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就及时承认。
如果一个人错了，就要承认。因为与其等别人提出批评、指责，还不如主动认错、道歉，更易于获得谅解、宽恕。凡是坚信自己一贯正确，发生争端总是武断地指责对方大错特错、从不认错、道歉的人，根本交不到朋友，或易交难处，永远缺乏知心。有些人有错就千方百计抵赖，甚至谩骂敢于提醒他注意的人，那决不是什么“英雄本色”，只能算流氓行为。当领导的认错不会丢脸、丧失威信，反而有利于维护面子、提高威信。有错就承认，并勇于主动承担责任的领导人，比自夸一贯正确，有错就把责任往下推的领导人，更有威信，更深得下级的信赖、拥护、爱戴。
毛泽东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也能看到自己的缺点，反省自己的错误，并用言行向别人真诚的道歉，让人非常敬服。
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去湖北，曾多次与李达晤谈。
李达，湖南零陵人，号鹤鸣，他比毛泽东大6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
毛泽东对李达非常尊重，李达对毛泽东更是敬仰。
1958年，湖北省鄂城县委门口贴出一条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李达看后，极其生气，他径直去找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
李达认为这个口号是唯心主义的说法，它片面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头脑发热的结果。毛泽东不愿意有人否定广大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他早就说过，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就要坏事。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握好群众热和冷的火候。
从内心深处讲，毛泽东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一提法是有些异议的，但它毕竟是群众自发提出来的，它与毛泽东藐视一切困难，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致的。毛泽东对李达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认为这个口号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当时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这个口号的确流露着一股豪迈之气，催人奋发向上，但它片面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必定是有害的。
梅白，当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毛泽东出巡湖北期间，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他见李达越讲越激动，便碰了一下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恰好被毛泽东发觉了，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
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41℃，42℃……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难，你承认不承认？”
在回去的途中，李达对梅白说：“毛主席的‘两论’多好，却想不到现在主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东西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梅白送走李达回来后，毛泽东对他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又说：“我现在在认识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当梅白转达了李达在路上说的那些话后，毛泽东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李达的字）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
经过一番思考，毛泽东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坦白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于是也叫梅白去李达那里，向李达表示了自己的歉意。（2）
应该道歉的时候就马上道歉，越耽搁就越难启齿，有时甚至追悔莫及。如果错了就及时承认，不必要的矛盾、纠纷就会大为减少，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也会和谐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