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军事形势的新转折
1948年11月初，中国军事形势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占有优势；国民党蒋介石不仅在军队数量上急速地转入劣势，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亦面临崩溃。根据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心抓住时机，扩大决战规模，加速战争进程，争取再用1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一）人民解放军力量全面超过国民党军
根据新华社11月14日公布，战争第3年的头4个月，即1948年7月到11月2日，由于全国各战场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辽沈战役，使国民党军在短短的4个月内，损失建制营以上部队合计83个师的兵力。其中包括63个整师，共约100万人，占当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的一半（仅10月份即丧失约50万）。国民党军的总兵力虽经补充后人数也只达290万左右，其中正规军由198万人降至156万人。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第3年开始时的280万人，迅速增加到314万人。除去作战损失，4个月内净增30万人，与同一时间的国民党军兵力相比，已超过20万人。这表明，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军。
人民解放军大兵团、大歼灭战和大城市攻坚战的能力大大提高。不仅能在诸如豫东、辽西等野战中歼灭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而且能在诸如济南、锦州等攻坚战中夺取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并积累了打大规模歼灭战和城市攻坚战的经验。朱德总司令在8月底召开的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曾指出：20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也谈到：人民解放军要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还要闯过带决战性的攻坚和一次消灭国民党军二三个兵团这“两关”。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的胜利，表明人民解放军已经闯过这“两关”，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转入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时期。正如朱德总司令所指出的：20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我们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将开始。
济南、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华东解放区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大解放区面积合约166.09平方公里；人口合约8708万；县才上城市263座，其中10个省城、1个特别市（哈尔滨）、3个出海口（安东、烟台、威海卫）。解放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方面建设的基础大大增强，战争资源较之过去获得了空前发展。正如中央军委领导人指出的：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东北地区，幅圆辽阔，资源丰富，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外国军事观察家曾评论说：“满洲的丧失对政府是一个大悲剧，因为满洲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亦是原来吸引政府到那里去的原因。军队和资源的损失，尤其值得注意，没有军队和资源，在华北的安全的抵抗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各解放区秋粮均获好收成。“东北今年有八成年景。华北解放区平均七成，山东大部分地区平均六七成，陕、甘、宁平均八成，晋绥则为十年未有之丰收。”因此说，无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极其有利于解放军作战。对于处在经济危机深渊的国统区人民，无疑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标志着中国军事形势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毛泽东称这个转折点“足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变点，”“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一年之后，中国军事形势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性转折点。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称这个新的历史性转折点“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二）蒋介石集团的防线已开始总崩溃
1.军事战线破碎，士气低落
在北线，经过辽沈决战。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正规军连同非正规军47万余人已被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东北全境解放。华北地区除太原、保定、承德、大同、归绥诸点早已互相不能联络外，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诸点的联络亦时被解放军切断。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50余万人，一条长蛇阵分布在张家口、北平、天津诸要点上，正面临东北、华北人民解放联合打击的严重形势，成为“惊弓之鸟”。阎锡山集团正规军十几个师10万余人，也被人民解放军严密包围在太原。孤立无援。
在南线，徐州、汉口、西安国民党军已经构不成一条完整的防线，只是3大据点及其附近摆了3个军队集团。徐州“剿总”刘峙集团虽尚有70万人。但随着济南、郑州两大战略要点的失落，以济南、徐州、郑州“三足鼎立”的防御体系已土崩瓦解。这个集团正陷入华东、中原人民解放军联合打击的严重形势下，已是惶恐不安。华中“剿总”白崇禧集团23万人，其“攻协防御”计划惨败后，欲退守长江却又没有建起完整的防线来。西安胡宗南集团正规军25万余人。被西北人民解放军死死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既不能东进华北，亦不能南下华中。在长江以南，国民党军的防线还没有建立，并且是建立不起来了。
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进一步衰落。从将校军官到士兵，甚至在蒋介石的政府官员中，沮丧、厌战情绪高涨，普遍认为目前的这场战争失败已成定局。美国政府内部文件也称：国军士兵对国民政府继续从事内战。使生灵涂炭、经济混乱，均大为不满。于是公然叛附共军、立即投降和不能坚持战斗而退却。从国军的失败纪录和共军的不断胜利足以显示政府军的不忠、士气低落和缺乏作战意志。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哀叹：“自东北战事失利后，高级将领弃职潜逃、临危变节，而投匪者，比比皆是；真正忠贞为国而殉职的将领。寥若晨星。”
11月6日，司徒雷登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鉴于军事形势的再度恶化，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高级人员和各兵种武官一致认为，如果傅作义不能抵挡共产党在华北所能集中的力量对他的进攻，而陈毅对付徐州地区那些劣等的国民党部队，能在两星期内到达南京附近的长江沿岸，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
2.统治集团内部“反蒋倒蒋”活动加剧
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导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更加有力的“反对和责难”蒋介石。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国民党桂系势力。在美国政府明里暗里支持下，利用各种机会加紧“反蒋倒蒋”活动。10月底，蒋介石鉴于东北战场败局已定，转而企图保持华东、华中不丢，决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2个集团，白崇禧固不从命。“当时国防部的人推测，不是白故意要看蒋介石出漏子，就是怕蒋介石作成圈套，准备于会战失败时委过于他，以后事态发展。才知道这与美帝国主义支持李宗仁逼蒋下野有关，白崇禧是存心要拆蒋介石的台。”
蒋介石嫡系中的某些分子，也参加了“倒蒋”活动。被称为官方反对派的“立法委员”刘不同，公开著文主张蒋介石“出国”。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后至11月下旬无人愿意就任。南京的要人纷纷弃蒋逃向两广及台湾，并谈论着迁都广州的问题。“由于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失败主义的情绪盛行全国，甚而及于部长阶级的人，几乎毫无例外的普遍地都在批评蒋委员长的无能”；“由于大多数人看到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一线希望，这种批评也就越来越坚决了。”
社会舆论公开激烈抨击蒋介石。10月16日，北平各报针对时局发表社评说：在物价一日三变，战汛一日数传，酒糟树叶瓜梗野菜都成为稀世珍品，人命如蚁，民生艰困已达极点的社况下，当局和当权者却不睁开眼睛，不为人民设想，不保护人民生存。民众为着生存，应向当局和当权者去“要饭吃”。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向蒋介石“发难”，哄蒋介石下台。该报11月4日的社论说：东北战事失利，变相的物价高涨，国家风雨飘摇，老百姓生活煎逼，国家演变到这个地步。势必牺牲极端少数的人来挽救最大多数的人。只有这样做才能将这个局势扭转过来。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就看是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少数派的路线。
来自内部的“反蒋倒蒋”活动和社会舆论的抨击。使蒋介石十分恼怒又无可奈何。他在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最近军事与经济形势，皆濒险恶之境，一般知识人士，尤以左派教授及报章评论，对政府诋毁污蔑，无所不至。盖人心之动摇怨恨，从来未有如今之甚者，不意今竟深入我党政军干部之中。他还写道：以期毁灭余个人之威信的舆论，实较任何武器尤厉。为反击“逼蒋下野”活动，蒋介石于11月8日公开发表演说，宣称：“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决定负责到底。”这表明蒋介石既不准备向其党内反对派妥协、让步，也不准备向革命人民交枪投降，而是要孤注一掷，顽抗到底。
3.“币制改革”加速经济崩溃
1948年秋，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形势更加恶化。通货膨胀在加速发展，物价已成天文数字，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来不及印出每天所需要的钞票。在通货大膨胀、财源大枯竭的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决心实行“经济改革”，即发行新货币“金元券”，以取代贬值的“法币”。
8月19日，蒋介石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发布了金元券发行办法、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规定自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其总限额为20亿元。限期收兑黄金、白银、银元及外国币券，逾期持有者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限期登记国人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蒋介石反复强调。“货币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指定蒋经国全权领导“改革”，俞鸿钧、宋子文、霍宝树、张厉生、王抚洲等要员奉派辅佐，督导上海、广州、天津等地改革进程。由于所有物价一律冻结在8月19日水平，被媒界称为“8·19”防线。
国内外舆论和商界对蒋介石的“经济改革”前途并不乐观。美国官方认为：币制改革是为阻止经济恶化浪潮而采取的一个“不顾一切的拼死行动”。“至多只能为一个喘息机会而已”。《字林西报》评沦说：各国商人有一相同见解，试欲迫令在国内的中国商人缴出其所有外汇资产，恐难有成功之望。以为继续以“警察方法”监督商人，则其行动恐将对中国国内商业组织及中美贸易关系均将发生强烈影响。《中央日报》8月19日的社论。则将蒋介石的“经济改革”比做“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身体自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在蒋介石的“货币改革”中，官僚资本集团非但不带头平稳市场价格，稳定市场经济秩序，反而带头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投机倒把，从混乱中歙取巨额利润。上海、广州、北平、天津等地，市场物价三日三涨，囤积加剧，黑市盛行，投机倒把猖獗，抢购成风。报章评论大声疾呼：民生艰困可谓已达极点，当局尚不速筹对策，则一日三涨之物价，未来演变实不堪设想。
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补充办法。宣布从11月1日起放弃限价政策，11日又宣布撤销“金元券”最高发行限额，“8·19”防线全线崩溃，市场物价扶摇直上。每石大米价格从限价时的20元，骤然上涨到500元至1000元。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相继爆发大规模抢米风潮。学生罢课，教授罢教，工人罢工。仅上海一地，罢工工人就达10万以上。蒋经国惊呼：“社会乱矣，人心乱矣”。11月1日，蒋经国在上海发表声明。宣布“货币改革”彻底失败。《中央日报》社论讥讽说：时至今日，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不用说到现在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弹他们一下。
4.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态度
蒋介石在其统治地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政府求救。9月底，蒋介石交由驻美大使顾维钧转交美国总统一份特别密电，呼吁杜鲁门大力推进和加速“特别军援”，帮助“扭转战局”。接着派财政部长王云五赴美游说继续援华，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援助。10月间，又恳求美国政府紧急援助国民党军7个军和3个师的武器装备及作战物资。11月，蒋介石亲自写信给杜鲁门，乞求美国政府紧急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