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人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有这种人，必然会有乐观豪放的精神状态，毛泽东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从青年时代便养成了乐观豪放的性格，他对于人生和未来总是满怀信心，寄予希望，相信一切困难和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和解决的。因此，在对于困难和危险，他常常用乐观的语言评价和藐视之。
1947年3月18日，黄昏时分，敌人已经步步逼近了延安，隆隆的炮声不断，连手榴弹的炸响声都已听得清清楚楚。此时，城里的乡亲们已全部疏散出去；朱德、刘少奇及中央机关大多数同志也分批撤离。延安城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震及警卫人员之外，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这时，毛泽东还在工作，在周恩来、彭德怀等的再催促下，毛泽东才停下他手头的工作。他看了看表，说：“现在还有点时间，咱们吃了饭再走。”
饭？并没有准备这顿晚饭，装进饭盒里的，是准备带在路上吃的。听毛泽东说吃饭，秘书们只好打开饭盒，给毛泽东端了上去。
这时，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响着，警卫战士的心也一阵紧似一阵地跳着。停在门前的美式吉普车早已隆隆地发动起来，只等毛泽东一上车，立即就可疾驶而去。
毛泽东吃罢饭，站起身来，深情地环视了一下居室。最后，他的目光落在桌子上。他转身对警卫人员说：“把桌子摆端正，把茶壶茶碗摆整齐，让胡宗南知道知道，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他笑了笑，不无幽默地接着说：“带不了的书可以留下，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周围的人都笑了。
“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待了。”彭德怀没有笑，这时的他担心和急得要死，敌人马上就要来了。
“我实在不愿意走哇。”毛泽东喃喃地说。半晌，他像征求意见似的说：“怎么样，咱们走吧？”
毛泽东走出居室，踏上汽车，向远方疾驰而去。
从胡宗南发动进攻、中央做出暂时放弃延安决定时起，毛泽东就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他做的决定、他说的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毫不动摇、不可改变的。只有在同志们、老乡们都已安全转移后，他才放心、平静地最后离开这里。
等胡宗南闯进延安，延安已是一座空城。（6）
1948 年 4 月，中央机关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这里住了好几天，就率中央前委和后委机关先去西柏坡了。毛泽东则在城南庄住下。一天，毛泽东办完公，刚穿上蓝条毛巾睡衣躺下睡觉，这时聂荣臻用很轻却又很急促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从床上坐起来，风趣地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经聂总动员，毛泽东离开住地。不久敌机投下五枚炸弹。一枚落到住地的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有爆炸。一枚正好落在驻地小院里爆炸了。其余两枚炸弹，落到了离驻地较远的地方。毛泽东住的那间房子都遭到了损坏。看后大家都有些后怕。临去花山之前，毛泽东要到他原来住处看一看。往大院走的时候，有人说，在院子外边有一颗没有响的炸弹。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说：“对，我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丢在那里的炸弹没有爆炸嘛。走，咱们看看去。”
警卫员说：“不要去，那有什么好看的。”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这样做就不对了，你们能看，我为什么就不能去看呢？”
有人说：“敌人丢的也许是定时炸弹。”
毛泽东笑着说：“是定时炸弹也不怕。敌人怎么知道我们会现在去看炸弹呢？没有的事，你们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
看完炸弹，毛泽东又走回自己的房门口说：“敌人不愿意叫我们在这里住，我们只好再搬个家吧。可惜，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失败了。”（7）
毛泽东热爱生活、乐观豪放的性格，是以他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为基础的，他热爱人生，乐于奋斗，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更加相信人民群众，自觉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他掌握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由此，他的语言便有高度的热情，体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气概。
注释：
（1）雷国珍、吴珏编著：《毛泽东大成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
（2）《毛泽东的语言艺术》，第193页。
（3）《毛泽东口才》，第4～6页。
（4）《毛泽东》，第527～529页。
（5）《毛泽东的艺术世界》，第65页。
（6）李银桥、权延赤著：《毛泽东的故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7）《毛泽东的语言艺术》，第173～174页。
表达一种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形成不同的语言风格，所谓直道好跑马，曲径可通幽。心直口快，直言不讳固然受人称道，但和风细雨、委婉含蓄却能耐人寻味。
委婉含蓄就是不直接吐露本意，而采取其他方式曲折婉转地加以表达。
表达一种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形成不同的语言风格，所谓直道好跑马，曲径可通幽。心直口快，直言不讳固然受人称道，但和风细雨、委婉含蓄却能耐人寻味。
在讲话时，考虑到双方的关系或者表达目的的需要，人们往往不能、不便、不想直陈本意，而是闪烁其词，拐弯抹角，迂回曲折，用与本意相关或相类的话加以烘托或暗示，让对方思而得之，领悟“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有些对象，有些场合，运用委婉含蓄的语言能收到更好地效果。
毛泽东与别人谈话，很注意语境。他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目的，而采用不同的语言手段。不少情况下，他并不直截了当地把意思“竹筒倒豆子”似的“倒”给对方，而是将意思隐含于谈话之中，让听话的人去思索、去体会，或者经过迂回曲折，才透露出真意，好像“千呼万唤始出来”似的，给听话者留下咀嚼体味的机会和体验、想象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