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欲望，但是欲望应当有所节制。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学会自我节制，不要让自己过于贪婪而失去了为人处世的准则。
贪心使人陷入深渊
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孟于·尽心下》
孟子说：“养心的方法没有比尽量减少物质欲望更好的了。他为人少贪欲，尽管有失去本性的，但为数很少；他为人很贪欲，即使没有失去本心，但为数却很少。”
人人都有欲望，但是欲望应当有所节制。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学会自我节制，不要让自己过于贪婪而失去了为人处世的准则。“君子思不出位。”不出位，就是有欲望但不贪婪。孟子也说：“养心莫善于寡欲。”
贪婪，会摧毁蓬勃向上的事业，会毁灭美好的生活，使人丧失理智，失去判断力，最终走向毁灭。秦惠王使金牛计，迷惑了蜀王，致使蜀王自掘死路，引狼入室，就是一个明证。
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国力富强，为了与六国争雄，早有虎视中原，兼并各国诸侯之心。在战胜魏国收取了河西大片土地之后，不断蚕食侵占邻国，又加紧了对蜀国的进攻。
蜀国（今四川中西部）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偏远小国，兵力财力远不如秦国，但凭借巴山蜀水的险要地势，只要集中兵力扼守国门，便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军兵强马壮，苦于蜀道之难，行军作战难以施展威力。有时侥幸攻占一两个城池，由于不熟悉道路，进攻中也常常被蜀兵断前绝后，最终走投无路，被瓮中捉鳖，一一消灭。所以，称雄一时的秦军在蜀地屡攻屡败，白白损兵折将，仍难以通过秦岭，打开蜀国国门。秦惠王为此寝食不安，多次亲自临阵察看地形，多方打探蜀国虚实，后来总算有了一条破蜀计策。
有一天，秦国的大批军队突然撤走，消失得无影无踪。蜀军素知秦军诡计多端，恐有偷袭，不敢怠慢，仍严守险关，加强戒备。半个月后，秦国军队一直没有动静，似乎因劳而无功撤归秦国了。就在这时，蜀军上下都在议论一件怪事，说是在离蜀国关隘不远的边境上有一头神牛，屙的全是黄金。事越怪，传得越快，很快就传到蜀国国君的耳朵里，他将信将疑，派了一名心腹大臣前去察看，确定真伪。这位大臣来到边境，果然见到了神牛。其实神牛不过是一头庞大的石牛，屹立于道路旁一动也不动。它的“神”，在于会屙金。大臣近前一看，石牛屁股下果然有一堆碎黄金。大臣为了慎重，观察了几天，神牛每日都会屙出一堆黄金。他把黄金收起来，疾马回宫，将一切如实奏报国君。
蜀国国君正愁国库空虚，听到天降神牛的喜讯，不由心花怒放。为防别国抢夺，他立即派出军队前往保护，同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遇山开路，逢水架桥，修好一条由边境直通国都的道路，终于把这个庞然大物运到了蜀国宫中。神牛一路定时屙金，到了蜀宫也屙了几次，可几天后就再也没有黄金从牛屁股里出来了。蜀国国君和众大臣困惑不解，绕着石牛转来转去，始终找不出原因，叫来心腹大臣询问，他也不知所以然。正在这时，国都守将来报：“秦军已经兵临城下！”蜀国君臣闻听如晴天霹雳，宫中顿时乱作一团。
原来，秦惠王时，秦国来了一名纵横策士叫张仪。他向秦惠王分析形势，说取了蜀川，可强民富国，有了进兵中原的物资后盾。惠王说：“我何尝不明白这一点呢？只是交通不便，难以进兵。若我们派人开凿山路，一来耗民力，二来引起蜀王警觉，也难以取胜。”张仪说：“我有法子让蜀王为咱们开道。道路开通后再打它个措手不及。”惠王一听大喜，忙问何计，张仪述说一番，惠王同意，马上叫人按计行动起来。
张仪从鬼谷子先生学纵横术后，先游楚国，以求重用。哪知楚王平庸不识人，张仪只好离楚奔秦。那时，楚国已与蜀川有来往，所以张仪了解蜀川情况，知道蜀王是个贪利的小人，最喜欢中原的金银珠宝，故而向秦惠王进献了“利诱”之计。
秦惠王安排能工巧匠秘密凿制了这头庞大的石牛，置放在蜀国边境上，暗中在石牛内巧设机关，定时撒放碎黄金。然后又派人四处传扬，骗蜀国国君上当。这样，蜀国在前面开路运“牛”，秦军在后面尾随，当神牛屙尽碎黄金时，秦军也把蜀国的都城包围了。
蜀国贪图神牛，花了大量的物资开山辟路，喜滋滋地迎来了神牛，没想到也引来了秦军，真是自掘死路。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被眼前的利益蒙上了自己的眼睛，一味地追求更多的名和利，殊不知，这时灾难已经慢慢地走进了。这就告诉人们，在做事时不要凭借着一时的冲动而一意孤行，否则就会酿成大错。
春秋时期，吴王想出兵攻打楚国。有的大臣劝阻道：“楚国正处于强盛时期，现在还不能去和它交战。望大王三思而行。”吴王一心想称霸，此时哪里听得进劝谏之言，他拔出寒光闪闪的宝剑厉声说：“我已经决心进攻楚国，谁再敢劝阻，我就把他碎尸万段！”吓得大臣们再不敢开口了。
王宫里有个年轻的卫士，认为这次出兵不是正义之战，肯定会失败的，但又不敢当面对吴王讲。他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这天，他一大清早就走进王宫的后花园，手里拿着一把弹弓，东转西转的，连衣服被露水打湿了也毫不在乎。就这样，他在那里转了三天。吴王见了，觉得很奇怪，就把卫士叫到跟前，问：“你为什么老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把衣服都弄湿了呢？”
卫士恭恭敬敬地说：“报告大王，我是在观察一件有趣的事———花园里有一棵树，树上有只蝉，它在树的高处喝着露水并且得意地鸣叫，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有只螳螂藏在它的后边，弯着身子，举着前爪，准备扑上去捉它呢；可是那只螳螂，也完全没有料到，在它的身后有一只黄雀，正悄悄地伸长脖子想去啄；而黄雀根本不知道我正拿着弹弓，正对着它瞄准！”
吴王笑道：“确实很有趣。”卫士继续说：“尊敬的大王，蝉、螳螂、黄雀只想到它们眼前的利益，却没考虑到隐藏在身后的危险啊！”吴王沉默了一会，恍然大悟：原来卫士在用寓言来巧谏，想让他停止进攻楚国。他笑笑说：“你讲得很有道理。”于是取消了攻打楚国的计划。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孔子对不义之财的鄙视之语。孔子是深懂人情的哲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他并不反对。他还开玩笑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的意思是只要工资高，他自己都愿意当车夫挣钱。但孔子还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孔子心目中，道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富贵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放弃富贵，也不会放弃道义。
在物欲横流的当前社会，在富贵、名利面前，我们能做到不为之心动，泰然处之吗？我们为了生活更美好，努力工作、创业进取，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去追求富贵。然而当富贵成了社会评判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时，一些缺乏道德自制的人就无所不为了。
每个人都希望个人的能力和成功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是无可非议的。正是这种欲望，激起了人们不断奋斗的动力。尽管如此，还是必须懂得用理智来调节自我，要把那些违反社会道德、不符合人的日常伦理的观念从意识层面压制和排除出去。欲望的满足一定要在法律、道德和良心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人要学会知足，知足了，就难有非分之想，如果你现在已经很富有，那就更应懂得知足，要懂得珍惜已拥有的；如果你还不富有，你更需要平衡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因此怨天尤人。
人生总是会有缺憾，而富有也不是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也许我们并不富有，但依然可以活得开心，这才是人生幸福的真正标准。其实物质只是人们生活的手段，而绝不是目的。人对物质的需求并不需要太多。孔子说：“吃简单的饭菜，饮清冽的泉水，累了曲起胳膊枕着，心神俱净，乐在其中也。”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首先是合法之道。法律是人行为的下限，在取财的过程中，法律是必须要遵守的，不然违反了国家法律，后果是不堪想象的。经常能在电视上看见某某富豪被审查了，国家为什么要查他们？还不是因为他们的财富来之无道，碰到了法律的底线。如今大家赚钱都不容易，但是无论如何赚钱不能昧了良心。歪门邪道不可取，应该正当地勤劳致富。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其次就是仁义之道。仁义之道是安身立命的基础与原则，孔子说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仓促之间还是颠沛流离之时，都不能违背这个基础和原则。君子一旦离开了道义，还能有什么成就与好的名声呢？不仅如此，不道义的财物还会带来灾祸，不可不小心呀！
《孟子》一书中有这样一则故事：齐王派人送了一百两黄金给孟子，孟子没有接受，他婉言拒绝了。不久薛王送来五十两黄金，这次孟子却接受了。孟子有个学生十分不理解。他问道：“如果说以前不接受齐国的黄金是对的话，那么今天接受薛国的黄金就应该是错的；如果今天接受薛国的黄金是正确的，那么以前不接受齐国的黄金就是错误的。这里有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当初我在薛国的时候，当地发生了战争，薛王要我帮他考虑防务的事情，所以应该接受，这是我劳动所得的报酬。至于对齐国我没有做什么事，齐王却以黄金相赠，显然是要收买我，你哪里见过君子是可以用金钱来收买的呢？所以或辞而不受，或受而不辞，在我来说，都是根据道义来确定的。”真正的君子并不是不爱钱，不同的是，君子明白如何赚取应该得到的钱，更明白那些不义之财是不能取的，所以在应该得到的钱财面前当仁不让，在不义之财面前，却不屑一顾。
《后汉书》书里也有一个故事：乐羊子在路上行走时，捡到一块别人丢失的金子，他高兴地把金子拿回家给了妻子。谁知妻子并没有伸手来接，还严肃地对他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廉洁方正的人不接受他人傲慢的施舍，何况是捡拾到别人的失物。你怎么能谋求这样的小利，来玷污自己的品德呢！”乐羊子听后十分惭愧，就把金子扔弃到野外，然后出外拜师求学去了。
聪明而又贤惠的乐羊子妻不但不收丈夫拾来的金子，而且用“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典故来激励丈夫，并且进一步指出因贪小利而失大节的危害，使乐羊子深受教育。
知足常乐，适可而止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老子·四十四章》
老子说：“名利与生命哪个更重要？取得了名利而丧失了生命，这样做难道是对的吗？过分贪欲必然会有更大的耗费，过分地敛聚必然会有更多的丧失。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遭来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到危险，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平安长久。”
有个人去沙漠寻找宝藏，可是宝藏还没有找到，身上所带的食物和水却都已经用完了。没有了食物和水，他感到身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只能静静地躺在沙地上等待死神的降临。
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寻宝人向佛做了最后的祈祷：“佛啊，请你帮帮我这个可怜的人吧！”
这时，佛真的出现了，问他：“你想要什么呢？”
寻宝人急忙回答：“我想要食物和水，哪怕只是很少的一点儿也行啊！”
佛于是满足了他的要求，给了他不少的食物和水。
他吃饱喝足后，犹豫片刻，决定继续向沙漠深处进发。最终，他终于找到了宝藏，他贪婪地把宝藏装满身上所有的口袋，并且还背了重重的一袋子。
可是，此时他又没有多少食物和水了。他带着宝物往回走，由于体力不断下降，他不得不扔掉一些金银珠宝。他一边走一边扔，后来不得不把身上所有的宝物都扔掉了。最后，他躺在地上，再次等待死亡的降临。
寻宝人临死之前，佛又出现了，问：“现在你要什么东西呢？还想要宝藏吗？”
他有气无力地回答：“食物和水，更多的食物和水！我不再想要宝藏了。”
当一开始拥有那些自认为稀疏平常的幸福与快乐时，人们常常会觉得拥有的太少，他们会有更多更新的欲求，但如果不节制自己的欲望，最终就算抛尽过去得来的东西，也不一定能换回过去那稀疏平常的幸福与快乐。所以，人要有颗知足心，知足是福。
荣启期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隐士，他隐居在邑（今河南范县濮城一带）的一个山村里，每天看看书，跟别人聊聊天，不知不觉就有九十多岁了。有一天他在路上碰见了孔子，原来孔子在教学之余，还经常带着他的学生们出来游历天下，一方面研习学问，一方面历练人生。孔子看到一个老人散漫地在邑的郊外行走，身上穿着破烂的衣服，弹着一把破旧不堪的琴，和着激越的琴声旁若无人地放声高歌。孔子派子路向前询问，得知那人就是荣启期。
于是孔子来到荣启期跟前，问道：“老先生为什么这样快乐啊？”荣启期回答说：“我快乐的原因多了！天地产生了万物，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我能够成为一个人，这是我快乐的第一个原因。人有男女的区别，男子尊贵，女人卑贱，而我是个男子，这是我快乐的第二个原因。在人当中，有的没有见过日月，刚出生就夭折了，而我已经在天地间行走了九十年，这是我快乐的第三个原因。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情，死亡是人生的终结，我现在身处人之常情，得到人之善终，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孔子感叹道：“好啊！这真是个胸怀坦荡、怡然自得的人呀！”
《大学》曰“止于至善”，是说人应该懂得如何努力而达到最理想的境地和懂得自己该处于什么位置是最好的。知足常乐，知前乐后，也是透析自我，定位自我，放松自我。才不至于好高骛远，迷失方向，碌碌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弄得心力交瘁。
从前，在希腊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名叫苏格拉底。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来投奔他，向他学习聪明智慧。他讲了许多开心的事情。他讲述的方式非常生动，所以听的人都不感到厌烦。
一个夏天，他为自己建造了一所房子。房子非常小，他的邻居都很纳闷，这房子怎么会使他满意呢？
“您这么一个大人物，却把自己的房子盖成这么一个小盒子，有什么道理吗？”
“确实没有什么道理。”他说，“不过这个地方虽小，但是如果我能使它容下真正的朋友，我将会认为自己是快乐的。”
苏格拉底快乐的源泉就在于他能做到知足常乐，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都可以看到有利的一面，不会因为一些不重要的东西烦恼，更不会追求太多的欲望。
对金钱狂热追求的人，总是被物欲冲昏了头脑，他们只想着怎样拥有更多的财富，而不停地抱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却忘了享受已拥有的一切，忘了“知足者常乐”那句古训，结果在抱怨中度过不愉快的一生，从来没有真正地享受过心灵的快乐。
功成身退，见好就收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老子《道德经》
“往容器里不断地注水，水早晚会溢出来，不如适可而止；打磨得十分尖利，不可能永保锋芒；家里满是金玉珠宝，怎么能够守得住呢？富贵而骄狂，只会给自己招致灾祸。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才符合天道。”这是《道德经》中所揭示的道理。
事实上，事物的发展也确实如此，纵观历史，那些本已具备足够名望，而最终却不得善终的，多是因为欲望太盛，不能适时而退造成的。相反，那些看得清世事，不留恋权名之人，才能远离灾祸，自我保全。
刘秉忠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一个任用的汉儒。在忽必烈的创业过程中，刘秉忠参与机密，献计献策，制定朝仪官制，被誉为元世祖的股肱重臣。但功成名就的他毫不贪权图利，而是以清廉自持，成为千百年来令人敬仰的智者。对于权力，大多数人都非常渴慕。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强烈权力欲望的人来说，利用一切机会从别人的手中夺得权力，是其人生中的快事。而当他们功成名就之后，就会牢牢抓住手中的权力不放，有些人甚至会利用权力来谋求个人的私利。
刘秉忠，字仲晦，本名刘侃，少时出家为僧，号子聪，又号藏散人。刘秉忠祖籍瑞州，元太祖十一年生于邢州。其先祖曾在辽朝当过官，金灭辽后，又在金朝为官，为金邢州节度副使。蒙古军队攻占邢州之后，设都元帅府，刘秉忠的父亲刘润为都统，后改署州录事，并历任巨鹿、内丘两县提领。
刘秉忠生来就风骨秀美，异于常人，素有志向，为人豪爽而不羁。他从小就聪明好学，据说每天记诵数百言，能够过目不忘，还对《易经》等经史、天文、地理、律历以及卜算、遁甲等都深有研究。按照当时的制度，凡是在蒙古贵族领地为官的汉人，都必须以儿子为人质，因此刘秉忠在13岁的时候就于都元帅府做人质，在这里初次领略和学到了一些从政的方略。
为了养家，刘秉忠17岁时到邢台节度使府当了令史，主要负责文字记录和抄写工作。但从小就心怀异志的刘秉忠对这样枯燥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他时常郁闷不乐，不安心于现状。有一次，刘秉忠将毛笔投掷在书案上，感叹道：“我家世代为朝廷所重用，我怎么能自甘沦落，当一个刀笔小吏呢？大丈夫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就应该隐姓埋名，以待时机，以求有朝一日再施展自己的鸿鹄之志。”
于是，刘秉忠毅然辞职，到武安山中隐居。后来，他的才华得到天宁寺虚照禅师的赏识，特意将其招入山中，为其剃度，并改名子聪，在寺庙中掌书记之职，所以后来人称“聪书记”。此后，刘秉忠游历云中，留居南堂寺。
十年之后，已经27岁的刘秉忠在空门中经过潜心治学和博览群书，已经具备了敏锐的洞察力，而且对古今治乱兴衰研究得十分透彻，由此具备了超乎寻常的政治见解和胆识。在这种情况下，刘秉忠开始寻找机会，以期实现治国安邦的宏伟心愿。
1242年，身居漠北和林的藩王忽必烈欲有所为于天下，积极接纳中原文士和儒释道三教名流。燕京大庆寺高僧海云禅师应忽必烈之邀请，身赴漠北，途经云中时，闻知秉忠的才名，特意约他同行。刘秉忠也欲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于是与海云禅师一同北上，谒见忽必烈，走上了人生的转折点。
到达和林后，刘秉忠多次受到忽必烈召见。他纵论天下时事，深受忽必烈的赏识。当海云禅师返回时，刘秉忠被留了下来。从此，刘秉忠几十年都没有远离忽必烈，参与了忽必烈创建元朝的各种大计方针的决策，为辅佐忽必烈完成统一大业竭尽了全部精力。
刘秉忠之所以能够成为忽必烈的左膀右臂，不仅仅是由于他个人的杰出才能，更主要的是他在元朝统一的过程中所作的各种贡献。终其一生，刘秉忠献计献策不计其数，而大的方面主要表现为制定施政大纲，为忽必烈承袭中原帝业、治国平天下设计了一幅完整的政治蓝图。
当忽必烈奉胞兄蒙哥汗之命，总理漠南之地时，忽必烈率刘秉忠等臣属南下，开府于金莲川。为了治理好漠南地区，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应“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要抓住这一建立基业的千载良机。
他对忽必烈说：“在朝廷内部，应该遵循古代典籍礼制，依照伦理法度为指导思想。在内部莫大于宰相，宰相统领百官，感化万民；在外部莫大于将帅，将帅统领三军，安定境域。因此要选择良相贤将，内外相济，这是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
对于蒙古国官制混乱的缺陷，刘秉忠又上疏建议：“目前官无定次，清洁者不能升迁，污滥者不能降陟。应当参考古例，制定百官爵禄仪仗。此外宜慎选县宰，使民心安定。县宰正，民心自安。”同时，他还建议去除繁苛酷刑，取消了鞭背之刑，严禁私设牢狱，使法令更加完善。
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刘秉忠提出“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有国家者，置府库，设仓廪，亦为助民；民有身者，营产业，辟田野，亦为资国用”，认为国与民二者是互为补充、如鱼之与水的关系。因此他主张轻徭薄赋，减轻百姓的差役负担，免除苛捐杂税，为漠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259年，蒙哥汗死于伐宋的军营中，忽必烈返回漠北，从幼弟阿里不哥手中夺得大汗之位。至此，除偏居江南的南宋之外，大漠南北和中原地区已落入忽必烈的股掌之中。这时，忽必烈面临着如何统治中原、继承中国历代帝王基业的迫切任务。于是，他再一次向刘秉忠问计。
早在漠北汗王府时，刘秉忠就曾向忽必烈进言指出：“可以在马上取天下，不可以在马上治天下。”这一道理深深地打动了忽必烈。当忽必烈再次请教“治天下之经，养民之良法”时，刘秉忠广采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一编列成章，呈送给忽必烈。据此，忽必烈将纪年方法改为与中国历代王朝传统相吻合的“中统”，后又改年号为“至元”。在至元八年，又采取刘秉忠建议，废除“蒙古”国号，建国号为“大元”，于次年定都中都，改称为大都。此外，在官制、军政和司法、地方等方面，忽必烈也依照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一一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中央集权统治。
由于刘秉忠的精心谋划，元朝的统治终于走上了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相衔接的轨道。例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使章服有序，朝仪合礼，官有其职，位有定员，且食有常俸，因此吸引了各地人才，使那些朝廷旧臣、山林隐逸之士都重新得到录用，元朝的统治面貌焕然一新。因此，奠定元朝“一代成宪”，首功之臣实非刘秉忠莫属。
于是忽必烈准奏，即日赐名刘秉忠，并令其还俗，官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时，又下诏以翰林学士窦默之女为妻，赐给府第，成立家室。
还俗之后的刘秉忠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上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级别官僚。但是，他仍然斋居素食，过着心如止水的简朴生活。
据说刘秉忠在南屏山闲居时，独自在山间修建了一栋小屋，自己一个人住在林间，身边没有侍童陪伴。在茶饭之余，他走在山林之中，忘记了尘世的权力，终日淡然吟诗作词，怡然自得，过着悠闲自乐的生活。刘秉忠死后，被追赠为太傅，追封赵国公。元仁宗时，又晋封为常山王。
刘秉忠以自己的远见卓识获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几十年来侍奉忽必烈左右，为统一全国出谋划策；他劝忽必烈推行“汉法”，使蒙古得以入主中原，站稳脚跟，因此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一代谋略大家。而他在功成之后，视权力如止水，更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他看似散淡的政治生涯中，实则隐藏着卓越的智慧，这也正是他受到后人尊敬和赞赏的原因所在。
保持名节，名传天下
子日：“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第四》
孔子说：“读书人有志于追求真理，而以穿破旧衣服、吃粗劣食物为耻辱，这种人是不值得与他们谈论真理的。”
人贵有志。但“志”对于人来说，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符号和标记。人一旦树立了远大理想和生活目标，就要对它负责；这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在追求事业理想的过程中，坚毅自信、果敢不疑，不随波逐流，不轻信盲从，这些都是必需的品质。倘若总在口头上谈理想，谈得眉飞色舞，临到阵前却又害怕艰苦，埋怨没有锦衣玉食。那么这种人要么是懦夫，要么是伪君子，不仅不宜与之“论道”，甚至连与之交友都要三思。而对于自身，更要时时自查自省，看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毛病，以防拖累自己前进。
魏文侯为丞相的人选感到困惑时，征求宾客李克的意见。
“先生曾说过：‘家贫要有贤妻，国乱要有名相’。现在丞相的人选有魏成和翟璜二人，这二人都非常优秀，难分伯仲，究竟要选谁呢？”“俗话说：‘身分低微的人，不要插手管伟人的事，也不要管别人的家务事。卑职实在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先生不要顾虑那么多，请多多指教。”
“不，卑职并不是顾虑太多，只是希望国君好好考虑。至于鉴定人物的原则有以下五项：一，际遇不佳时和谁亲近？二，富裕时候帮助过谁？三，居高位时任用谁？四，在困境中是不是刚正不阿？五，贫穷时是不是能去贪念？国君只要依照这五项原则来决定就可以了。”“嗯！有道理，我已经决定好了。”
李克离开王宫，在归途中顺道经过翟璜住处，谈起魏文侯选择丞相的事情，并且重述这段谈话。翟璜问李克：“依阁下看，魏文侯会决定用谁呢？”“恐怕是魏成吧！”“这就奇怪了，我翟璜哪一点比魏成差呢？更何况把阁下介绍给魏文侯的人是我啊！”“大人该不是为了自己升官，自组派系而把我推荐给魏文侯的吧？我只不过提供他五个原则，至于决定丞相的人还是魏文侯。依我看来魏成被拔擢为丞相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魏成把十分之九的薪俸施舍别人，自己只留下十分之一。魏成因此获得国君的老师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的支持，而大人所推荐的五个人只不过是魏文侯一般的臣下罢了。”翟璜低下头来向李克道歉，懊悔自己的自大。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很多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就体现了自己很高尚的一面了。这些事迹他周围的人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所以培养好的品质对于自己的发展是有很大作用的。
在开放的社会与生活中，人人各有其“道”；但无论你所树立的是怎样的“道”，信念坚定、不以物移，应该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只有如此，才会使自己的理想不会一直遥遥无期。在这方面，汉末时管宁“志于道”的高风亮节，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生于延熙元年（公元158年），卒于正始二年（公元241年）。
管宁家里很穷，而且他16岁时父亲就死了，亲戚朋友可怜同情他，赠送了许多财物让他葬父，可是管宁一文不取，只凭借自己的真实财力安葬了父亲。
管宁好学，结交了几个后来很著名的学友，一个叫华歆，一个叫邴原。三个人很要好，又都很出色，所以当时的人把他们比作一条龙，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腹，管宁是龙尾，他们最尊敬的大学者是当时著名的陈仲弓，陈仲弓的学识行为成了他们的追求目标。当时，他们求学的时候。常常是一边读书，一边劳动。有一天，华歆、管宁两个在园中锄草，说来也巧了，菜地里头竟有一块前人埋藏的黄金，锄着锄着，黄金就被管宁的锄头翻腾出来了。华歆、管宁他们平时读书养性，就是要摈除人性中的贪念，见了意外的财物不能动心，平时也以此相标榜。管宁见了黄金，就把它当做了砖石土块对待，用锄头一拨就扔到一边了。华歆在后边锄，过了一刻也看见了，明知道这东西不该拿，但心里头不忍，还是拿起来看了看才扔掉。过了几天，两人正在屋里读书，外头的街上有达官贵人经过，乘着华丽的车马，敲锣打鼓的，很热闹。管宁还是和没听见一样，继续认真读他的书。华歆却坐不住了，跑到门口观看，对这达官的威仪艳羡不已。车马过去之后，华歆回到屋里，管宁却拿了一把刀子，将两人同坐的席子从中间割开，说：“你呀，不配再做我的朋友啦！”
汉末天下大乱之后，人的生命财产都不能保障，中原一带就更没法再待下去了。管宁、邴原还有王烈几个人相约，到比较安全的辽东去避难。当时辽东太守是公孙度，很有统治能力，而且辽东地理位置偏僻，战乱没有波及，是当时一个理想的避难地。至于管宁几个人在中原的名气很大，公孙度是知道的，所以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专门腾出驿馆来请他们居住。见了公孙度，管宁只谈了谈经典学术，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闭口不谈。拜见过公孙度以后，管宁没有再住驿馆，而是找了一处荒山野谷，自己搭个简易房子，挖个土窑居住。公孙度死后，他儿子公孙康掌了权，野心比他父亲还要大，成天想着海外称王的美事。他想给管宁封个官，让管宁辅佐他，可是慑于管宁的贤名，硬是开不了口。曹操做司空后，下令征辟管宁入朝，公孙康把诏命压下不宣布，管宁当然也不会知道了。中原局势稳定以后，许多流民都返乡了。但管宁依然不动，安居辽东。不久辽东的局势也有了变化，公孙康死后，他弟弟公孙恭继位，这个人身体有病，生性懦弱，没有统治能力，而公孙康的私生儿子公孙渊偏偏是个雄才，不安于下位。管宁看到辽东快要乱了，这才带着家属乘船回中原。公孙恭亲自送他，赠送了许多礼物，管宁先收了，出发时，连同以前公孙度、公孙康的赠物，全部留下来，一芥不取，保持了清白本性。算起来，他在辽东整整生活了37年。
船队在海上航行时，遇到风暴，大部分船都沉没了，管宁坐的这只船也很危险，但是管宁从容不迫，好像没发生事情一样。这时，奇迹发生了，夜幕中突然出现了一点亮光，给船只指引方向，到达了一处荒岛，这才转危为安。当时人们发现，岛上没有居民，也没有点火的痕迹，这光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把它解释为奇迹，并说这是管宁的“积善之应”。管宁的回乡，名义上是奉了魏文帝的征辟诏书，实际上是躲避即将到来的辽东之难。但回到故乡以后，魏文帝就下诏封管宁为太中大夫，管宁坚决推辞，说自己老了，实在没什么才能，要求皇帝放过他。可是皇帝偏偏不肯放过他，魏文帝死后，魏明帝又多次征召他，华歆王朗陈群等朝中大臣更是反复地推荐管宁，华歆还提出把自己的太尉之位让予管宁。管宁呢，则是一律推辞，到死也没有答应出仕。
当然，要求现代人去像管宁那样做，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有些不符合实际。但他那种即便是“务虚”也坚定不移的精神，应值得我们去学习。现代社会物欲横流，无处不在的诱惑常常使我们陷入犹豫和迷失之中，令我们向着目标的努力半途而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淡泊明志，不以物移，确实是成就一番远大事业的保证。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孔子《论语·颜渊》
孔子说：“君子总是促成别人的好事，而不助长别人的恶处，小人却与此相反。”
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助的关系。只有我们先去善待别人，善意地帮助别人，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使自己所做的事情获得成功，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成人之美也是一种胸怀，一种君子风范。它需要有宽广的心胸，需要有助人为乐的精神。那些患得患失、一切都要算计自己能得到多少好处的人，是很难做到成人之美的。只有当这种风范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时，社会才会和谐。
圣雄甘地是印度的国父。一天甘地坐火车去外地演讲，上火车时，他不小心把自己穿着的一只鞋子掉在站台上了。而此时火车已经轰隆隆地启动了，他来不及下车去捡那只鞋子。旁边的人看到甘地没了一只鞋子，都为他可惜。忽然甘地弯下身子，把另一只鞋子脱下来，扔出了窗外。身边的一位乘客看到他这个奇怪的举动，忍不住问：“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甘地笑了笑，温和地说：“这样的话，捡到鞋子的穷人，就有一双完好的鞋子穿了。”这事虽小，和伟人的壮举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甘地乐于成人之美的开阔心胸。
所谓君子成人之美，就是真正的有德之人，行事并不拘泥于世俗的条条框框，只要是有好结果的事情，他都会去竭力促成，并以此感到怏乐。
沈从文（1902—1988年），原名沈岳焕，出生于湖南凤凰县，现代著名小说家。从1924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起，一生共出版过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六部中长篇小说，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性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小有名气，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18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这位老师的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点点滴滴滋润着对方的心。女学生张兆和把它们一一编了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
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
没有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张兆和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对她进行感情文字的狂轰滥炸。沈从文开始了他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合肥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
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允和就对他说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
三妹回来后，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兆和终于鼓起勇气请了沈从文。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但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这个媒是允和做的，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
这些难忘的经历使他的心灵产生了对苦难的免疫力，使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
在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师生恋”中，胡适作为校长，并没有以“道学家”的面目出现，兆和的二姐允和也没有以势利的眼光看待从文，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并竭力劝当事人，以玉成其事。这种君子成人之美的做法，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大事要精明，小事要糊涂
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
———张蕴古《大宝箴》
唐太宗时期，大臣张蕴古呈给太宗《大宝箴》，谈到“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意思是处于上位者既不能糊里糊涂，浑浑噩噩，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能过于苛察、精明，连臣下的细微小事也知道，而是要在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中庸之道。当然，这个中庸，对于领导人来说，不是什么事情都折中处理，而是大事精明，小事不苛察。
唐朝时，武则天当上了皇帝，宠信的大臣唯有狄仁杰。可能是为了表示亲近，武则天将一些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秘密事情告诉狄仁杰。她对狄仁杰说，狄仁杰在汝南当地方官时很有政绩，但是有人诬陷他，现在想知道诬陷者的姓名吗？狄仁杰首先感谢则天对他的信任，接着说：“陛下不以臣为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武则天听了深为赞叹。知道过去是谁诬陷了他，对狄仁杰并无半点好处，而诬陷者或许会担心狄仁杰挟嫌报复，多生出一些事来。所以，狄仁杰宁愿糊涂，不愿苛察。
人无完人，要允许别人犯错误。那些本可以精明但宁愿装糊涂的人，实际上正是他们的精明之处。那些以苛察小事为精明的人，恰恰是不通人情世故，大事糊涂的人。
吕端是北宋的一代名相，北宋开国元勋赵普曾赞扬他：“吾观吕公奏事，得佳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真台辅之器也！”
当时，宋太宗想任命吕端任宰相，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当即反驳：“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后人有诗赞曰：“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从此，吕端便成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典型。吕端在事关个人利益的某些问题上确有“糊涂”之处。他为人旷达宽厚，有器量，对职务上的升迁不介意，虽多次被贬，但从不计较，并且“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亦不形于言”。他对流言飞语不记怀，经常说：“吾直道而行，无所愧畏，风波之言不足虑也。”他为官四十年，两袖清风，不为亲友谋私利，家无储蓄，去世后，其子女穷得不能婚嫁，只好将房屋典当，宋真宗知其事，从国库里拨五百万钱才把其房屋赎回来。他从不因权位显赫而志满意骄，而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和寇准同居相位。寇准是治理国家的栋梁人才，但“性刚自任”，不善交往，吕端毫不计较，总是处处谦让，虽有太宗器重，手谕“自今中书事，必经吕端详酌，乃得闻奏”，但遇事即与寇准商量，从不专断。
吕端为相，不虑风波之言，对名位谦让，不计较小事，但大事绝不糊涂。太宗病危时，宫廷内侍王继恩忌恨太子英明，怕太子即位于己不利，便暗中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密谋立楚王元佐为帝，太宗死后，李皇后命王继恩传召吕端。吕端知道事情有变，果断地将王继恩扣锁在阁内，命人看守，自己进宫去见李皇后，当面回驳，坚持奉太子即位。皇后说：“皇帝已经驾崩，立嗣要按长幼，这才顺应情理，现在该怎么办呢？”吕端说：“当初，先帝确立太子，就是为了这一天。现在皇上尸骨未寒，怎么能够改变先帝意愿，议立别人呢？”
宋真宗即位后，垂帘召见群臣。吕端站在殿下看不清垂帘后面的皇帝究竟是谁，不仅不肯下拜，还非要把帘子卷起来，又登上殿去，亲眼察看清楚新皇帝确是真宗，这才走下殿来，带领群臣朝拜、呼万岁。
如果不是吕端在紧急关头行动果决，势必造成边境战乱和皇子争帝的宫变。吕端所为，不失为“大事不糊涂”之举。正是吕端在荣辱乔迁、利害得失所谓小事上的“糊涂”，才能在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上“明白”。
人贵在集聪明与糊涂于一身，需聪明时便聪明，该糊涂时且糊涂。
宋代宰相韩琦以品行端正著称，遵循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从来不曾因为有胆量而被人称许过，可是在下面两件事上的神通广大，才是“真人不露相”的注脚。
宋英宗驾崩时，朝臣急忙召太子进宫，太子还没到，英宗的手又动一下，宰相曾公亮吓了一跳，急忙告诉另一宰相韩琦，想停下来不再去召太子进宫。韩琦拒绝说：“先帝要是再活过来，就是一位太上皇。”韩琦越发催促人们召太子，从而避免了权力之争。
担任入内都知职务的任守忠很奸邪，反复无常，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有一天韩琦出了一道空头敕书，参政欧阳修已经签了字，参政赵概感到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欧阳修说：“只要写出来，韩公一定有自己的说法。”
韩琦坐在政事堂，用未经中书省而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使，由蕲州发置。”韩琦拿出了空头敕书填写上，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韩琦轻易除去了任守忠，而仍然不失忠厚。所以大智若愚实在是一种人生的最高修养，也是一种人生大谋略。大智若愚的人总有更多成功的机会。
大智若愚，从一个角度来说，也可理解为小事愚，大事明。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很高的修养。所谓愚，并非自我欺骗或自我麻醉，而是有意糊涂。该糊涂的时候，就不要顾忌自己的面子、学识、地位、权势，一定要糊涂，由糊涂而转聪明，则必左右逢源，不为烦恼所扰，不为人事所累，这样也必会有一个幸福、快乐、成功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