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纲要作为新时代中国国策最集中的体现，在制定过程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1）“规划”更好地体现了市场化改革要求。“计划”适用于计划经济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已不能再通过“计划”来管理市场，而是用制订“规划”来引导经济。“计划”事无巨细，而“规划”指的是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长远性。（2）规划目标更好地体现了政府改革的要求。“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22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其中只有8个是约束性指标，而且这8个指标都集中在人口资源环境和公共事业两大领域。与此同时，过去的约束性指标是政府对其它市场主体的约束，现在的约束性指标是政府对自身的约束，是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对社会作出的承诺。另外，政府的决策机制也更趋科学，从个人决策转向了集体决策，从封闭决策转向了开放决策。“十一五”规划纲要编制时，政府不仅广泛向社会征求建议，共有几百万人意见被认真加以研究并汇编成册。国家发改委并面向海内外对“十一五”规划的前期研究课题进行公开招标，这些课题成果后来成为了“十一五”规划最重要的参考数据。
——“十一五”规划纲要的精神内涵。“十一五”规划纲要内容字斟酌句。实话实说，要对纲要从总体上把握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还来自，迄今为止，中国政府部门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理论界则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以以下4句话来大体总括“十一五”规划纲的深刻的涵义，即：一个主题：持续发展；二个主线：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四个重点：建设新农村、区域协调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和科技创新；一个保障：改革。
新政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中国在经济和社会这两个领域都开始出现了影响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因素，于是，缓解有关矛盾，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自然而然就成了政府新政的最高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相对而言，前者更偏重于经济领域，而后者则偏重于社会范畴。所谓“落实科学发展观”又有二层意思：一是坚持当年邓小平创导的“发展就是硬道理”路线，即中国的一应问题需要必须在发展中得到妥善解决，通过增量发展来化解存量的问题。二是发展需要讲科学，科学的发展并不等于一味追求片面的数量、速度和规模等一些粗放型的扩大和增长，更重要的发展在于寻求高质量和高效益，追求“理性繁荣”。
“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就需要重点处理好“公平”拖后腿的问题，以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社会失衡的“陷阱”中去。“十一五”规划纲要注重“机会公平”，也兼顾“结果公平”，以“穷人经济学”作为规划理念，通过体制和政策上的收入分配倾斜和调整，让越来越多的人切实感受到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
“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列了6个“必须”，其中，后5个“必须”就是上述“4个重点”和“一个保障”。之所以“漏”了第一个“必须”（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这一条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的，没有必要再给予特别强调。而第二到第五个“必须”，要么是新的提法，要么是赋予了更多新内涵，因而被作为重点。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专门进行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强政府、弱市场的背景下，任何重大的变革都离不开政府改革的配合。所以，改革尤其是政府及其部门的改革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是，客观讲，当前改革遇到的难题很多，尤其是一些改革（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房屋改革等）过程中都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导致对改革的反思增多，质疑也在增多。在此，中国就需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反对质疑改革本身的倾向，即中国必须始终不移地坚持改革，没有改革创新，社会和经济就不可能逾越发展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陷阱，从而继续走上持续高速的发展之路。二是反对将改革神圣化倾向，即改革是一个新生事物，其中走一些弯路难以趋避。在坚持大原则不动摇的同时，中国需要不断检讨具体做法，在每走过一段路程之后，有必要回头再看看，进行分析与总结，以纠正可能的得失与偏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需要有智囊的争论，更需要民意的回馈意见，以便能更好地发现具体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利于改正。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反射炉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深入发展下去，为中国新政提供有力的舆论和制度上的保障。
二、新政4大配套战略
要让和谐社会成为现实，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中国政府必须实施4大重点战略：
——建设新农村：开创中国式罗斯福新政。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一半以上，工人失业近1/3。新上任的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复兴、救济和改革的政府干预政策，史称“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开创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先河，在实施应急性措施和长远改革政策过程中使美国经济得以恢复。罗斯福新政中涉及的救济政策、社会保障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措施，为提高美国低收入阶层收入、缩小社会分配差距，促进需求增加，以及向福利化社会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目前仍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但从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看，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矛盾逐步显形阶段。新农村建设就是作为解决这一工业化矛盾的重大发展战略之一。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1）缓解分配差距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情况形成的城乡差距，使得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分配差距扩大不仅出现在城镇内部，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城乡之间。这种差距的存在与扩大成为中国目前经济产能严重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新政中的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将对农村采取投入倾斜政策：增加水利设施建设、道路建设、改善生存环境，免除教育费用，发展医疗和社会保障等。这些措施对促进生产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消费将发挥出长效作用，有利于同时化解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居民收入阶层之间的三重失衡。从这个意义上看，建设新农村实际上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必要前提。
（2）缓解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在主要以依靠投资增长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发展过程中，许多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急需找到“接口”，以使生产能力不浪费掉，珍惜宝贵的生产资源。向人口众多农村实施投资倾斜政策，无论从当前还是长远看，对消耗不断出现的过剩生产能力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显然，与罗斯福新政相比，中国当前实施政府干预政策的时机更为有利，在行进中的工业化阶段就开始实施政府干预政策，将有望在工业化进程中避开经济危机的陷阱，这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体现。
——区域协调发展：中部崛起成为本次新政的关键战略之一。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其中，中部崛起最为引人注目，因为中部崛起是继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西部实施战略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崭新提法。也正因为如此，有一些人认为，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及相关政策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部地区的一种安慰，中部崛起提法也可能是一种区域平衡之策。然而，我们的分析却认为，中部崛起战略绝不仅是一种“安慰”之类的权宜之机，它更多地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区域协调发展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紧迫认知，它与中国经济发展背景、趋势休戚相关，其寓意多多：
（1）中部地区塌陷现象已不容忽视。中国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部地区的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河北、山西七省共有5亿多人口，人均占有资源总量在全国却最少。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2%增加到了58.86%，而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是下降的。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中部地区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中部与东部的国内生产总值差额比已增加了6倍。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中部崛起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首要前提。
（2）中部地区的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山西6省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三农”问题最为集中的区域。不解决“中部塌陷”，就无以解决“三农”问题。
（3中部崛起具备客观条件。目前，东部沿海地区依靠超低成本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近结束，要求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迁移。而中部地区有非常优良的区位优势，也有具备一定素质的劳动力大军，是承接来自东部地区产业迁移的首选。
可以说，中部地区能否崛起、顺利承接来自东部地区的产业迁移，是中国“世界工厂梦”能否延续的关键，也是影响中国工业化进程在未来十年能否加速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发展循环经济：中国正在推动世界。许多人也许并不太清楚，近几年来，正是中国的倡导才推进了世界循环经济的研究和发展。虽然，循环经济的概念引自于国外，而且西方也有大量循环经济的文献，其中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关于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最为著名。他们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总体战略目标是：用50年左右时间，全面建成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资源节约的循环型社会，资源生产率、循环利用率、废弃物的最终处理量等循环经济主要指标以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极大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并整体改善生存空间，全国全面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从理论上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大体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1）经济始终保持增长，资源始终保持供应，环境始终保持清洁。实践表明，传统经济学最擅长解决的是经济发展（尤其是短期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较好地解决资源供应问题，但在始终保持环境清洁上却几乎无能为力，使得经济与环保犹如鱼翅与熊掌一样变得不可兼得。欧洲工业化时代以来，各国经济发展也都因此摆脱不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宿命。而循环经济则恰好能够较好地弥补传统经济的缺陷，从而得以应运而生。
（2）需要实现财富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步增长，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过去，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28年里，居民生活水平却没有获得同步增长，而且生存环境急剧恶化。据世界银行测算，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为10%。换句话说，当代中国人每获利一块钱，后人就要付出1.5块钱的代价。这种得不偿失、吃子孙饭的行为在循环经济发展起来后将没有生存空间，原因在于，循环经济中有一条“代际公平”原则。按照此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损害后代利益来谋取当代人的经济福利，将一个环境恶化了的地球移交给下一代人。
————科技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虽然循环经济能够以极小的代价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毕竟还是要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不可再生资源依然还是要被消耗，依然还是要走向衰竭，尽管速度极慢。而且生产过程中依然还要向外排出废弃物，尽管数量大为减少，但总量还是会逐渐增加。按照新增长理论观点，一个经济系统要产生持续增长，就必须克服回报递减的现象，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动机，那就是发明和创新。现阶段，中国推动科技自主创新还有以下重要意义：
（1）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2）自主创新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二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靠劳动力、资本、资源能源等要素驱动，长此以往，发展的成本将增加，发展的优势将减少，发展的活力将下降。要在过去基础上继续保持长时期的较快增长，就应当让自主创新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
（3）自主创新是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必须跨过的门坎。
三、新政可预期前景
正如前节所述，中国新政的实施，实质上是从制度层面构建中国未来发展的框架，进一步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规则。无疑，这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静态的，又有动态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这些影响虽然多种多样，但并非不可捉摸。我们只要根据上述4句话对中国新政有了较好的把握，对一个问题同时从多纬度进行分析，大体就能得出一个结果了。具体而言，笔者将影响大致归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