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不但给中国自身，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信心。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预测不绝如缕。《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是一家颇具影响的周刊，它在新近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在港的中外管理层精英坚信，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杰出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19世纪是中华民族受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复兴的世纪，21世纪将是辉煌的世纪。（注解43：“一份对“中国崛起”的民意测验带来的思考”，《香港远东经济评论》，2006年2月24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华尔特.罗斯托在其新作《世界经济：历史与未来》中对中国是这样描述的：在整体作为现代化的迟到者的亚洲，日本作为第一航班已飞上云霄；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二航班紧随其后；中国则已经登上了21世纪的新航班，她将开辟新的航线，并且一飞冲天。（注解44，转引自钟伟、巴曙松等，“中国如何保持未来20年的繁荣”，《企业外脑网》，2004年7月11日。）许许多多国外专家和学者中肯地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着无可趋避的发展问题，但确实在突飞猛进，前景看好。
一、中国经济增长能持续多久？
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有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问题进行了研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2005年福州参加海峡青年论坛发表演讲时说，未来15到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达到7.5%左右。他是针对海外有专家学者提出，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增长难度非常大，理由是一些支持经济高增长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和衰减，包括体制改革由浅层次向深层次发展、劳动力要素低价优势可能逐渐丧失、面临能源、资源“瓶颈”等。他认同专家学者的观点，但他认为，中国经济仍可延续前期高增长态势。在今后15年包括“十一五”规划中，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虽然有下调趋势，下调1-2个百分点，但仍可保持年均7.5%左右的增速。？陈东琪表示，作出这一判断主要基于4个理由，即：（1）深化改革还会带来很大发展空间，尤其是体制改革、创新；（2）扩大开放大有可为；（3）今后15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将拉动经济增长；（4）中国经济品质将提升，结构进一步改善，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将带来经济高速增长。（注解：《商都信息港》，2005年6月20日。）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认为，未来15年，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有许多有利因素，主要表现为：（1）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都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留下了较大空间。另外，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将有力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2）中国人口数量庞大，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例如，2005年中国新增人口761万人，按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4552元／人计算，仅此一年就可扩大消费需求347亿元；（3）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不可阻挡；（4）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5）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及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新的地区增长点不断形成，将为中国经济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6）具有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基础；（7）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这是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重要保证；（8）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所有制结构在逐步优化，经济内在活力在不断增强，市场作用日益显着，资源的流动更加快捷，体制创新将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9）中国有一个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特别是中国政府在全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逐渐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是确保中国经济航船持续稳健快速前进的重要指导思想。（注解：《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1月18日。）
“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将会以8%至10%的增长速度发展。”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2006年8月23日在上海举行的“领袖的力量”高峰论坛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海闻表示，由于中国未来20年的“三大化”趋势，即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他坚信中国经济将会以8%至10%的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将比日本、亚洲“四小龙”经历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海闻认为，支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4方面原因：（1）中国人口多，同时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远未完成，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还能延续20年。（2）13亿人口构成了一个庞大市场规模，这是别国所不具备的巨大优势。（3）制度潜力，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不可估量。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要完成体制转型，仍有较大发展空间。（4）中国现在面对着高度开放的环境。中国之所以能以现在的9%至10%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出口导向政策是分不开的。（注解：《东方网-劳动报》，2006年8月24日。）
“国际大循环”理论的作者、现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按照目前改革进程，再经过几个5年计划时期的补充和完善，中国到21本世纪初会有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经济体制雏形出现。国际资本由于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处于饱和状态转而投向呈高速经济扩张的中国。因此，若结合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可看到21世纪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景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将再次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大约会给中国带来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将长期维持在10%上下。以此推算，到2010年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将达到38350亿美元，届时中国14亿人口，人均产值为274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产值达到2500美元，是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的重要标志。此时，居民的物质消费可基本满足，需求转向劳务，由此推动服务产业的发展，即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社会”。而农村人口工业化进程更将持续到2020年。（注解59，《中国财经信息网》，2006年9月16日。）
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评价和猜测中，有几份独特的研究报告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1、英国《独立报》在“中国经济增长还能走多远”的文章评论说，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背景材料是高盛公司有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研究报告，答案是，中国的发展速度比高盛公司估计的还快。中国似乎比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发展得还快。事实证明，认为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取得像“亚洲虎”（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等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快速增长的想法是错误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增长能持续多久？高盛公司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增长速度会逐渐减慢。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统计学上的“黄金时期”，其劳动力人口仍在不断增长。由于中国实行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出生率低了，但还没有影响到劳动力人口的增长。但是，在大约10年内，劳动力人口将开始缩小，导致下面这个问题：“中国能在老年化前富裕吗？”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它肯定会变得更加富裕，但是，它达不到发达国家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到下一代人，劳动人口缩小和最终的人口减少将影响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但是，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注解：《金羊网》，2005年12月23日。）
2、马丁·沃尔夫（MartinWolf）在“为什么中国可以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一文中认为，东亚经济赶超最发达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几乎是，这些赶超型经济在他们的人均收入超过了美国人均收入的50％之前是很容易保持高速增长的。如果这个经验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至少还应该再高速增长35年，因为实现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至少要在2040年前后（按购买力平价估计）。（注解：马丁·沃尔夫是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和首席经济评论家。）
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在上海市委党校就“中国按照现在的增长轨道能保持未来30年的高速增长吗？”的问题进行演讲（注解：《文汇报》，2004年10月31日）时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知道：第一，中国在未来30年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而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和劳动力的增长前景有很大的关系。第二，即使中国维持着高储蓄率，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增长速度不下降，则还要取决于我们的生产率是否最终能够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张军分析指出，根据大多数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平均70％以上）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这个结论无疑表明，中国的经济正处在迅速工业化而不是后工业化的阶段上。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增长，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以及东亚经济曾经达到过的高速增长记录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一个人口现象。这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经济增长”意为国民产出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从而表现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第一，增长需要资本的快速积累。而资本的积累来源于国民的储蓄倾向。一个人口结构、从而劳动力集中处于年轻化的经济比一个人口处于老龄化（一般用65岁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重来衡量）的经济有更高的储蓄能力。第二，增长依赖劳动力的持续投入的增长。而劳动力的增长是人口增长、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增长的结果（在经济学上，这可以用可进入劳动阶段的人口比重来衡量，这叫“劳动参与率”）。最后，增长的持续最终还取决于人口接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和人口素质的增长。
众所周知，中国的劳动力储备主要在农村地区。据世界银行估计，1991年中国有超过7亿的劳动力人口，而且还在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25年来，我们有大约有累计1.6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或者种植业中转移了出来，在城市和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虽然农业人口占了中国总人口的70％以上（根据普查，最近降到了62％），但是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显着下降。在每年的国民收入中，农业提供的国民收入在改革初期将近40％，而今天不足15％。这说明，25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了以制造业扩张为特征的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由于拥有持续增长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国民储蓄能力显着改善了。所谓国民的储蓄或者积累是指每年的国民收入中扣除国民消费（包括居民和政府的消费）之后的剩余大小。这是可以再投资于经济发展的剩余收入。今天，中国维持了世界上相当高的国民储蓄率，这显然与我们的劳动力集中地处于比较年轻的阶段有关。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20年前，东亚的新加坡和韩国也曾经达到过这样高的储蓄水平，而今天它们的储蓄率都已经大大下降到了25％左右。在东亚，只有泰国今天的储蓄率与中国大陆大体相当。既然在流行的所谓新古典的增长模型里，资本积累的速度是增长的最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新古典的增长模式是理解和解释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的基本理论框架就不足为怪了。
根据大多数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平均70％以上）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虽然生产的效率在1978年以后有明显的改善趋势，但还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个结论与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为效率的改进所致的核算结果相差甚远，但却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如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模式类似。不管经济学家内部对这样的研究细节有什么样的争论，这个结论无疑表明了，中国的经济正处在迅速工业化而不是后工业化的阶段上。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增长，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以及东亚经济曾经达到过的高速增长记录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