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人贵有自知之明”。最早说这句话的就是老子。“自知者明”，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这才是最聪明的，最难能可贵的。
同时，人在有自知之明之后，还要见贤思齐，见到贤人，就应该想着向他学习；看见不贤的人，便应该反省自己有没有同他类似的毛病。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老子》
这句话出自《老子》第三十三章，是《老子》中极富人生哲理的一句，说明了能够知己知彼的人，才能算是明智的，而且了解自己比了解别人更为重要。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者明”，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这才是最聪明、最难能可贵的。在古希腊一座智慧神庙大门上，写着这样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可见自知之明对人生乃至人类是何等的重要！
自知之明，就是自己能了解自己，自己能认识自己。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自己，怎能说不认识、不了解自己呢？”其实不然，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对眼前的事谈论起来头头是道，可做起来却常常束手无策，力不从心。有的人了解他人，了解社会，但就是不会了解自己。人总是免不了要将自己想象得更好一些，要做到有自知之明，事实上是很难的。要不，何以古今中外，都有“人贵有自知之明”之类的劝诫呢！
鲍叔牙是春秋时齐国的政治家，他以善于知人而出名。鲍叔牙少年时与管仲友善，相互十分了解。齐桓公即位后，任命鲍叔牙为相，叔牙辞谢并力举管仲。他说：“您只要治理齐国，我是可以胜任的；你若是想称霸诸侯，非任用管仲不可。”齐桓公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齐国经过管仲倡导的改革，日渐富强并且称霸诸侯。管仲相齐时，鲍叔牙甘居其下，协助他治理国政。
管仲病重时，齐桓公与他探讨下任国相的问题。齐桓公问：“假如你死了，谁接任你的国相好呢？”管仲说：“宁戚是最好的国相，可惜他死得太早了。”齐桓公又问：“那么第二人选呢？”管仲说：“隰朋可以。”接着感叹说：“可惜他的生命也不会太长了。”这时齐桓公奇怪地问：“鲍叔牙不是很好吗？他还是你的好朋友呢，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不推荐他呢？”管仲说：“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谁做下任国相最合适的问题。虽然我跟鲍叔牙的私交很好，但国家更重要呀！叔牙性子太直、嫉恶如仇，不适合当国相呀。”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鲍叔牙，说管仲太没有朋友之义了，鲍叔牙却说：“我这个人嫉恶如仇，当丞相会误事，管仲最了解我啊！”
这就是鲍叔牙与管仲的故事。这个动人的故事说明了鲍叔牙宽广博大的胸怀与自知之明的智慧。在齐桓公要任命自己为相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不足，并推荐比自己更合适的管仲。这不仅是知人之智，更是有自知之明，才能做得出来的事情。人贵有自知之明，就是要像鲍叔牙一样看清自我、摆正位置，不要做那些所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傻事、蠢事、错事。无论别人怎么对待你，都要保持心中平衡。要看到自己的不足，激发虚心学习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楚汉相争时，项羽勇将龙且奉命率领大军，日夜兼程向东进入齐地，救援齐王田广。
韩信正要向高密进军，听说龙且兵到，遂召见曹参、灌婴二将，嘱咐他们：“龙且是项羽手下有名的猛将，只可智取，不可跟他硬拼，我只能用计擒住他。”于是，命令部队后撤三里，选择险要的高地安营扎寨，按兵不动。
楚将龙且以为韩信怯战，想渡河发起攻击。属下官吏向他建议：“齐王田广数万部队已经吃了败仗，又都是本地人，顾虑家室，容易逃散；他们溃逃，我们也支持不住。韩信来势很凶，恐怕挡不住。最好是按兵不动，暂不与他正面交锋。汉兵千里而来，无粮可食，无城可守，拖他们一两个月，就可不攻自破了。”
龙且心高气傲，目空一切，他连连摇头道：“韩信不过是一个市井小儿，有什么本领？听说他少年时要过饭，钻过人家的裤裆。这种无用之人，怕他什么！”
副将周兰上前进谏道：“将军不可轻视韩信。那韩信辅佐汉王平定三秦，平赵降燕，今又破齐，足智多谋，还望将军三思而行。”
龙且把手一摆，笑着说：“韩信遇到的对手统统不堪一击，所以侥幸成功。现在他碰上我，他才晓得刀是铁打的，我叫他脑袋搬家！”
当下龙且派人渡水投递战书。
为准备决战，韩信命军士火速赶制一万多条布口袋。黄昏时分，韩信召部将傅宽授予密计：“你带兵各自带上布口袋，偷偷到潍水上游，就地取泥沙装进口袋里，选择河面浅窄的地方堆上沙口袋，阻挡流水。等明天交战时，楚军渡河，我军发出号炮，竖起红旗，即命兵士捞起沙口袋，开闸放水，至要至要！”
韩信命众将今夜静养，明日见红旗竖起，立即全力出击。第二天，他又命曹参、灌婴两军留守西岸，自己率兵渡到东岸，大声挑战道：“龙且快来送死！”
龙且本是火爆性子，他跃马出营，怒气冲冲，举刀直奔韩信，韩信急忙退进阵中，众将出阵抵挡。韩信拍马就走，众将也忙退兵，向潍水奔回。
龙且哈哈大笑，说道：“我早说过韩信是个软蛋，不堪一击嘛！”说着，领头追去，周兰等随后紧跟，迫近潍水；那汉兵却渡过河西去了。
龙且正追赶得起劲，哪管水势深浅，随即跃马西渡。周兰看见河水忽然浅了，有些怀疑，急迫上去，想劝住龙且。楚军两三千人刚刚渡到河中，猛然一声炮响，河水忽然上涨，高了好几尺，接着便汹涌澎湃，如同滚筒卷席一般。河里的楚兵站立不稳，被汹涌的大浪卷走，不久便是满河浮尸。
这时汉军阵中红旗竖起，曹参、灌婴从两旁杀来。韩信率众将杀了个回马枪。不管龙且如何骁勇，周兰如何精细，也冲不出汉军的天罗地网。结果是龙且被斩，周兰被擒，两三千楚兵有的被水淹死，有的当了俘虏。
听龙且对韩信的评价，可见他并不真正了解对方。他所听到的无非是韩信出身低微、忍胯下之辱等。低估别人，高估自己，以这样的心态交战，岂有不败之理？
人要有自知之明，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没能力办到的事情，就承认自己没能力，不然的话苦头就有得吃了，弄不好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们常说自以为是的人最容易犯错误，因为过分相信自己的实力。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最聪明的人是知道自己无知的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人孰无过，过而能改
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传·宣公二年》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晋国的国君晋灵公是个暴君。他征收重税用来彩画墙壁，以满足奢侈的生活；在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观看他们躲避弹丸的样子。有一次厨师煮的熊掌不够熟，他就下令把厨师杀掉，把尸体装到筐子里让宫女拉出去扔掉。大臣士季进宫劝谏他，话未出口，晋灵公就说：“我知道错了，今后一定改正。”其实他只是想用这句话来堵住士季的口。士季不知道他的心思，还劝解他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错，有了过错能够改正，就没有比这再好的事情了。”
可是晋灵公仍然没有改正。赵盾又多次劝谏，使晋灵公感到厌烦，晋灵公便派鉏麑去刺杀赵盾。鉏麑一大早就去了赵盾的家，只见卧室的门开着，赵盾穿戴好礼服准备上朝，时间还早，他和衣坐着打盹儿。鉏麑退了出来，感叹地说：“时刻不忘记恭敬国君（指按时上朝），真是百姓的靠山啊。杀害百姓的靠山，这是不忠；背弃国君的命令，这是失信。不忠不信中有一样，还不如去死！”于是，鉏麑一头撞在槐树上死了。
秋天九月，晋灵公请赵盾喝酒，事先埋伏下武士，准备杀掉赵盾。赵盾的车夫提弥明发现了这个阴谋，快步走上殿堂，说：“臣下陪君王宴饮，酒过三巡还不告退，就不合礼仪了。”于是他扶起赵盾走下殿堂。晋灵公唤出了猛犬来咬赵盾。提弥明徒手上前搏斗，打死了猛犬。赵盾说：“不用人而用狗，虽然凶猛，又有什么用！”他们两人与埋伏的武士边打边退。结果，提弥明为赵盾战死了。
当初，赵盾到首阳山打猎，住在翳桑。他看见有个叫灵辄的人晕倒了，便去问他的病情。灵辄说：“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给他东西吃，他留下了一半。赵盾询问原因，灵辄说：“我给贵族做仆人已经三年了，不知道家中老母是否活着。现在离家近了，请允许我把这一半留给她。”赵盾让他把食物吃完，另外给他准备了一篮饭和肉，放在口袋里给他。不久灵辄做了晋灵公的武士，他在搏杀中暗暗抵挡晋灵公手下的人，使赵盾得以脱险。赵盾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我就是在翳桑的饿汉。”赵盾再问他的姓名和住处，他没有回答就退走了。赵盾自己也逃亡了。
后来将军赵穿在桃园杀掉了晋灵公。晋灵公不仅不听赵盾的劝谏，反而心生厌恶之情而迫害赵盾，最后获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虽然这是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但是其中的寓意却是亘古不变的哲理。在生活中，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不犯错误，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改正错误，并引以为戒。也许有时错误会让我们很难堪，为了维护所谓的面子，有些人会一错再错下去，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最终只能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就像暴君晋灵公一样，知错不改，最终他自己不仅被赵穿杀死了，还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了错误而不去改正，便是更大的错误了。明朝的名臣高攀龙曾经说：“发现过错可以求福，自我反省可以免祸。”敢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并能及时进行改正，这不仅是一种勇气和美德，也是不断完善自我、取得进步的基础。
宋弘，字仲子，京兆长安人。在刘秀刚刚建立东汉的时候，就被拜为太中大夫，以后，又代梁王任大司空。刘秀很信任他，曾让他荐举人才，宋弘便推荐了很有才学的桓谭。于是桓谭被召入宫，被拜为议郎、给事中。
桓谭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大学者，而且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琴。刘秀十分喜好音乐，每次宴饮，都让桓谭为之弹琴，久而久之，桓谭在刘秀身边只起了琴师乐手的作用，这不是桓谭的本意，也不是宋弘的意思，使得桓谭十分难堪。宋弘听说此事，心中很不高兴，后悔向刘秀举荐桓谭，既蛊惑了皇上，又坏了自己的名声。
一天，宋弘听说桓谭从宫内出来，便衣冠整齐，端坐府中，派人将他召来。桓谭进来以后，宋弘也不让座，而是怒气冲冲，开门见山地责备他说：“我之所以向朝廷举荐你，是因你有才能，让你以自己的才能辅佐君主治国。而今你只会给君主弹琴，以袅袅乐音使君主高兴，使君主沉溺于此，此非忠正之举。是你自己改正，还是让我依法处置呢？”一番话说得桓谭不住地顿首认错，表示一定要改过。宋弘又责备他好一会儿，才让他离去。
过几天以后，刘秀又召集群臣宴饮，席间，又让桓谭为之弹琴。当时，宋弘也在座，桓谭十分为难，觉得弹也不是，不弹也不是，左右两难。刘秀见桓谭一反常态，非常奇怪，忙问缘故。不等桓谭开口，宋弘便离开座位，跪在刘秀面前说：“臣之所以举荐桓谭，是希望他能以忠正之道辅佐陛下。而他却常使陛下沉湎于音乐之中，这是我的罪过。”刘秀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刘秀能如此自觉地严格自律，知错能改，并尊重人才，尊重别人的意见，实在是一件好事，这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难得的。
列宁说过：“聪明的人并不是不犯错误，只是他们不犯重大错误，同时能迅速纠正错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做一个知错就改的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获得事业的成功，并赢得别人的尊重。
不断反省自己、完善自己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
一个人要不断地反省自己、完善自己，做到见到贤德、有修养的人就要学习他的优点；见到不贤德、没有修养的人，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他的缺点。如果有，就要及时改正。
孔子“见贤思齐”的道德修养原则要求每个人都要光明磊落地做人，心胸开阔，诚实坦荡，对别人在人格上予以尊重。见到贤人，就应该想着向他学习；看见不贤的人，便应该反省自己有没有同他类似的毛病。对不如自己的人就讥笑、轻视，因而沾沾自喜；对比自己强的人就进行贬低，甚至嫉妒、畏惧、退缩，害怕与他们交往，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态度。一个人要进步，反躬自省非常重要。为仁由己，所以要严以律己，发生问题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反复省察自己的言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多作自我批评。一个肯反省自己，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才是可以信赖，可以托付重任的人。
三国末年的周处是吴国有名的大将。吴国灭亡后，周处在西晋做官，他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后来被派往西北讨伐氐羌的叛乱，战死于沙场。周处年轻时，为人蛮横强悍，任性使气，是当地的一大祸害。河中有条蛟龙，山上有只白额虎，加上周处，百姓称他们是三大祸害。三害当中周处最为厉害，有人劝说周处去杀死害人的猛虎和蛟龙，实际上是希望三个祸害相互拼杀。周处立即杀死了老虎，又下河斩杀蛟龙。蛟龙在水里有时浮起、有时沉没，漂游了几十里远。周处同蛟龙搏斗，经过了三天三夜，当地的百姓们都认为周处已经死了，大家都高兴地庆贺。结果周处杀死了蛟龙从水中出来了。他听说乡里人以为自己死了而对此庆贺的事情，才知道大家实际上把自己当做一大祸害，因此就有了悔改的心意。
于是他便到吴郡去找陆机和陆云两位有修养的名人。当时陆机不在，周处只见到了陆云，他就把全部情况告诉了陆云，并说：“自己想要改正错误，可是年龄大了，日子都已经荒废了，怕是最终干不出什么成就了。”陆云说：“古人珍视道义，认为哪怕是早晨明白了圣贤之道，晚上就死去也是甘心的。况且你的前途还是很有希望的。再说人就怕立不下志向，只要能立志，又何必担忧好名声不能传扬呢？”周处听了茅塞顿开，他改过自新，通过不断的学习，最后成了一代名将。
周处之所以能够改正错误，是因为他心中有不断反省自我的思想，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周处向陆机和陆云两位贤人请教、学习，最终成为名满天下的一代将军。
一个人首先要改正自己的缺点，改正缺点后还要不断地学习，才能有所进步。怎么发现自己的缺点呢？如何避免像周处年轻时一样，已经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一大祸害，自己却还不知道呢？我们要学会通过观察别人来使自己得到改进，看看自己的身边是不是有不贤的人和不贤的事，想想他们身上的缺点自己是不是同样也有，他们做过的不好的事，自己是不是也同样做过。
鲁迅先生说过：“自省是一面镜子，它能将我们的错误清清楚楚地照出来，使我们有改正的机会。”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文学家。但是，他也曾有过一段轻狂的年少岁月。15岁时，托尔斯泰读大学文科班。然而，他连续两年不及格，被学校强行退学。不过，他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认真思索，进行了反思。正是在不断反思自己的过程中，他成为了一代文豪，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复活》等巨作。
当我们遇到不幸或挫折时，应该反思一下，到底原因在哪里。很多人总是把由于自己造成的不幸归之于命运，有些人总是不愿检讨自己。可是只有那些反省了自己，归结出经验，从而修正了人生道路的错误的人，才能成功。
清代咸丰年间有个武官叫张曜，因苦战有功，被提拔为河南布政使。他自幼失学，没有文化，常受朝臣歧视，御史刘毓楠说他“目不识丁”，因此改任他为总兵。张曜从此立志要好好读书，使自己能文能武。
张曜想到自己的妻子很有文化，回到家要求妻子教他念书。妻子说：“要教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行拜师之礼，恭恭敬敬地学。”张曜满口应承，马上穿起朝服，让妻子坐在孔子牌位前，对她行三拜九叩之礼。
从此以后，凡公余时间，都由妻子教张曜读经史。每当妻子一摆老师的架子，他就躬身肃立听训，不敢稍有不敬。与此同时，他还请人刻了一方“目不识丁”的印章，经常佩戴在身上自警。
几年之后，张曜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他在山东做巡抚时，又有人参他“目不识丁”。他就上书请皇上面试，面试成绩使皇上和许多大臣都大为惊奇。张曜在山东任上，筑河堤，修道路，开厂局，精制造，做了不少利国利民之事。因为他勤奋好学，死后皇帝赐谥号“勤果”。
一个人有缺点或过失并不可怕，关键是要能够正视它，正视缺失就等于改正了一半的错误。正如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所说的：“追悔可耻的行为是对生命的拯救。”所以说，自省是一种智慧，也是取得成功的必备因素。我们只有学会自省，才能不断地完善自我，进而取得事业上的进步。
自视甚高不可取
盖劳谦虚己，则附之者众；骄慢倨傲，则去之者多。
———《抱朴子》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有一个巧妙的比喻，用来说明自视清高的结果。他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像分母，他的实际才能像分数值，自我评价越高，实际能力就越低。”
生活中也确实有一些颇具才能的人，然而，其中一些人也因为过于清高与骄傲，从而招致损害。三国时的祢衡就是如此。
祢衡具有很高的才学，要是生逢其时，也许能发挥他的才干，然而他生逢乱世，又清高自傲，结果被杀。
汉献帝建安初年，曹操考虑派一个使者到荆州劝说荆州牧刘表投降。谋士贾诩建议说：“刘表喜欢与有名的人士交往，最好能物色一位著名的人物前去，才有希望达到目的。”曹操觉得有道理，就问另一个谋士荀攸说：“你认为谁可以去？”荀攸回答：“当然以孔融去最好！”
孔融是孔子的第二十代孙，担任过北海侯国的相，以能写文章与慷慨好客闻名，是当时文学界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当然是比较理想的人选。曹操点头答应，并嘱咐荀攸去给孔融打招呼。
孔融听到荀攸的话，立即接口说：“我有一位好友叫祢衡，字正平，他的才学比我高十倍。这个人足以在天子身边工作，做一个使者，更不成问题。”后来孔融并没有把祢衡直接推荐给曹操，而是向汉献帝上了一个表，大大夸耀了祢衡的才能。献帝把表章交给曹操，曹操心中老大不高兴，就随便叫人将祢衡喊来。祢衡来后，按例行了礼，曹操却一反以往尊重人才的常态，不给祢衡安排座位。平时颇为自负的祢衡见到这个场面，不觉仰头向天，一声长叹说：“天地虽然这样宽阔，为什么跟前连一个像样的人都没有呢？”
曹操接口说：“我手下有几十位能人，都是当代英雄，凭什么说没有人呢？”
祢衡又笑了一声：“那就说给我听听吧！”
曹操不无得意地说：“荀攸、郭嘉、程昱见识高远，前朝的萧何、陈平，都不如他们。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猛无敌，过去的岑彭、马武，也不是对手。吕虔和满宠替我管文书，于禁和徐晃担任我的先锋官。夏侯惇是天下的奇才，曹子奇是世上的福将。这怎能说没有人呢？”
祢衡哈哈笑了起来：“阁下全讲错了，这些人我都认识，荀攸只是个看坟墓的料子；程昱仅能开开门；郭嘉倒还可以读几句辞赋；张辽在战场上只配打打鼓、敲敲锣；许褚也许能放牛、牧马；乐进和李典当当传令兵勉强凑合；吕虔不过能给人家磨磨刀，铸几支剑；满宠是喝酒的能手；于禁是打砖的泥水匠；徐晃只有杀猪、扒狗的本事；夏侯惇是一个仅能保全性命的将军；曹子奇被人称为只知道要钱的太守。其余都是饭袋、酒桶而已！”
祢衡这一顿讽刺、挖苦，激怒了曹操，曹操呵斥起来：“你又有什么能耐？”
祢衡毫不客气：“我？天文地理门门都能，三教九流样样都通，辅助天子，可以使他们成为尧、舜，个人道德可以与孔子、颜渊相比，怎能与这些凡夫俗子相提并论呢？”
这时，张辽在旁边，听到祢衡这样狂妄，公开侮辱大家，气得抽出宝剑要砍，曹操止住他说：“我目前正缺少一个敲鼓的人，早晚朝贺和宴会，都要有人敲鼓，就让祢衡去做吧！”
老奸巨猾的曹操企图用这个办法狠狠羞辱一下祢衡，谁知祢衡一点儿也不拒绝，当场答应，告辞而去。张辽恨恨地问曹操：“这个家伙讲话这般放肆，为什么不让我杀他？”
曹操笑笑说：“这个人在外面有点虚名，我今天杀了他，人家就会议论我容不得人。他不是自以为很行吗，那就叫他打打鼓，丢丢他的人吧！”
第二天中午，曹操在丞相府大厅上邀请了很多客人赴宴，命令祢衡打鼓助兴。原先打鼓的人叮嘱祢衡打鼓时必须换上新衣，但祢衡却穿着旧衣服进入大厅。祢衡精于音乐，打了一通“渔阳三挝”，音节响亮，格调深沉，发出金石般的声音，座上的客人都被激动得情绪热烈，流下泪来，曹操的侍从们突然挑剔地叫道：“打鼓的为什么不换衣服？”谁知祢衡竟当众脱下身上的破旧衣服，赤裸裸地站在那里，客人们惊得一齐掩起面孔。祢衡又慢慢地脱下裤子，一直不动声色。曹操看见这个情景，呵斥起来：“在朝廷的厅堂上，为什么这样不懂礼仪？”
祢衡严峻地回答说：“目中没有君主，才是不懂礼仪。我不过是暴露一下父母给我的身体，以显示我的清白罢了！”
曹操抓住祢衡的话，逼问说：“你说你清白，那么谁又是污浊的？”
祢衡直指曹操说：“你不识人才，是眼浊；不读诗书，是口浊；不听忠言，是耳浊；不通晓古今的知识，是头脑污浊；不能容纳诸侯，是胸襟污浊；经常打着篡夺皇位的念头，是心地污浊。我是社会上知名的人，你强迫我打鼓，这不过如同当年奸臣阳虎轻视孔子，小人臧仓毁谤孟子一样。你要想成就称王称霸的事，这样侮辱人行吗？”
祢衡这样犀利地当面抨击曹操，使大家都非常吃惊。当时孔融也在座，生怕曹操一气之下会杀害祢衡，便巧妙地为祢衡开脱说：“大臣像服劳役的囚徒一样，他的话不足以让英明的王公计较。”曹操听出孔融在帮祢衡讲话，事实上他也不想在这宾客满座的场合落个残害人才的恶名。只见他装作肚量极大的样子，用手指着祢衡说：“我现在派你到荆州出使。如果说得刘表来归降，我就重用你担任高官。”祢衡知道刘表是不会归附曹操的，派去的人也会凶多吉少，这分明是曹操在使借刀杀人的伎俩，不肯答应。曹操立即传令侍从，要他们备下三匹马，由两人挟持祢衡去荆州，一面还通知自己手下的文武官员，都到东门外摆酒送行，真是既毒辣又狡猾！
祢衡大胆地痛斥曹操，在当时有一定的正义性。但由于他恃才傲物，往往出语伤人，也不讨刘表喜欢。刘表察觉到曹操有心把祢衡送来，好让自己杀他，既解了曹操的恨，又把杀害贤人的罪责推到自己头上，便也使了一个与曹操同样的圈套，把祢衡转派到生性残暴的江夏太守黄祖那里。果然，祢衡在宴席上讽刺黄祖，说黄祖好像是庙里的菩萨，只受香火，可惜并不灵验，最后被黄祖所杀。
祢衡虽有一定的才智，但过于清高自傲，难免树敌过多，于己不利。不知道忍住恃才傲物的心，会给自己带来许多的麻烦，这种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一个人在工作和处世中切忌自视清高，因为这样的人不仅不会得到领导的赏识，还会影响你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离开社会独立存在，把自己看得太高而贬低别人的行为，注定使你陷入孤立的境地。所以说，一个人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即便自己真有才学，也千万不可自视甚高，这种心态是十分不足取的。
找到自己的指路人
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
———曾国藩
曾国藩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不仅因为他过人的政治才能，还因为他不同于常人的文学成就。曾国藩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这同他通古博今分不开，更同他择友择师的观念分不开，这点可从他的家信中略见一斑。
曾国藩出身寻常的耕读之家。从圣人曾参（约前505～前435年）排下来，他是第七十代。二十四岁那年，曾国藩到京师会试，一试不中，再试又爽。二十八岁及第，也只不过在翰林院谋了一个抄抄写写的小职。这时的他位卑言轻，官运远未腾达，就连生活上也很是有些窘迫和局促，常常不得不求人到扬州去买廉价书。进京七年之后想回家看看，但囊中羞涩，而且还担心人走茶凉，怕饭碗没了。但曾国藩是个有心人，在这段时间里，他结交了不少皇亲国戚、重臣显贵、名学硕儒、文人士子，尤其是拜理学大家倭仁、唐鉴为师，这些都令他终生受益，为日后的建功立业建立了广泛的人际网络。
曾国藩从翰林院七品芝麻官，飞快晋升为正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七年零两个月时间连升六品十级，当然，这主要是用笔头子考出来的。他在翰林七年历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因此屡蒙提拔。这些对曾国藩今后的成功影响当然极大。试想，如果他不是以正二品的侍郎身份回乡，怎会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哪有资格成为湖湘士人的领袖呢？
不过，曾国藩升官如此之快，除了他不懈钻研学问外，还与他工于心计、善走“上层路线”有关。他到京师后广交朋友，建立了不少关系，尽管他在日记中屡次反省，自责不安心做学问，但这些关系对他日后升官确实颇起作用。尤其是唐鉴对他官场隆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深知：一个人的学问、事业成就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生平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职，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
唐鉴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了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唐鉴对曾国藩一生的行事、修身、做学问影响极大。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书》（南宋朱熹著）为宗；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自我检讨。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做了比较与论述：经世治国，主要是熟读历史，古人过去所作所为，所立的法律和戒条，历代的典章制度，都在史书中。并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确立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
在拜谒唐鉴以前，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之内。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
曾国藩认为：“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他告诫他的弟弟们择友需慎之又慎，因为一生的成败，都要看所结交的朋友贤与不贤，所以不能不慎、不可不慎。曾国藩认为何人可以为师呢？他所推崇的人是范仲淹、韩愈、司马迁、二程（程颢、程颐）、朱熹，曾国藩的大志由此可管窥一斑。
他把自己考评过的，认为学问、人品皆好的人才推荐给各位弟弟。他对诸弟说：“贺蔗农、俞岱青、陈尧农、陈庆覃诸先生皆官场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意指此等人万万不可为友，虽贵为官宦，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接着又说，有一位丁君（名叙忠，号秩臣，长沙廪生）倒是可以拜谒，他学问切实，践履笃诚，因此建议兄弟到丁君的住处后，立即去拜谒丁君（托陈季牧为介绍），执贽受业。
曾国藩认为，好学之友，越多越好，但无论与人为师为友，都要常存敬畏之心，因为如果敬畏之心不存，就容易产生轻慢别人的行为，而不能从别人身上得到或学到有益的东西。
一个人立身处世创大事业，谁也无法预料成败，成功的人固然有，可是失败的人却也不少。而成功者往往是能够磨炼心性，提高道德修养的人，是有磐石一般坚定意志的人。从曾国藩拜师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他拜师的目的不是沾一点儿名气，而是真心实意地求道，因为他是把“拜得名师”作为实现自己志向的一个途径来看待的。从老师那里学到了至理和自励的做法后，他立即付诸实践并终生坚持。见微而知著，伟人的小事中往往更能体现其异于常人的一面。
有所追求的人不一定有所成就。曾国藩是个有所追求的人，他最终能够成为学界泰斗，成为世人敬仰的“三立”完人，关键在于他聪明地找到了为自己指点迷津的高人。
克己修身，尽善尽美
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周易·系辞传》
一个人要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只有做到约束自己的行为，才能真正做到事业有成，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
汉文帝是历史上一位颇有“盛德”的皇帝，他贵为帝王，一切高过别人，却从没有放纵自己，而是处处从俭。他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亲为薄太后。
薄太后出身贫苦。在秦末农民战争期间，其母将她送给了自立为魏王的魏豹。魏豹被刘邦击败后，薄姬（薄太后）被掳至长安，在织室织布。一天，刘邦到织室观察，见薄姬美貌动人，便召入后宫。不久，薄姬生下刘恒。
薄姬为人温和厚道，从不得罪人，也不大与人接触，更没有权力欲，只是一心照看孩子，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因此，在高祖死后，吕后并没有难为她，让她随儿子刘恒到代地，做了代太后。
在吕后执政的十六年间，刘恒母子一直提心吊胆，处处小心谨慎，生怕被吕后暗算，又担心汉室倾颓，他们将失去现在的地位。长期的逆境生活，养成了刘恒谨慎、宽和的性格和节俭、善良的品质，为他日后的大有作为打下了基础。
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宫室、园囿、车骑、服御等衣食住行必需的设备和物品仍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增加。发现有给百姓带来不便的事情，就立即改正，务求有利于民众。他曾想建造一个露台，招来工匠一核算，需花费100斤黄金，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户十家的财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常常感到恐惧和羞愧，为什么还要修建露台呢？”按当时的条件，修建这样一个露台是不成问题的，造价也不高，不会产生什么不良结果，而文帝却认为过于破费，放弃了这个想法。他经常身穿用黑色粗丝绸缝制的衣服，连他最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裙也不许拖地；所用的帷帐都不得用绣花装饰，用自己的俭朴为天下人作出表率。在为自己修造陵墓霸陵时，他命令都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为装饰；还命令顺着山势建造，不准堆积高大的坟墓。他在死前还留下遗嘱说：“当今之世，咸嘉生恶死，厚葬以被业，重服以伤生，吾葚不取。”并一再叮嘱丧事从简。
汉文帝的节俭为群臣树立了榜样，从而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崇俭尚德，为“文景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取得多大的成就，都要管理自己，更要对自己要求严格。严格地责备自己，但要能够宽厚地待人，对人家要多多原谅，这就是恭敬的道理。
宋代陈亮《谢曾察院启》有“严于律己，出而见之事功；心乎爱民，动必关夫治道”之说，这可能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出处。
待己之所以要严格，为的是不让自己产生苟且的心态而一错再错；对待别人的过失和错误多加宽容，为的是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菜根谭》说：“人之过误宜恕，而在己则不可恕；己之困辱宜忍，而在人则不可忍”，“责人者，原无过于有过之中，则情平；责己者，求有过于无过之内，则德进”，就是这个道理。
宋代有个叫韩琦的人，曾同范仲淹一道推行新政，北宋时长期担任宰相职位。韩琦在定武统帅部队时，夜间伏案办公，一名侍卫拿着蜡烛为他照明。那个侍卫不小心一走神儿，蜡烛烧了韩琦鬓角的头发，韩琦没说什么，只是急忙用袖子蹭了蹭，又低头写字。过了一会儿一回头，发现拿蜡烛的侍卫换人了，韩琦怕主管侍卫的长官鞭打那个侍卫，就赶快把他们召来，当着他们的面说：“不要替换他，因为他已经懂得怎样拿蜡烛了。”军中的将士们知道此事后，无不感动佩服。按理说，侍卫拿蜡烛照明时不全神贯注，把统帅的头发烧了，本身就是失职，韩琦责备一句也是应该的，即使不责备，挨烧时“哎呀”一声也难免。可他不但忍着疼没吱声，还怕侍卫受到鞭打责罚，极力替其开脱。他这种容忍比批评和责罚更能让士兵改正缺点、尽职尽责，而且韩琦统帅的是一个大部队，事情虽小，影响却大，上上下下一知晓，谁不愿意为这样的统帅卖命呢？
韩琦镇守大名府时，有人献给他两只出土的玉杯，这两只玉杯毫无瑕疵，是稀世珍宝。韩琦非常珍爱，送给献宝人许多银子。每次大宴宾客时，总要专设一桌，铺上锦缎，将那两只玉杯放在上面使用。结果有一次在劝酒时，被一个官吏不小心碰到地上摔个粉碎。在座的官员惊呆了，碰坏玉杯的官吏也吓傻了，趴在地上请求治罪。可韩琦却毫不动容，笑着对宾客说：“大凡宝物，是成是毁，都有一定的时数的，该有时它献出来了，该坏时谁也保不住。”说完又转过脸对趴在地上的官吏说：“你偶然失手，并非故意的，有什么罪呢？”这番话说得十分精彩！玉杯已经打碎，无论怎样也不能复原，责骂、痛打一顿肇事者吧，陡然多了一个仇人，众位宾客也会十分尴尬，好端端的一场聚会便不欢而散，也会大大有损自己的形象。而韩琦此言一出，立刻博得了众人的赞叹，而肇事者对他更是感激涕零，恐怕给他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了。元代吴亮在谈到韩琦时说：“韩琦器量过人，生性淳朴厚道，不计较疙疙瘩瘩一类的小事。功劳天下无人能比，官位升到臣子的顶端，但不见他沾沾自喜；经常在官场的不测之祸中周旋，也不见他忧心忡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做到泰然处之，不被别的事物牵着走，一生不弄虚作假。在处世上，被重用，就立于朝廷与士大夫们公平议事；不被重用，就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一切出自真诚。”
韩琦一生处于危险之地，而又一直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为什么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天下之事，没有完全尽如人意的，一定要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不这样，连一天也过不下去。即使是和小人在一起时，也要以诚相待。只不过知道他是小人，就同他少来往罢了。”这就是韩琦处世高人一筹的秘密。
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
———《孙子兵法·军形篇》
孙武说：“预见胜利不超过一般人的见识，算不上最高明；通过激烈交战而取得胜利，世人普遍称赞，也不能算是最高明的。这就像举起秋毫算不上大力士，看得清日月算不上明眼人，听得见雷响算不上耳聪一样。古代所谓善于打仗者，都是那些在容易取胜的条件下战胜敌人的人。所以，那时善于打仗的人虽打了胜仗，却没有智谋的名声，也没有勇猛的武功，所以他们取胜又不出现任何差错，原因在于措施是放在必胜的基础上的，是战胜那些已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
一般人都认为，能够处劣势而取得胜利的人，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赞赏，他的才能也容易得到人们的夸赞，他的名声也就容易得到传扬。而军事家孙武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无智名，无勇功”、“胜于易胜”的人才是善战者，才是值得称道的，这样的人恰恰是智慧超群、大智大勇的人。
明白自己的优势，知道自己的真实能力是很关键的，也是聪明人必须具备的。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就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得到了吴王对自己的宠爱，将得到的情报传给越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春秋末期，越国为了洗雪“会稽之耻”，大夫范蠡忍辱负重，亲自将绝色美女西施送往吴宫，西施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她听说越国将兴师伐吴，就设法搞到一张吴都姑苏的城防图。可是宫墙里戒备森严，地图怎么才能送到越国去呢？
西施苦思了几天，云鬓懒理，衣衫不整，饮食无味，眉心紧蹙。吴王不安地问她为什么事不开心？西施以手捧心说：“大王，不知为什么，臣妾近来又常感到胸口疼。”吴王忙召来最好的御医。但西施服了药，“病”反而更重了。吴王说：“有谁能治好你的病？”“能治好我病的是我的堂伯父施老医生，住在越国的芋萝山上。臣妾儿时胸口痛，一吃他的草药就好啦。”吴王马上派出特使。几天后，施老医生匆匆带了一包草药，来到馆娃宫，跨进椒花房。切脉问诊后，觉得西施并无大病，只是肝经稍郁，就开了方，交给吴王说：“大王放心，娘娘不过是偶染小恙，马上就会好的。”
吴王大骂：“庸医莫非想耽误娘娘的病？”施老医生不顾西施的暗示，生气地说：“娘娘是我的侄女，凭什么说我要耽误她？”吴王勃然大怒，拔出宝剑，直向施老医生劈去。西施“啊”地惊叫一声吓昏过去。施老医生忙上前抢救。西施醒过来后，连声道：“大王，杀不得！杀不得！杀了施老医生，臣妾就无救啦！”
这时，外传相国伍子胥求见，吴王对西施说：“放心吧，寡人就叫他守在你身边，直到病愈。”吴王走后，西施向堂伯父讲明了装病的原因，又拿出地图，将它反折，做成一朵白花，教他如此这般，然后亲自送他出了内苑。施老医生手持白花，正要跨出内宫大门，伍子胥突然拦住了去路，说：“娘娘的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走？”施老医生道：“娘娘仍思念亡父，结郁成疾，现在对症下药，不出三日保能痊愈。”伍子胥又问：“手里拿的是什么？”“娘娘做的花，叫小人带回，献于亡父坟前。”“大王有令，凡出入内宫者，均要检查！”西施见伍子胥要夺花，忙掀帘而出，质问道：“伍相国，难道我的东西，你也要检查？”
伍子胥无奈只得放行。施老医生跨出内宫大门，谁知台阶未下，吴王又到。伍子胥忙奏道：“大王，老医生说要回越国。臣认为，他应该永远留在宫中。”吴王连说有理。
施老医生说：“娘娘乃小人侄女，我能常住在宫中，吃的山珍海味，住的琼楼玉宇，何乐而不为啊！可小人来时，没有多带当地草药，百宝箱也没带来，让小人回家一趟再来，定效犬马之劳。”吴王说：“好啊，快去快回！”半个月后，范蠡收到地图，立即改变战斗计划，兵分两路直攻姑苏，首战告捷，最后灭了吴国。
我们不得不佩服美人西施的胆略，她利用自己的优势多次化解伍子胥的刁难。而施老医生最后的表现也很完美，他也清楚自己的优势，就是他能够医治西施的心痛。
在商战无法避免时，各方总是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攻击对方的短处，谁发挥得好，攻击得准确，谁就会获胜。以长攻短，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长处和敌人的短处，这需要认真地研究分析。
美国西代克斯公司成立于1969年，是生产磁带和微缩胶片的公司。1972年，当李斯特·克伯特就任董事长时，公司的财务状况极为糟糕，亏本六百多万美元，于是他对公司的经营策略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和分析。
对西代克斯公司来说，高科技并不是强项，但它的制造能力非常强，因此它复制电脑缩影胶片和电脑软盘具有低成本的优势。经过分析后，克伯特认为公司发展的重点应放在生产上，以生产的优势与对手竞争。
他首先加强了公司的内部管理，建立了严格的管理纪律，奠定公司发展的良好内部基础，然后着手铺开战略。
复制胶片是西代克斯公司最初的主要业务，该公司凭着生产上的优势，首先建立了它的市场领导地位，并加强与使用者的关系，到1984年，它已占领了这种产品70%的市场。后来公司推出的缩影胶片阅读机、银模胶片、读者印机等，也是以同样的方法抢占了市场。
当缩影胶片市场进入成熟期而发展缓慢后，西代克斯公司就把它的触角伸向电脑软盘行业。虽然这个行业竞争十分激烈，但西代克斯公司非常坚定，因为它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就在生产方面，电脑软盘只不过是把化学药剂涂在多元脂胶片上，而且可以做出更薄、更均匀的化学涂层，更为重要的是，西代克斯公司的生产增长速度可以达到50%～60%，这就使这个行动有成本上的优势。
果然，由于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西代克斯公司在软盘行业迅速突起，到1984年，它取代了比它历史悠久而且规模更大的迪森公司。
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克伯特在开始时做的研究分析，找出西代克斯公司的长处是多么重要，它使得西代克斯公司在后来的发展中能够真正做到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并逐渐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