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话中，有时需要直言不讳，慷慨陈词；有时又需要委婉含蓄，旁敲侧击；可谓直道好走马，曲径可通幽，各有妙趣。
1935 年 1 月，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接着，在遵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转折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此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当时，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40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中央红军。敌情严重，中央红军向西一渡赤水，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敌人发现我军意图后，立即调动兵力在长江设防。毛泽东避实击虚，当机立断，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折师向东，从太平渡二渡赤水河，组织了著名的遵义战役，再占遵义，俘敌3000多人，夺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改变了被动局面，使我军士气大振。
蒋介石闻讯又重新调整部署，实行南北夹击，并采取堡垒战术，企图歼灭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毛泽东将计就计，指挥红军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以吸引更多敌人前来围攻。当敌人逼近时，又在茅台镇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河。
红军三渡赤水河时，陈士榘在红一军团任教导营营长，奉朱德、毛泽东的命令在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附近架两座浮桥。
当中央和军委首长们通过浮桥时，毛泽东见到陈士榘等，便打趣地说道：“你们有办法，喝了茅台酒，架了茅台桥，我们都过了茅台瘾。”
然后，他自信地说道：“现在是三渡赤水，要把滇军调出来，调出滇军就是胜利。这次我们说不定还要有劳蒋委员长哩！”
很明显，毛泽东“有劳蒋委员长”的含意是对行军追击的蒋介石是一种讽刺。
红军三渡赤水后，再入川南，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便调集兵力逼近，但红军又突然折回贵州，于太平渡四渡赤水，直逼贵阳。这时，蒋介石十万火急地命云南省主席龙云率滇军前来“保驾”，又令恭岳和湖南部队往东布防。这时，“我们才真相大白，原来调出滇军果真还是蒋介石帮了忙。我激动不已，不禁扼腕叫绝，毛泽东真是‘料敌如神’，不仅在调动蒋介石的几十万部队，而且连蒋介石也调动起来了！”（4）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胡宗南部15个旅14万人，加上青海马步劳、宁夏马鸿逵部12个师，榆林第二十二军两个师为策应，共34个旅，25万人，分左、右两大集团，在100架左右飞机的狂轰滥炸支援下，向延安发动了猛烈进攻。
可是第一仗，我军在青化砭设伏，歼敌三十一旅的4000多人，活捉了旅长李纪云。第二仗羊马河全歼敌第一三五旅近5000人。第三仗我军收复蟠龙，全歼守敌7000多人，活捉敌旅长李昆岗。第四仗沙家店战役，全歼钟松三十六师。沙家店战役后，进攻陕北的几十万国民党军立刻像雪崩似的垮下去。
沙家店战役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在向有关各战区各野战军下达命令后，又匆匆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慰问彭德怀总司令员、习仲勋政治委员和西北野战军的全体将士们。
“你们打得好呵！”毛泽东老远见到彭老总就大声夸赞着。前来迎接的将军们都抢上前来同毛泽东握手说：“主席，您可是累瘦了！”
“瘦了好，少负担，走路方便。”
“主席呵，你们几次遇险，我们可真担心呢！”
“我有险没有危，倒是你们侧水侧敌，兵力比敌人少得多，万一打了败仗，陕北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
“那也不怕！主席讲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路敌人是比不过我们的，拖也把他拖死！有毛主席指挥，我们怎么会打败仗呢！”
毛泽东笑了，说：“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可惜志大才疏。”
接着，毛泽东又说：“他也有本事呢，他的本事就是一切照我们的计划行动，决不走样。”
大家哄然大笑。在大家的笑声中，毛泽东面露遗憾，像是惋惜那位西安的国民党司令长官：“我们那样想，他就那样办，那又有什么办法呢？”（5）
毛泽东没有直接批评胡宗南错误的指战方针，而是委婉的讥讽他按照我们的指战方针转，让人在笑声中看到了胡宗南的无能。
外交辞令是外交艺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一种策略手段。它分别具有委婉语言，模糊语言和礼貌语言的显明特征。因而被毛泽东广泛地用于外事活动的交际应酬，外交谈判和交涉中。
1949年12月，毛泽东初访苏联，中苏会谈一度出现僵局，经多方努力，会谈终于成功，于1950年2月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按斯大林的原意，打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再签订一个贸易协定。可是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的粗心，出了差错，修改纠正又耽误了时间，所以到了举行签字仪式时，苏方没能将贸易协定按时拿出来，斯大林问及此事，苏方工作人员竟说：“中方没有准备好。”斯大林让翻译师哲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听后说道：“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6）
“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这句话，是毛泽东对苏联不友好态度的嘲讽与气愤。很明显，这种嘲讽与气愤，并未直言，而是用正话反说的方法婉转表达的。处于当时境况之中，委婉含蓄是必要的，适宜的。
因为中苏会谈并不顺利，一度僵持不下；苏联及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傲慢态度，毛泽东领略了。
但是，为顾全大局，争取会谈成功，毛泽东没有从正面进行反驳，而是按照苏主的思想逻辑延伸夸大，仿佛代替他们说出了他们想说又未曾说出的一句话。然而，在事实面前，他们的思想逻辑，显得如此荒唐可笑，而且是绝好的讽刺。
在不宜直接反驳的条件下，而又必须维护我们的尊严，毛泽东适时地正话反说，话虽婉曲，意也含蓄，而立场态度则异常鲜明，嘲讽的意味溢于言表，甚至连不懂汉语的斯大林也“感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