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时期（2001-2005年），中国经济不仅保持了平稳发展，而且还摆脱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通货紧缩困扰，综合国力得到显着提升。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在世界上的排名依然也很落后，但是凭借其经济总量世界前五名、贸易总量世界前三名、外汇存底总量世界第一的实力，中国对世界影响力日趋显着。近年来，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之一，甚至在一些过去场合下国际上流行的“美国打一个喷嚏，世界要感冒”的话语，其主语也被悄然改成了“中国”！“到中国去投资！”，已成为时下国际网络中点击率最高的用词。2006年8月26日，在主题为“新经济地理”的美联储年度盛会上，美联储新任主席伯南克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相比，他说，哥伦布的航行“最终引发了巨大的经济变革，但新旧大陆的完全融合花了数百年时间”，而“相比之下，中国不到30年前才开始的经济对外开放，进展的速度异常迅速，并且有不断加速的趋势。”（注解：“美高官用‘神速’来形容中国发展速度”，《上海证券报》，2006年8月28日。）
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外有识之士不则无忧虑地感到中国经济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到了她迄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阶段性巅峰，如果不适时进行调整，未来再攀高峰将难以为继。最典型的莫过于在最近网络Blog上被流传甚广的美国投资家的一篇“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的文章。罗杰斯的文章认为，投资、出口和消费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拉动中国经济高速持久增长的“三驾马车”，然而，现在许多现象已显示出这“三驾马车”正在出现令人担忧的问题：
——投资。投资显现出趋缓的信号：（1）中国正在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使得国内投资增速慢下来的同时，外资在中国投资的兴趣也开始有所下降，有相当一部分外国投资者开始担心，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过热。（2）国内房地产的投资已明显减缓，从而影响到内地市场不少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主要表现在与房地产宏观调控后相关产业供求关系的变化上，如钢铁、建筑材料、电解铝等产品的价格调整。
——出口。（1）出口市场面临问题。2005年贸易顺差预计全年将达到1000－1200亿美元，而2004年全年只有320亿美元。作为全球第一大钢铁进口国的中国，2004年净进口钢铁1500万吨，而2005年却预计净出口约500－800万吨。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机电产品、纺织品和高能耗产品中。2005年，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幅高达33％，而进口增长只有10.8％。外贸顺差的激增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比过去几年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外部需求。（2）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减弱，低廉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中国出口企业最主要的竞争优势。然而现在是：一方面，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扶持印度这个与中国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意图使中国劳动力低廉优势无法发挥；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出现，发生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民工荒”已开始向内地蔓延，内地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开始出现了局部“民工荒”现象。目前，中国农村也正在出现劳动力短缺。（3）作为中国第一出口目的地的美国，其经济也面临了很大问题。20年前，美国还是一个债权国，而到了现在，它在全球已欠下其它国家高达2.5万亿美元的债务。这种局面潜在的风险是，一旦当美国经济放缓，进而削弱它对外国产品和储蓄的需求时，中国有能力承受消费更多自身产品的压力吗？中国有能力消化更多的自有储蓄吗？中国的这种依赖出口增长模式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消费：（1）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给居民带来了沉重负担，个人消费者必须面临养老、防病、以及孩子教育等诸多生活压力，此外，他们还要承担水、电、煤等公用事业和服务价格上涨带来的更大负担，从而也普遍造成了中国国内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2005年年底高达46％；相比之下，世界上7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平均人均储蓄率只有6.4%。（2）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居民消费乏力、内需不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严重阻碍了中国内需的扩大。在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增长缓慢的前提下，要实现消费升级谈何容易。
罗杰斯的结论是：中国在投资、出口和消费方面都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面对更高的薪水要求、更高的技术要求，更多的贸易壁垒，更多的汇率问题，更高的能源消耗，更大的贫富差距，更高的房地产费用和环境污染问题，未来中国更多的增长能力将来自何方？
事实上，在中国“阶段性颠峰”背后，还有比罗杰斯分析更为广泛的深层次原因：
——国内外环境出现了新变化：
（1）从外部环境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定位还处在一个磨合期。正如牛顿定理里指出的那样：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随着中国在国际和平、安全、经贸、环境、文化等多项领域里的影响力加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弹也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导致在人民币汇率、世界贸易、国际能源开发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二是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官员对中国戒心增强，防范意识加大，甚至利用各种手段来遏制中国发展。在美国，布什政府执政之初就把中国公开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几年过去了，布什在他的2005年“国情咨文”中依然把中国和印度定为“新的竞争者”。现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与世界和谐相处”的发展观，但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和平崛起之路必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2）从内部环境看，西方国家工业化后期的一些弊端也已开始在中国出现。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工业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后期阶段，期间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是产能力相对过剩。西方国家产能过剩愈演愈烈，终于在30年代发生了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在中国，经过20多年工业化快速发展后，供给与需求由长期供给不足开始转向生产相对过剩，宏观总量之间矛盾在中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二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在扩大，导致有效消费不足，与产能过剩共同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以来，人们总是认为生产过剩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但对收入分配引起的巨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产生经济危机的作用却一直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最近，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宏观政策动向研究课题组从理论上证明了库兹涅茨分配差距倒U形变化的存在，使得相关理论获得了更坚实的基础支持。（注解2，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研究课题组，“开启中国新政”，《中国证券报》，2006年3月20日）
——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中深层次矛盾日趋显性化。在经济领域，目前中国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投资率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一倍左右，在建总规模高达26万亿元。如果按照2005年投资完成额估算，未来中国将需要3年时间才能将这些在建投资逐渐消化掉。由于国内有效消费不足，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增幅下滑，以至国内谨防第三次失业高峰的呼声也开始响起。而由于投资增长过速和利用率相对还很低下，资源与能源的瓶颈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的“增长极限”已依稀可见。
在社会领域，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已突破了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社会资源分配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得极为不公正，农民看病难、上学难问题尤为突出。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社会阶层出现分化，利益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利意识与政治诉求不一，人民内部矛盾增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扭曲。尤其在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库区移民、安全生产、医疗保险、房价上涨等诸问题广大老百姓反映强烈，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更严重的是，由于政治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改革，中共党内和社会腐败现象日盛，引起社会不满是最为强烈的。
迄今为止，中国的工业化还是按照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向前推进，潜意识中始终怀有毛泽东时代的那种“赶英超美”的情结。这种模式基本上是建立在资源和物质高消耗基础上。西方先行者们一个一个都沿着这条路走过去了，然而，每走过一个，道路就被毁坏一次。现在，轮到中国来了，却发现：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要继续沿着这条西方工业化老路走下去，已无法达到彼岸。关于这一点，只要利用一个简单算术我们就可以给出证明：只要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达到美国的一半，全世界几乎所有资源都将有价无市！中国如果继续延续当前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发展走下去，中国恐怕还等不到资源耗尽的那一天，恶梦就将降临，那就是中国的环境将污染、消耗殆尽。如果按目前中国趋势发展下去，20多年后中国的环境污染将比现在增加4到5倍，一些城市的空气质量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和生存。
除了经济模式之外，整个社会发展模式同样面临着亟待转变的课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与社会阶层之间的三重失衡和多元化利益冲突，使得改革这一被誉之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被大大削弱。
显然，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历史相继共出现过21种不同的文明，其中14个已经消亡，6个也正在衰落。“消亡与衰落的比例如此之高，从一个侧面论证了一个真理：历史没有直通车。”（注解3，[英]阿诺德·汤因比着，《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这就是汤因比作出的重要结论。今天，中国面对鲜花与陷阱并存、掌声与噪声共鸣的现实，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必须要有一次再改革。历史证明，改革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最有力武器，离开了这一点，中国的未来将没有前途。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对改革得失进行科学反思，并再次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全力拥护与支持，对政府领导人来说是一次新的考验。
正是基于这一对“阶段性巅峰”的清醒的体认，现届胡（锦涛）温（家宝）政府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落实发展观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纲要”）。正如1978年已故中共元老邓小平打开改革开放之门对当代中国之意义一样，也许二三十年之后，当回头再看今天这一段历史，人们会发现，“十一五”规划纲要是中国一次新政的开始，是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的逻辑起点，是在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基础之上打开的一扇可持续发展之门！
一、开启新政时代
如何理解“十一五”规划纲要？自从2005年10月18日新华社授权播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来，社会各界专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许多评论。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从宏观视野把握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整体框架和重要精神，我们将着重从宏观政策分析角度对此给予经济解释。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就“十一五”规划纲要将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做一简要分析。
——“十一五”规划纲要是中国现届政府试图创立新政的最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与过去十个“五年计划”相比，名字上的一字之差带来的是内容上质的区别。过去的“五年计划”都主要偏重于经济发展，而“十一五”规划却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协调发展，第一次把政治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独立成篇，将以人为本写入了纲要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一五”规划纲要是一份宣告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建设、全面改革、全面创新、全面开放阶段，表明中国将以创新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迥于西方发达国家又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和历史潮流相符合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