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和他的一群仆人式领袖在提供服务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些不同寻常的要求。“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有五百名志愿者，让他们看看我们能为他们的城市做些什么。有一个城镇因为削减预算而没有钱给杂草丛生的墓地除草，于是教会帮他们做了，并且现在那些教会已经完全承担了这项工作。教会因此而看到了为社区居民服务的新方法。”
本德市的官员们说，他们没有钱重新粉刷消防栓，这本来是每过几年都需要做的工作，好让人们在紧急状况下能够迅速找到消防栓。于是在两年之内的三次“我爱”活动期间，志愿者们重新粉刷了三千六百个消防栓，为这座城市节省了数千美元。他们的理念是，让每一个城市来决定如何被服务，那将有助于激发热情和构建友好关系。在某些城市里，杰伊和他的同伴们还与非营利性组织合作，那些组织包括当地的食物银行（food bank）、流动厨房（soup kitchen）、妇女庇护所（Women’s shelter）、启蒙教育（Head Start）或人类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
“我们只是扮演催化剂的角色。牧师们常常在一开始有所迟疑，但随后当我们所有人一起祈祷、一起吃饭和一起工作的时候，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墙就坍塌了。就像是良性循环，等我们到下一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已经听说了之前那个城市发生的事，于是就更愿意合作。”
我很高兴杰伊最近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我们两个希望能在这里合作，一起组织一系列的活动，核心内容就是：把爱和信念付诸行动，为他人服务，像我们的榜样那样发挥领导作用。
你要知道，像仆人式领袖那样播撒善的种子其实并不意味着要有大型项目—就像杰伊很擅长组织的那种—这正是它的伟大之处。即使微不足道的小小贡献也能够对某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杰伊让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就发生在他的某次俄勒冈州活动上。
当时我正在那片区域到处演讲，想要在一天之内跑完好几所中学。由于我们赶下一场就要迟到了（像平常一样），所以在一个特殊的学校演讲结束后，我们就立刻朝门口冲去。我没有时间拥抱走上前来的任何一个听众，这很不像平常的我（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我的拥抱时段）。
在离开学校礼堂的路上，我无意中瞥见了一个光头，这在一群青少年中并不常见。我停下轮椅，挺直了后背，发现那是一个看起来被化疗夺去了头发的女孩儿。我探望过许多癌症病人，我了解那种样子。
我操作着轮椅靠近了她在过道尽头的座位，然后说：“亲爱的，给我一个拥抱。”不用说，我此时已经不再担心下一场演讲会迟到了。她用胳膊抱住了我，然后很快就大哭起来，我也大哭起来，还有我们周围的老师和学生们都大哭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大哭呢？我没办法确切地向你解释她或我们周围的其他人是怎么回事，但我是在借此表达我的感恩心情，因为我有幸帮助了某个有需要的人。我想不到用什么言语来描述那种感觉，但是有一个被我叫作贝利的年轻姑娘给我写了下面这封电邮，比我更好地总结了仆人式领袖精神给很多人的人生带来改变的事实。
十二年前，我的母亲生拉硬拽地让我去一个专为发育障碍患者组织的露营活动中担任志愿者。在这个基督教的露营活动里，每一个志愿者都会被一对一地分配给一个残疾的成年人，为期一周。对于十二岁的我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比被迫和残疾人在一起待一周更糟糕的了。
妈妈没有给我选择的机会，肯定也不会让我逃离这种“可怕”的境地。我紧张地坐在那里听着活动介绍，胃里简直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结。当天的晚些时候，露营活动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各自负责的露营者的申请表发了下来，我看到“残疾”那一栏里用大大的粗体字写着让人恐惧的字眼：唐氏综合征。
我双手颤抖着翻阅刚刚到手的那份申请表，因为第二天就要去见我负责的那位露营者，所以我要作好准备。我一整晚都翻来覆去地质问上帝，为什么要让我置身这样一个让人害怕又不自在的境地。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又听了更多的活动介绍，露营者们开始抵达了，我当时的恐惧超乎了我的想象。我能够认出每一个走下汽车的露营者，不过不是认出他们的名字，而是认出他们的残疾：唐氏综合征、孤独症、大脑性麻痹。露营者们陆续抵达的时候，我能看到的真的只有这些而已。
终于，当一个身材矮小的姑娘轻轻地从迎宾区的一辆货车上滑下来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怯懦地走上前去，听露营活动总监把我介绍给我要与之相伴一周的露营者斯甘娜。除了“你好”以外，我什么都不会说，但是在我挤出这两个简单的字之前，斯甘娜已经把胳膊环上了我的脖子开始拥抱我，她那种全身心的拥抱是我此前从未感受过的。
“我等不及在这一周和你成为最好的朋友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抓住我的手，把我拖离了这个露营活动的第一个环节。
怎么会有人在刚刚遇见我的时候就那么无条件地爱我？他们不了解我在学校的成绩，也不了解我有多少朋友，也不了解我的人气怎样，以前用来定义我这个人的那些事他们统统都不了解。还不到傍晚的时候，所有因防御心理和恐惧心理而筑起的篱笆墙就都被那个有发育障碍的成年患者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拆除了，而我要做的只是给斯甘娜一个机会让她成为我的朋友。
那是我参加露营活动的第一周，距今已有十二年之久。而且以那一周为起点，后来的几周活动我妈妈再也不用硬拉着又叫又踢地让我去参加。根据我自己的记录，这十二年里我一共参加了超过三十周的露营活动，我不但担任志愿者，后来还当过暑期实习生。
在过去的两个暑期，我甚至还当上了一名工作人员，给露营活动的总监做副手。每当看到第一次来参加露营活动周的志愿者们双膝颤抖，内心痛苦，继而又看到他们内心的篱笆墙由一群被我们这个社会彻底忽视的人拆除干净，我都会感到无与伦比的快乐。
上帝在我参加露营活动期间给了我莫大的福佑。他一点一滴地向我体内灌输面向露营者的爱与热情。我坚信无论是谁，只要你给残疾人一个机会，就能让自己的人生发生绝对意想不到的改变。我们的露营者不但教我如何祈祷和与上帝开诚布公地交谈，而且还教我如何无条件地爱和坦率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信念。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基督问：“这个人生下来就双目失明，那是谁的罪过，是他自己还是他的父母？”然后基督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的罪过，也不是他父母的罪过，而是在这件事发生后，上帝就能够施展他的能力去治愈他。”
我们的天父让一些人生下来就带有社会所谓的“残疾”，我为此心存感激。因为正是这样一群人，拥有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积极影响的力量，拥有为基督彻底改变其他人的力量。在我看来，他们并不是残疾人。真正的残疾人是像我这样的人，瞧不起别人，怀疑上帝为我所作的人生规划，害怕和别人谈论上帝，因为容易被周围的人伤害而度日如年。正是常常被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的教会忽视的这群人，拉起了我的手，指引我相信上帝的承诺，无数次以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参加过多次露营活动，有无数个小时陪伴在有发育障碍的成年人左右，这些经历让我下定决心，要在今年秋天进入研究院，将来拿到心理咨询学位，而我的职业目标就是有一天能为发现孩子身患残疾的父母提供咨询服务—无论那些父母是在孩子未出生前就发现额外染色体，还是后来才注意到孩子有孤独症的迹象。
我的热情和梦想就在于让我们的社会不但接受残疾人，而且还要辅助残疾人，让他们帮助基督感化人类，哪怕一次只感化一个人！
贝利在她的电邮中用美好的语言表达了成为仆人式领袖的快乐，你不这么认为吗？当你为他人服务的时候，你自己的心就得到了治愈。我最大的一种快乐就是看着别人成功，或者成为鼓舞和激励另一个人的救生索。我认为年轻人能像贝利那样加入仆人式领袖的队伍，是种很棒的体验—无论是在私人疗养院做志愿者，还是协助残疾人做事，或者在庇护所里帮忙。
我鼓励你通过为别人服务来播撒善的种子。你可能会像贝利一样发现，你改变的是你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