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北大的严谨是出名的。从北大走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深谙此道。因为他们知道，不论工作还是学习，马马虎虎是不能成事的，你对生活的态度和生活对你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还是严谨一点吧，不要给自己留下明知的遗憾。
“差不多”先生
胡适先生曾做杂文《差不多先生传》，讽刺办事马马虎虎的人。
他讲述了这样一个“差不多”先生：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小的时候，他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做事不用心，他摇摇头道：“红糖白糖都是糖啊，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应该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离山西不远，也差不多。”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因为不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得了一种急病，赶忙叫家人去请东街的名医汪先生。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汪大夫，却把西街的兽医王大夫请来了。
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家人找错了人，但病急等不得了，自己在心里想到：“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吧。”
于是这位兽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
不用一小时，“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在差不多要死的时候，还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不多……”
胡适先生的用意很明确，那就是针砭马马虎虎的时弊，提倡认真严谨的作风。
严谨治学始终是北大学风的一个显著特点。欲想在北大立足，打算在学术界干出点名堂，没有严谨治学的态度是不可能的。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严谨也是一种必须具备的品格。具有严谨的品格，才能让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进步更快，收获更多。
大师的风范
对北大先哲们的严谨，北大人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在同学聚会、校友相逢以及指导学生时，这是一个久谈不衰的话题。
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方立天教授回忆说：
就以治学来说，北大哲学系教师与学生都非常重视原始资料的阅读、钻研、掌握和积累，哲学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学参考资料汇编》就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参考书。张岱年教授曾一再的谆谆教导我们，一定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力戒浅尝辄止，望文生义。
北大经济学教授萧灼基回忆道：
“文革”期间，有一次我与陈岱孙教授编在一组，整理和校对马恩列斯语录。他工作十分认真，一丝不苟，哪怕是一个标点、一个符号，都认真核对。马恩列斯著作和版本很多，字体各异，技术标准也不统一。他除了对正文认真校对，做到准确无误外，对异体字和引文出处也反复校对，统一规格。全部语录分头校对完毕后，由他通读通校。原来我们以为经过几遍校对，不会有错了，但经他仔细通读通校，还是挑出不少不规范或错、漏的地方。他的严谨态度，使我们深受教益。
北大哲学系陈启伟教授回忆说：
洪谦先生总是教导我要非常严肃、认真、审慎地对待写作。他经常要我写读书报告，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大约写了大大小小一二十篇报告，有些报告（如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洛克、巴克莱）写得相当长，也很下了些工夫。但是洪先生不主张轻易发表文章，一再告诫我不要“为发表热所驱，汲汲于敷衍成文”。写一篇文章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翔实的资料、深入的思考，这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厚积而薄发”。根据洪先生的教导，我在日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学有根底始发为文章，内涵丰厚而外现宏阔伟大，这是一切学问家所经历的途径。”
据陈教授讲：洪谦先生一贯强调，做学问一定要细。
陈教授是1956年夏在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后被推荐给洪先生（洪谦先生）做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还是休谟哲学。他们这届研究生是春季始业，即到l957年2月才正式开学，但洪先生在1956年秋季就安排他开始学习了。过去大学毕业论文的写作、修改和定稿虽然都得到洪先生的悉心指导，但那时同他见面求教的机会并不多，现在做了研究生，则整个学习生活都是按洪先生拟订的计划进行的。按照先生的规定，陈每隔两周去见他一次，向他汇报学习的进度和情况，提出问题和讨论。而事实上经常是他听了汇报之后首先提出问题要求回答，即使陈向他先提问请教，他也要陈先谈谈自己的看法，然后才予以点拨，而且往往只是略作提示，还要他自己去再读再思考，自己求得详尽的解答。
陈很快就感觉到，在洪先生门下执弟子礼，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每次去见他都仿佛去参加一次考试，丝毫不敢马虎。洪先生特别强调做学问要细。
首先，读书要细。一字一句都要弄得一清二楚，不能半生不熟，囫囵吞枣。每当双周去向他汇报学习情况时，先生常常在他读的参考书上找出一段话来要他讲解，并逐字逐句当场口译出来（当时读的参考书是英文本）。对每个词的含义和句中各词间的语法关系，他都很仔细，稍有差错，立刻纠正，并且不厌其烦地说，读书也好，翻译也好，都要非常细心，要一字不苟。有的翻译就是因为一字看错或没弄清楚句子的上下关联语法关系，结果大错特错，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其次，研究问题、思考问题要细。细，就是要勤于分析，善于分析；不要粗枝大叶，浅尝辄止；不要大而化之地高谈阔论。
有一次陈在刚读完了培根的《新工具》后去见洪先生，先生要他谈谈对培根哲学的理解，而他没有就《新工具》一书的内容具体地阐述培根的思想，只是笼统地大谈一通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辩证法因素等，不料洪先生不耐烦地打断说：“你有没有仔细地读《新工具》？培根在《新工具》里讲的东西你没做一点分析，却空谈什么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先生要求回去写一篇“仔细分析”培根归纳法的读书报告。这是陈在学习上唯一的一次遭到洪先生的训斥———由于学问没有做细而受到的训斥。
原北大中文系学生、后北大中文系教授董学文先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住在三十二斋的年代。有一次，和杨晦先生同参加一个写作任务。我是学生，先生是七十多岁的一级教授、系主任。当我把文章初稿拿出来请他审阅时，他把我叫到身边，像慈祥的家长辅导小学生作业一般，耐心、细致地跟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修改，每个标点都不放过。一遍，二遍，三遍……万把字的文章，足足打磨了一个月。我感动了，向先生叙说了自己的甘苦和心曲。先生眯着眼睛，微笑着说：“做学问、写文章，都要一丝不苟，严肃认真。”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这是著名历史学家、原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副校长翦伯赞先生，在谈到治学要严谨时引用的一句名言。
严谨与“马马虎虎”、“粗枝大叶”相对，是严密、谨慎的意思。这是对人、对事、对已都极负责任的态度和作风。在求知治学方面，严谨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再看一个国外的例子：
本生·罗伯特是十九世纪著名的化学家。他自哥廷根大学毕业后，从事化学研究与教学长达五十五年之久，范围涉及电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等方面，还创制了本生灯。
有一天，他在阳光下晒滤纸，纸上有铍的沉淀物。不料就在他走开的一会儿，一只苍蝇突然飞到滤纸上，贪婪地吮吸那有甜味的沉淀物。本生大吃一惊，猛扑上去捕捉，苍蝇却飞走了。他又追又喊，惊动了好几个学生一同帮忙，终于捉住了苍蝇。本生非常高兴，把已经捏死的苍蝇放进了坩埚。他把苍蝇焚化、蒸发，最后化验、称重，确定了被苍蝇吸走的沉淀物折算成氧化铍是1.01毫克，他把这1.01毫克的重量又加到沉淀物的总数中，最后得出了元素铍的极其精确的分析结果。苍蝇没有被放过，1.01毫克也没有被放过。
严谨，让化学家有了出色的成就。而我们呢，面对学业与生活，许多人就败在严谨的缺失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让严谨成为学习的习惯，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大师们的严谨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感动，更多的是激励。不论我们的学习还是生活及工作，有严谨的态度就会为自己赢得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谁也不能够说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和经验，人生就是一所永不休止的学校，我们只有用一丝不苟的态度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才能收获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