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墨子兼爱学说之成立，似亦原本于老子者。他如墨子云：“志不彊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修身篇》。又云：“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公输篇》。而老子亦云：“强行者有志。”又云：“知其雄守其雌。”凡此皆老墨之所同也。然而墨卒与老大异者，盖老之天为不仁之天，无意志之天；而墨之天，为有意志之天也。惟老子以为天无意志，故圣人法天而治民，亦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绝容稍存计较利害之心于其间；故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货利不足以动其心，而慈俭不敢先之三宝，可以持而保之，墨子则不然，以天为有意志，而天之意志不可以信于人；而人之意志反太深。故其兼爱之说，亦陷入自利之涂而不自知。《兼爱·下篇》云：“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贼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
此段结句“不得已”三字，则计较利害之心，未免太甚矣。此与《孝经》“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之语异。《孝经》之不敢，盖言敬谨之至，唐蔚芝师说。非有交易之谊，且儒者不张实利之说，故其弊不与墨子同。而墨子之不及老子廓然大公，则甚昭灼矣。
盖孔老同时，墨子稍后，墨子之学，受孔子影响而得其反动，故立说有似同者。如《兼爱》、《尚贤》、《尚同》之类是也。有绝对相反者，如《非乐》、《非命》、《非儒》之类是也。而老子之教则务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故墨子暗受其影响，而无反对之论。然老与孔其学同发原于《易》。马其昶云：“老子之言道德，皆原于《易》。其曰：‘道生一，一生二，’与《易》太极两仪之说合。曰：‘得一，’即《易》所谓‘天下之动贞夫一。’又称：‘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要即‘乾坤易简’之旨。‘慈’故‘易’；‘俭’故‘简’；‘不敢为天下先’，则坤之‘先迷失道，后顺得当’也。‘常’，即老子之‘常道’矣。而说者乃谓《易》主阳，老子主阴。是未达阴阳体用之全者也。《易》以道阴阳。阴阳之义，莫大乎扶抑。扶阳以为主，抑阴从之；则阳不愆，阴不慝，而天下治，彼劣阴而欲绝之者，不知《易》者也。乾知始，坤成物。凡乾所始，皆坤成之；而坤则柔道也。此与老子之尚柔何以异？老子岂无阳德哉？孔子拟之于龙。龙阳象也。不然；彼且弱且雌矣，尚何成功之足云？是故老子曰：‘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此老子之乾道也；而体斯立焉。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此老子之坤道也；而用斯行焉。扶阳以为主，而抑阴从之。《易》《老》殊无殊旨。《易》象藏旧史官；老子为周守藏史。故其为书也，一本诸《易》；兹非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一验欤？”
可见孔老之学，原本相同。惟孔近于积极，而老近于消极。故墨子非儒而不非老；而老子之徒如庄周，虽非墨道，而亦或称墨子。《庄子·天下篇》云：“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汜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此文实誉过于毁矣。孔与墨既同为积极；故墨子遂与孔子抗。今墨子书《非儒》等反孔之论，虽未必尽为墨子所作，或其徒所为；然以《非乐》、《节葬》等例之，《非儒》必为墨子之旨；墨子亦必有《非儒》之论；著《非儒篇》者亦必后于孔子而先于孟子，故无非孟之语。至孟子时，墨学大盛，故孟子特辞而辟之；盖受墨者《非儒》之反响也。陈沣云：“荀子云：‘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是墨翟宋钘也。’杨倞《注》云：‘宋钘，孟子作宋’韩非子云：‘宋荣子之议，不斗争，’宋荣亦即宋牼，宋说秦楚罢兵，是为设不斗争。而其意则在怀利。《孟子》告之曰：何必曰利，与首章告梁王同。然则首章‘何必曰利’之一言，即距墨氏之要言也。”
陈氏此语，可谓深得要领。世人徒知孟子斥墨子无父为辟墨，而不知孟子书开宗明义痛斥言利之祝者，皆受墨子实利主义之反响者也。故太史公《孟荀列传》亦以义利两字为经纬，发端即云：“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此传之末即殿以墨子云：“善守御，为节用，”虽有捝文，然亦可知太史公或以其言实利之故，而深抑之，盖史公之学，尊信道儒两家，故于墨子深致不满也。
韩非在老孔墨三家之后，受三家之影响，遂发生法治之学说。韩非尝著《解老》、《喻老》两篇。其学之出于老子可知。《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老子所贵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宋儒苏轼尝推而论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汎汎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养不足以勤，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唯吾之所欲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老庄之后，其祸为申韩。”
此论或多非之者。然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盖以天地为绝对无情者，而圣人亦当法天之绝对无情以为治也。在老子之意，固在去私情；其言亦甚美而固无病也。逮至孔墨之末流，则彼此相激，而老学之反动亦起矣。韩非子《显学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卢文弨云：墨子《公孟篇》作三日。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
则孔学末流之弊，侈于礼乐，而不恤费；而墨学末流之弊，在乎好利而无恩情。又《无蠹篇》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
则孔学之末流，多以文乱法；墨学之末流，多以武犯禁。陈沣云：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战国侠烈之风盖出于此。故韩非之学本老子不尚贤之恉，受孔学文侈之反响；遂与墨子尚贤之恉相合。故《显学篇》云：“夫视铩锡而察责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途，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
此与墨子“列德尚贤有能则举”《尚贤·上篇》。之义，正同矣。既尚贤则不能不重功利。故又与墨子之实利主义相合而尚生存竞争。故《五蠹篇》云：“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斵，粝粢之食，藜霍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面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王先慎云：《说文》媵楚俗以二月祭饮食也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宝，故饥岁之春，幼弟不；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
此盖受墨子实利主义之影响，与老子“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之说所陶染，故主张竞争生存之说。而显与老子之慈，墨子之兼爱非攻相反矣。《五蠹篇》云：“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中略。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君虽厚爱，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如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
此与其《解老篇》云：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
盖完全相反矣。《五蠹篇》又云：“布岳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此与老子《道德经》第七十四章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盖亦完全相反矣。自此以后，李斯佐秦皇，专尚功利，严刑峻法，果能统一六国；因而焚书坑儒，一切变古，而秦亦以亡。于是老子所谓“民不畏死，则大威至”《七十二章》。之言始验。后之论者，徒罪秦皇李斯，而不知学说之末流，相激相荡，有以酿成之。盖儒道之弊，激以墨翟，韩非李斯因之，而大变成矣。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此观国治乱者，所当特别注意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