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名禁忌
人的名字只是一种供呼唤和书写用的符号而已，但在古代，某些人的名字不许人们直接呼唤和书写而要用其他方法代替。这是属于对“崇高的”和“神圣的”事物的避讳。
中国最重要、最普遍的忌讳，恐怕无过于避名讳了。陈垣的《史讳举例·序》中说此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纵横的牵涉面之广，以至中国学问中必须有一门“避讳学”来解释研究它。唐宋以来，史学家的论著很多。其中国讳和圣讳，即帝王和孔圣人的名字，东晋时，国家明令规定必须遵避的。在公文、书籍、试卷上犯了讳，就是“不敬罪”，要受到处分和黜落。（《世说新语·任诞》）
避讳，在我国古代则更为广泛、完备和严格。它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国有国讳或公讳，让臣民对帝王绝对尊敬。家有家讳或私讳，让晚辈对长辈表示尊敬。凡遇帝王和孔子的名字时，不能直说直写，这是避国讳。凡遇祖先和长辈（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人的名字，全家共避之，这叫避家讳。
避讳习俗源于西周。《左传》记载鲁桓公给太子取名时，问名于申繻，申繻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说明周人取名已经开始避讳。
另一方面，人死以后，也不能再道其名。《礼记·曲礼上》说，亲人死后要哭丧，以示惜别。“卒哭乃讳”，哭丧之后，死者已被当成鬼了，就不能再称呼他的名字。还说：“二名不偏讳”，即官名和人名中都与皇帝名字相同的字，只避讳一字即可。可见西周、东周避讳制度尚不完备。
到了秦汉时代，避讳制度渐趋完备。由于秦始皇出生于正月，取名嬴政。为了避他的名讳，强制规定把“正”读为“征”。农历正月，在春秋时代的《春王政月》记载，称一月为正月，周朝时期一般在正月处理国家大事，所以正月又叫政月。秦始皇的名字叫嬴政，以后，就改读正月为“征月”或“端月”了。西汉淮南王刘安因其父淮南厉王刘长，名中有“长”，所以在《淮南子》一书中，没有“长”字，用“脩”字代替。司马迁著《史记》忌用“谈”字，也是为了避父名“谈”字讳。
到了唐宋，避讳之禁令逐渐严格了，为“尊祖敬宗”和维护天下的权威，唐代要求对七世以内的已死君主必须避讳。所以唐人因避唐高祖的祖父李虎之讳，把咸语“画虎不成反类狗”改为“画龙不成反类狗”，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改为“不入兽穴，焉得兽子”，简直不知所谓。宋代又规定，七世以上的君主之字，也要避讳。
到了清代，尤其是雍乾之世，讳禁之严，可谓登峰造极。触犯讳禁成为清代文字狱中的重要部分。顺治皇帝本名爱新觉罗·福临，他的后代乾隆皇帝为了避顺治名讳，于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在北京月坛参加祭祀之后，回宫途经西四牌楼处，偶见一户居民门楣上书写“五福临门”四字，心中愤然，第二天便颁诏责问，并把这家门楣上的四字除去。为此还诏示全国，规定以后的民间门额不许再题这四个字，违者治罪，若为官者革职。
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宗法制度崩溃，延续二千多年的避讳制度也随之宣告结束。对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名字的避讳，在唐绍仪一度改“仪”为“怡”之后，就再也没人避讳了。不过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八十三天中，还闹过一个改“元宵”为“汤圆”的笑话。因为“元宵”与“袁消”谐音，他特别忌讳，怕冲了他的皇帝宝座，下令各地禁称“元宵”，一律改为“汤圆”。几天之内，商店招牌全换，当时北京盛传一首民谣：“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买汤圆。”
古代避讳的方法有三种。
一是改字法。对君主和所尊者之名改用其他字代替。这种方法从秦汉始用，历代未废。由于改字，在古书中出现了混乱现象，或改人姓名，或改地名、官名，或改前代年号、书名；或改物品和纪年干支等。而且有的改，有的不改。秦始皇之父名子楚，《史记·秦始皇本纪》仍用“楚”国，而《正义》、《索隐》的注释都说因避庄襄王子楚之名讳改“楚”为“荆”。神话传说中的“嫦娥”，在《淮南子·览冥训》中作“姬娥”，但在南宋淳熙版《文选·月赋》李善注中，“姬娥”又改为“嫦娥”了。这是因为宋人避真宗赵恒名讳。
二是空字法。将应避讳的字空而不写，或写为“某”或“□”或直书讳字。唐人撰的《隋书》改“王世充”为“王□充”，这就不是东汉那个王充了。
三是缺笔法。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或几笔不写。如《红楼梦》第二回说：林黛玉因其母名贾敏，所以“她读书时凡‘敏’字她皆念着‘密’字。写字时遇着‘敏’宇亦减一二笔”。清朝同治、光绪、宣统三帝都讲避讳，都是用缺笔法，因而引起民间有趣的附会。同治名载淳，避讳“淳”字，就将“淳”中的“子”字去掉而补写一个“曰”字，即写成“漓”字。人们便附和说：“淳”去子而无字，所以同治帝无后。载湉，避“湉”字，将“湘”宇的最后一笔去掉，写成“湉”字。人们又附会说：“光绪年间所以发大水，就是因为‘湉’字开了口引起的。”宣统溥儀，讳“儀”字，将“儀”字少写一撇，成为“儀”。又有人附会说：“清室自我而无了。”
对人名禁忌的遗迹到现在还是有的。“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民间对毛泽东的称呼都是毛主席。在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又常委婉地用“老人家”来称毛泽东。在家庭、亲友之间，晚辈对长辈也不直呼其名，而是叫亲属称呼。师生中，学生对老师尊称某先生、某老师。这除了表示尊敬、反映了尊老敬长外，也是服从相沿的习惯，含亲切之意，与避讳已根本不同。
家讳，即不能直称父祖等尊长的名字，虽然同出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礼制，如司马迁父名“谈”，把古人名“谈”者一律改“同”；苏轼祖名“序”，作序改“叙”之类。但避亲讳不见历代律令，顶多只是一种礼法上的惯例。所以诗人李贺，因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争名者毁之，说他不得应试进士，韩愈特作《讳辨》以避之。
不仅在言谈中，而且在函牍中也不能直称别人的父母姓名，必须忌讳；必不得已要提名时，也只能以字、以号代替；连平辈交往，也须称字号而不名。因为规矩，只有尊长才能直呼晚辈的名字。老一辈讲究礼法的人到现在也还有人重视这类称呼上的忌讳。
避讳在中国和外国都有。据美籍奥人罗维的《初民社会》一书中说，在西伯利亚“布利雅特妇女不得直呼翁姑之名”，“吉尔吉斯族妇女不得正视翁及长于夫的亲属，口不得道其名字。倘其名原为常见事物，必须用隐语曲达。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子的丈夫亲属中有羊、狼、河、芦等名字，可是这些普通字眼她都不能说。因此，当她要告诉她的丈夫，在河的对岸的芦苇丛中有狼在窃羊而走的时候，她只能说：‘看呦！在潺潺者的那边的索索者当中，一个嗥号者正在拖走一只咩咩者！’”又如，在澳洲，“美拉尼西亚的班克斯群岛，女婿不得道其岳父母姓名，媳妇不得道翁之名，不但讳全名，而且偏讳，倘若那个字包括在他们的名字之中，从此不得复道，而以隐语代之”。又如，在美洲，克洛人“不得口道岳母之名，也不许道及其中的任何一个字”。“岳父的名字是可以说的，但认为是失敬之事”。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国外二些地方，晚辈的媳或婿必须对姻父母的名字实行避讳，目的是表示晚辈对长辈的尊敬。
我国有的民族，不但自己忌说长辈名字，也不许别人说，鄂伦春族就忌讳别人说自己长辈的名字和死人的名字。布依族老人忌别人直呼其名，别人要借他儿孙的名字来称呼他，如“某他爸”、“某他公”。
还有对乳名（小名）的禁忌。在汉族及一些兄弟民族中，小孩的乳名只许父母及长辈叫，晚辈不许叫。上学或结婚后的男子忌别人再呼其乳名，否则被认为是侮辱人格。在壮族中，有时为这种事甚至刀斧相见。
其实，依现代的观点，用某个名人的名字作路名、单位名，是一种尊崇的意思，如中山路、毛主席纪念堂、鲁迅艺术学校均是。富阳有郁达夫中学，也是纪念乡贤之意。若说酒肆不宜，则北京有老舍茶馆。茶楼酒肆，一向并称，何须忌讳。
现在，对名字的不吉的忌讳，仍然普遍地扎根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由于趋吉避凶，极少有人生了子女肯起个不吉利不光彩的名字。给孩子起名“长寿”的多的是，名叫“短命”的绝无。富、贵、荣、华人人爱用，却都忌讳用穷、贱、丑、败这类坏字眼起名字。但民间也有反其道而用之的，有的人家怕小孩长不大，故意取一些贱名，如阿狗阿猫之类。正如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所说，中国人的迷信，认为“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方放手，安心”。这种反其道而用之的忌讳法也是由来已久的，宋佚名王某《道山清话》载：
一长老在欧阳公（修）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名僧哥者，戏谓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名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
二、年龄禁忌
年龄表示生命的长短，因此计算年龄的数目也就与生命有了瓜葛。有的数目因各种原因，被历史赋予了凶祸的含义，汉族民间在叙说年龄时即避免使用它们，以防危及生命。
山东男人忌说自己41岁，四十一妨妻，要跳过去多说一岁。杨州人做寿，有所谓男不做“三”，女不做“四”之说，指年龄的“三十”和“四十”；一层意思是“三十”和“四十”年岁不大，不应该做寿；另一层意思是“三”和“散”、“四”和“死”谐音，认为不吉利。据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语言》引《闭纪》云：“燕人讳言四十五，人或问之，不曰‘去年四十四岁’，则曰，‘明年四十六岁’，不知何所谓也。”又据《卞梁锁记》载：“汴地民间流传：老包（拯）奉命往陈州放粮，中途遇盗，乔装王八（江湖中下九流妓女的鳖脚），逃出险地，幸免于难。其时正值45岁，民间认定45这一岁，必属厄运，因而忌言45岁，多改称44岁或46岁以避之。”可见忌言四十五岁，实际上是与遇险、当王八等凶祸不吉之事相关的。
忌六十六。民间以为66岁是老年人的一个“坎儿”，俗谚云：“年纪六十六，阎王要吃肉。”东北一带老人66岁生日时，要由后辈给他包66个饺子（一般都尽量做得小些），如果能一次吃完，就预示这个“坎儿”能够平平安安地过去。河南一带，老人66岁生日时，闺女要送一块肉来，大概是为的还上阎王的债。客观上却是解了老人的馋，还了女儿的愿。有的地方，还要把肉切成66块，让老人吃下去，据说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度过这一关了。
岁数又忌言七十三、八十四，据说与孔孟二圣的终年有关。传说孔子（丘）卒年73岁，孟轲卒年84岁，因此人们以为这两个岁数是人生的一大关口，谓之“损头年”。连圣人都难以通过，一般人更不用提，所以都很忌讳。云：“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如能过七十三，便可活到八十四了。现在中原一带仍有以七十二或七十四避七十三者；同样84岁这一关，亦以此法而避之，期望长寿百岁。
岁数还忌称言“百岁”。百岁常常用来指寿限之极，如“百年和好”、“百年之计”、“百年之后”等等都是暗指寿限之极的，所以若要问到某人的岁数时，是忌讳说百岁的。真正是100岁整，也要只说是99岁，否则，不吉。山东泰安一带说100岁是个驴，临清一带说100岁是个老刺猬。
关于岁数的禁忌，各地还有一些特别的说法。浙江湖州凡年老寿终，恰遇81岁，不能说出这一数字。俗曰九九八十一，财数算尽，后代有穷败之意。台湾忌讳岁数逢九，以为9岁、19岁、29……99岁等等为厄关，恐有病灾伤亡祸事发生。这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里，一三五七九为阳，二四六八为阴；九为阳数之极，物极必反，故是代表由盈而亏，由盛转衰的不吉数字。清人董含在《莆乡赘笔》里就说：“古人逢九，云是年必有灾殃。”所以汉族民间忌讳岁数逢九。
三、语言禁忌
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人们利用它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达到彼此之间的了解。但语言并不简单的只是一个工具，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汉族民间，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便刻意追求有关死亡及一切不幸之事的语言表现形式，于是汉语里便出现形形色色表示祸害的词汇。这便是所谓的语言禁忌。
语言禁忌，是很富有地方方言或社会方言特色的语言风俗现象。禁忌的原则，大体是出于吉凶、礼教、功利、荣辱等诸种考虑，其具体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不能说出表达凶祸的词语。禁忌语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迷信思想，人们往往认为，说出某个不吉、不祥的字眼，不吉不祥就会降临。于是，碰见了不吉利的词儿，怕把不吉利也沾上了，便改用另一词语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