评意见。他曾问大臣魏征：“用什么办法才能头脑清醒而不昏庸？”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魏征经常给太宗提意见，多次指出太宗的过错。有时把太宗惹火了，仍然神色镇定，坚持自己意见。魏征一共给太宗奏事200多件，在唐初实现贞观盛世中起了重要作用。公元623年，魏征患重病期间，唐太宗每天派人去看望他。魏征病危时，太宗亲至病榻。魏征死后，唐太宗伤心地流泪说：“以铜为镜子，可以照见衣帽穿戴得是否端正；以历史为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以人为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这面使我明得失的镜子再也回不来了。”
唐太宗在民族关系方面，采用和睦政策，对汉族人和非汉族人同样看待。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还在唐朝政府担任军政要职。他还让文成公主与吐蕃君主松赞干布联姻，加强了汉族和藏族人民的团结。
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博采众议，实现了比较正确的政策，才使唐朝初年出现了繁荣强盛的局面。“贞观之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开元盛世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以后，封建统治者便着手恢复有利于政权巩固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唐初100年，国家比较安定，经济稳步发展。唐玄宗在公元713年即位，励精图治，继续保持了唐朝的兴盛，社会上呈现更加繁荣的景象。
在用人方面，唐玄宗坚持“唯贤是举”和“用其所长”的原则。经过认真地选拔，他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才干。姚崇、宋璟确实忠诚可靠，有胆有识，为唐玄宗出了许多好主意。武则天当政期间，由于兴建大量庙宇，修筑“明堂”，增收赋税，加剧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阶级矛盾有所发展。为了消除遗留下来的弊政，唐玄宗积极采纳姚、宋的建议，进行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唐玄宗仍然执行让百姓休养生息，使百姓安乐的方针，减轻赋税，减少徭役，推行各种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较好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兴修水利，又有大片田地能够得到灌溉，不少从前的荒山坡变成了良田，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
手工业也逐渐发达。官府工匠和私营工匠的人数增长很快，手工业作坊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锦缎纺织技术更加精巧，丝织品印花染色技术不断提高，陶瓷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兴旺，也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唐玄宗末期的户口数较唐初上升了4倍。
因唐玄宗前期年号为“开元”，史称他统治的28年是“开元之治”。
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在一首诗里描绘出这一盛世之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王安石变法
革命导师列宁曾经称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这是因为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进行过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公元1069年，48岁的翰林学士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第二年又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即宰相），从这时起，就开始了王安石变法。那时，北宋王朝遇到了空前的社会危机。土地兼并剧烈，军费开支庞大，阶级矛盾尖锐，外患骚扰严重。王安石年轻时曾广泛接触社会，面对北宋贫弱腐败的现实，他立下了改变现状的志向。由于他在政治和文学方面有很大的名声，宋神宗上台后，就委以他变法的重任。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是富国强兵。重在发展生产、开发财源、增强兵力。他颁布了平均赋役的均输法、免役法、发展生产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还有政府控制市场、物价的市场法等。在强兵方面，有给将领训练士兵权力的将兵法、寓兵于民的保甲法以及保马法、军器监等。
王安石的新法，实行了约16年。短短10余年中，全国兴修水利10700多处，灌溉田达36万多顷，农业得到大发展，朝廷增加了收入，储备了大量物资，加强了国防力量。新法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积贫积弱”的局面初步得到改变。但是，王安石变法限制、打击了地主豪绅官僚和大商人的利益，在朝廷内外都遭到不少反对派的反对和攻击。公元1076年10月，王安石终于抵挡不住顽固势力的强大压力，被迫辞去宰相职务。公元1085年，宋神宗死去，守旧派的首领司马光担任宰相，至此，新法完全被废除。
王安石看到变法失败，非常痛心，不久就忧愤而死，终年66岁。他的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在历史上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图台湾，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岛屿。早在三国时期，吴国就派人到达台湾，和当地人民一道开发建设台湾。宋元时期，曾在台湾建立了行政机构。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清朝政府设置台湾府，进行管辖。
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台湾人民英勇地跟他们作斗争，不断进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