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待下级宽厚诚挚，和蔼可亲，但决不是一团和气，而是有着严格要求。
他对同志的缺点错误总是及时进行批评教育，毫不含糊。
这种批评教育的方式多样，方法得体，有时谆谆说理，有时晓之以情；有时严肃严厉，有时和风细雨；有时公开直接，有时婉转迂回，都是抱着与人为善的至诚，使人心悦诚服，效果显著。
严正。
有个时候，国务院一些部长频繁出国，缺乏周密的准备和明确的目的性，劳民伤财却收效甚微，影响很坏。
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周恩来公开严厉批评说：“有的部长上任没有几年，出国去的地方比我还要多，但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出国考察要注意实际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无效劳动，造成浪费。
”
对于有的情况，周恩来不仅公开批评，而且当场纠正。
1962年西哈努克亲王来华访问，离京时，周恩来等到西郊机扬送别。
这时，中国足球队与印尼足球队正在先农坛举行出线比赛，在当时是一次难得的一饱眼福的机会。
当西哈努克的座机刚一起飞，我国一些参加送行的人，包括许多将军急忙自行散开，各自找车，准备离开机场。
周恩来对这种情况很生气，立即让人通知机场门口，一个人也不放走，都叫回来。
等飞机绕场一周飞走，送行的外交使节离开后，他把那些高级于部招呼在一起，生气地对他们说：“你们怎么搞的，没有一点礼貌。
各国外交使节还在那里，飞机还没有飞远，客人还没有走，你们先走了，大国这样对待小国客人，不是搞大国主义吗？”他严肃地问道：“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首长没有走，下边都走了，行吗？”这次训话，足足有一刻钟。
最后他亲切地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去看足球，好吧，咱们一起去吧！”当天下午，他又把礼宾司负责人找去，指示在《礼宾工作条例》上加上一条，即今后到机场为贵宾送行，需等到飞机起飞，绕场一周，双翼摆动，三次表示谢意后，送行者方可离开。
对这类带倾向性的问题，这种公开严肃的批评，不仅能教育本人，而且能起到“刹风”的作用。
婉转。
1952年，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谈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项目问题。
抵苏后，他把有关人员集中起来，逐字逐句讨论修改“一五”计划的草稿，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定稿付印前，又专门叮嘱一位同志负责最后校核。
当周恩来发现核对后的稿子仍有差错时，并未直接批评校对的同志。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代表团住地同大家共进午餐时，特去和这位同志碰了杯，笑着说：“罚酒一杯吧！”既亲切，又严肃，批而不露，使这位同志负疚而不觉得难堪，收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效果。
对于自觉性和自尊心较强的同志，对其一般性差错，用不着板着面孔数落一番，只需婉转地一点，或作点暗示，使其领悟到就可以了。
迂回。
拍摄影片《五朵金花》时，一位白族姑娘歌唱得十分动听，可是外貌不十分漂亮，导演就只让她配音演唱，而没让她参加演出。
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没有直接批评导演，而是自己向这位白族姑娘道歉，说不让她参加演出是不妥的。
周总理代人道歉的事，传到了这位导演的耳中，使他深为感动，不由深思自省。
后来，周恩来见到这位导演时，又十分和蔼地向他指出问题所在。
他对导演说：“为什么做工作不从政治上考虑呢？你这样做多伤兄弟民族的自尊心啊！今后一定首先要从政治上考虑。
我们不仅要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同时还有责任为少数民族培养他们自己的演员。
”
周恩来代人道歉，实际上是对这位导演的批评，不仅使那位白族姑娘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数民族的无比关怀，而且对那位导演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使他体会到了周恩来处理问题的周到细致和真正关心人的诚意，收到了直接批评所不能收到的效果。
理喻。
批评同志不能以势压人，应该以理服人。
把道理讲深讲透，做到使人心服口服。
1954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负责新闻工作的熊向晖同志拒绝了。
事后，他报告周恩来并建议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假象。
周恩来听了蹙了蹙眉头，思考一下，觉得他这种看法和作法欠妥，于是向他耐心地说明了以下道理：第一，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只是一个“中华民国”。
第二，美国顽固派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
第三，蒋介石集团派中央社记者来日内瓦，是因为对这次会议很不安，是为了便于实地观察，不是为了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
因此，把人家拒之门外，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于情于理不合。
熊向晖听后，觉得周总理说理充分有力，当即认错，并检讨说，我不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
周恩来并未因为他接受了批评、承认了错误就完事了，而是针对熊向晖把问题提到了组织性纪律性错误的高度，又作进一步的剖析。
他指出，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纪律性的错误。
当然，组织性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
重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
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
接着，周恩来又从他所处的领导地位承担了责任。
他说：这次到日内瓦来，你也作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的记者到日内瓦来。
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作中难免有失误，有了失误就要认真吸取教训。
如果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开展工作。
最后，他没有否定“两个中国”问题的存在，而是交代熊向晖，要其就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作出具体分析，区别不同情况，找出处理办法。
周恩来对问题解剖得如此深刻、具体、人情人理，使熊向晖心服口服。
正己。
对干部队伍中某些带倾向性的问题。
周恩来除了从口头上进行批评教育外，特别重视自己做出表率。
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带动别人，实际上也是对越轨行为的无声批评，其效应是正面批评无法代替的。
当周恩来了解到了有些领导干部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出差开会，所有住宿、伙食、交通费用皆由地方政府支付时，很生气。
他在全国交际接待工作会议上，恳切地告诉各省来的代表，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责，都要给本人出具帐单，由客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
周恩来要求干部廉洁奉公，首先是从自身作起的。
他历来公私分明，不搞特殊化，不揩公家的油，不收受礼物。
他经常到各地视察工作，不住高级宾馆，不准迎送，更反对前呼后拥，特殊款待。
有一次到沈阳，省、市负责人安排他住当时最高级的北陵休养所，他坚持要住辽宁大厦，并且点名要吃高梁米饭和玉米面饼、玉米碴子粥，给他加两个菜也不同意。
到鞍山视察时，正好建成一座比较高级的房子。
鞍山的同志们想让总理作为第一位客人，住这所房子。
周恩来不仅不同意住，反而严肃地批评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不能为你们开张，应该关闭。
”从此别的领导人也就不好意思去住了。
直到人民生活条件普遍改善后，这座高级房子才开始启用。
困难时期，青海省政府从青海湖里捕捞了一些鱼，派车专程送到国务院。
周恩来知道后，专门给青海省政府打了电话，对这件事提出批评。
他又考虑到如果把鱼退回青海，路途往返多日，鱼会变质，便指示后勤部门把鱼买下送给幼儿园的小朋友，改善伙食。
周恩来的家乡江苏淮安县的县委书记来京开会，带来一包他最喜欢吃的面食“做子”，周恩来同意收下，但按价付了钱和粮票。
周恩来这种清正廉洁的作风是一贯的，时时事事体现在他的行动中，为广大干部做出了榜样，同时也是对那些公私不分、揩公家油的不正之风的有力鞭挞。
于己无关之错，自己代人受过，要收到迂回批评之效，又显出自身度量，暗中提高了自己的威信。
3.危机关头，总理顾全大局辞职
周恩来在处理与共产国际这个特殊上级的关系的事实，就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高贵品质。
1930年，周恩来、瞿秋白按照共产国际7月指示信，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稳当妥贴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弯子，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全党可以再图恢复和发展了。
然而，就在中共中央8月1日、3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送到莫斯科后，共产党国际执委会对于李立三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到要把苏联卷人战争等内容，十分恼怒，一反前态，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并于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指责李立三是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反国际路线，进而批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
这样，周恩来、瞿秋白一系列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措施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就处在了被批判的地位，正确变成了错误，忠实贯彻共产国际的7月指示信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周恩来所受的委屈够大的了，然而，还没完。
共产国际的10月指示信，中共中央是11月16日收到的，而在此之前，王明就通过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盛荣、陈昌浩获知共产国际对立三错误和中共中央的新看法，于是王明一改原先支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态度，认为时机已到，大有可为，在党内发动一部分人与中央对立，攻击党中央和六届三中全会，制造派别斗争，搅乱党的思想和组织，并和何孟雄、罗章龙等联合一致，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
因而，周恩来的工作更加困难。
尽管周恩来认为前段工作是实事求是、正确的，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仍承担了责任，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是“取了调和态度”，但申辩说：“三中全会一般地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会议对王明等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进行抵制，批评他们先于中央知道10月来信的内容后，不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和请示，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立三路线问题和调和问题，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然而，王明由于有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反中央的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厉害，中共中央已不能有效地对全党实行领导。
周恩来到处谈话，做工作，还是不能平息风波。
王明一伙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对准瞿秋白、周恩来，企图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当时党确实陷入了一场即将分裂的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一旦出现这种分裂，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成为当时党面临的全部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
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
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他没有再做什么辩解，不是去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他为避免党的严重分裂，一方面承担了所谓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并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对于王明反对中央的非组织活动，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他要求党员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来做工作，不允许采取搞分裂的方式。
他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劝他们不要义气用事，而应转变态度，在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避免党的分裂，帮助党渡过难关。
出于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的考虑，周恩来还和瞿秋白一起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
然而，对于周恩来、瞿秋白的辞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采取了拒瞿留周的方针。
米夫说：对周恩来是要批评，但不是要他滚蛋。
王明也就宣称：为的是实际工作便利和给周恩来以改正错误的机会。
这不是米夫、王明对周恩来的偏爱，而是党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
正如六届四中全会上有的人发言说：周恩来是党内的人才，他的艰苦耐劳的精神，他在军事上、组织上的才能，是否还有第二人呢？！
周恩来的辞职未获批准。
瞿秋白对他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
”为了党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处境维艰，周恩来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忍辱负重，继续工作下去。
当时，立三错误已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党亟须稳定团结，再图恢复，而王明等人又搞得党内一片混乱。
由于王明等人上台，有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党员十分不满，自动离党了；有些党员动摇了；有些党员变得消极了。
在此严重形势下，周恩来内心充满苦闷，为了党而拼命苦干。
有他在，由于他的威望，一些党员才认为党中央是真的中央而留在了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