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要与人打交道。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打交道的高手呢？这个问题是人生中一个大问题，因为打不好交道的人，就无法结成一个能帮助你成功的“圈子”。
孔子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济和。
”驭人亦如此。
（一）曾国藩御人内经
用人总是有一定角度，有一定心计不管怎么样，没有人才的到来，御人就是失败的。
而曾国藩在这方面则有独到的见解。
1.在最关键的时候，抛出圈套
到处给别人设陷阱，不是高手，是低水平的；不会设陷阱，就会遭别人诬陷之害。
曾国藩平时不计较得失，总是在别人算计的关键时刻用早已撒出的圈套，套住对方。
因此，人人都害怕曾国藩这一绝招。
御人不是简单的管人，而是一定要点住对方的“穴位”。
有些人总是忙忙碌碌，不停地解决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效果却并不一定好。
曾国藩平时采用的御人术是在小事上仔细观察，却并不表露看法，在关键时刻就点住对方的穴位，让对方无话可说。
的确，御人不是简单的管人，而是一定要点住对方的“穴位”。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很多对手，他们可能是威胁你顺利发展的大敌。
天下最好的药，如不能对症，也不会有百分之百的效果。
曾公认为对人也是如此，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便指其谓君子或小人，则必被刀俎。
曾公就是这样以彻悟人生之眼透视对方。
或迎头一击，或温柔赔笑。
用人是为了创造事业，如果不能真正辨清所用之人，那一切都是徒劳无益，不如不用省心省事。
（1）三种不可抬举之徒
成功者的标志首应是懂得用兵之道，不是盲目用人。
故曾国藩琢磨对手有一套阴阳之道。
有些人没有眼色，自命清高，以为谁都是他的脚夫，这种人不可重用。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曾国藩的用人智慧：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举荐而飞黄腾达。
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悭举荐，但他举荐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不怕难苦，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
此外，还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举，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的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任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是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
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
他在1862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接少荃上海信，知周腾虎在沪沦逝。
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
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
”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解释说：“眉生之见憎于中外，断非无因而致。
”“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
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
”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
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
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所未免嫌其过骤。
丁日昌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
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
该员实难胜此重任。
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
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思，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
虽未知其姓名，却可断定确有其事。
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
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
2.容不容之人，方不被人暗算
自私的人恨不得全部吃尽天下的蛋糕，不让别人沾一点利益，因此本性狭隘的人，难以成大事。
曾国藩最强的本领是去容不容之人，不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坏自己的事。
其实，给人一点甜头，你的甜头就不会被别人抢去，这岂不是容人的好处吗？
御人重在脚心，从根子上把人控制住。
天底下有各种各样的人，你不要认为有人不合己意，就看那人别扭。
实际上，你还不懂得太高深的御人术。
曾国藩在御人方面显示出过人的本领，能容纳任何一个不能容纳的人，从而练就了一套控制住对手的御人术。
的确，御人重在御心，从根子上把人控制住。
什么是御人，就是一个人笼络和控制另外一个人的技艺，是一种驾御术。
既然是驾御，就与用人的思想联系起来了。
显然，这与人才问题相关。
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纵览古今历史，无一例外。
曾国藩身为清朝“中兴功臣”，不愧为重视人才、善用人才的杰出大师。
封建时代，人才的选拔、任用讲究极多，而曾国藩能够以“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实在可贵，而这些受纳之士最终也都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每个人都有其可取的一面，尽管他可能不是个尽善尽美的人。
曾公御人长于人处，就在于他善于因势利导，引其长而弃其短，主张以“度”容“士”，诚待天下，换得人才济济于一府之大局面。
但凡预谋大事之人，必应有自己的一套明理心思，但不管怎样，总不免要学会心随着群英之意，而口上则随广善大众。
（1）多给别人个下脚地儿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暴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
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
但不久曾国藩中了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
”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
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
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
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骗。
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欺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
”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
”此人应诺而出。
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
”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
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
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
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
”兵卒退下回，曾国藩双手把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
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
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
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
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
”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
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
”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
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
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坚持不给。
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
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处处大度为怀。
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时，他便能立即改过不吝。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时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自然不免产生傲慢无理的地方。
然而有指出其过错者，也能够深深的自责。
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脆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
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
”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
”官员说：“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
”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
”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
”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宽容大度之态，让曾国藩博得了众多的支持和鼎力协助，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同时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2）大“度”能容天下之“士”
中国有“宽则得众”这句成语，交友虽然多多益善，但要交净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
同时，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丢朋友的面子，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则。
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这样如果一时有意见相左，也会最终不伤和气。
在这一原则他在《答欧阳勋》的信中充分表现出来：
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
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
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
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
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
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
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
离别之后惟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
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
要做到交净友，颂雅量。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昔人之以咏张居正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
当时他的朋僚歌功颂德的话，我们不需一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吧！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
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
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
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
儿当知吾心也。
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
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值一哂耶。
”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扬赞，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左宗棠之进用，亦由曾国藩所荐，但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故皆能持大体。
孔子说：“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