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是可以在思维能力极低的情况下产生的。原始人在某些强大、凶猛的具体自然物面前是能够产生恐怖感觉和逃避行为的。这种恐怖和逃避是原始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差不多。但人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人对凶猛自然物如毒蛇猛兽的恐怖感觉能产生记忆，多次的记忆印象又形成观念：某种动物是可怕的。例如，原始人对虎的恐惧，要逃避虎的观念，就是对虎的禁忌的萌芽。但这仅仅是萌芽，因为真正的禁忌，是人对想象的危险事物的逃避。而这种对具体的真实的虎的恐惧，还没有比拟到抽象的看不见的灾祸上。当时人的智力还处在对自然界具体可见事物的感知上，还没有概括和抽象的能力。
由于当时人们的能力有限，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除了尽力征服自然之外，主要是以适应、服从自然力的方式求得自身生存，因此在不可战胜的险恶可怕的自然力面前，只能采取躲避方法。
由于鬼魂反映的是对生命的存在与消亡不能解释的谜团，它的出现本身就具有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权威。这种权威时常通过人的生老病死及吉凶福祸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产生畏惧，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禁忌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取悦于鬼魂，惟恐由于行为不慎而遭到鬼魂的报复。
神灵，管辖着自然；鬼魂，支配着自身。在以后的演化中，二者又逐渐融为一体：鬼神。它们一旦得到原始氏族成员的普遍认同和共识，便成为禁忌所依赖的最主要的超自然力和思想基础，极大地丰富了禁忌的内容。从此，禁忌凭借鬼神的权威得以执行，保证了禁忌的贯彻和传播。
鬼神的权威不但推动了禁忌的发展，同时也使禁忌的权威得以加强，并成为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特别是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时代，先民在氏族群体生活中所奉行的统一行为原则，不允许他们之中的任何个人违反禁忌而给氏族或部落带来鬼神的报复。这种情况加强了禁忌的约束力，使禁忌中的约束力除了具备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之外，还注入了人群组织的集体力量。
几千年来，我国不仅文盲人口占大多数，而且封建文化又制约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尤其是底层的劳动者，很难深入把握和正确分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的复杂的科学道理，仍然以为是超自然的神鬼力量控制着自然和人间的事情。直到1949年建国时，不少人家屋内正面墙上神龛里，还都贴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供着观音、财神偶像和祖宗牌位，还有门神、灶神和土地神。每逢年节，都要以猪头祭祖祀神，烧香磕头。人死后又有许多丧葬迷信仪式。这是自古传下来的迷信习俗。由于这样浓厚的迷信鬼神的习俗残留人间，那些因敬畏鬼神、祖宗而产生的迷信禁忌，当然就顺理成章地传承下来，或者说能借助某一新形态而把旧意识传承下来。
不仅如此，科学的发达，有时反而使人更没有安全感。枪、炮、坦克、核武器及化学武器等等，都是用来杀人的，甚至于高楼、铁轨、奔驰的汽车及噪音，都可成为自杀或杀人的场合和工具。死亡的样式在不断更新、“进步”，疾病的种类也在不断地增多。这种现实生活的景况使得在恐惧心理作用下产生的禁忌得以传承。
近年来，汽车司机中曾盛极一时的驾驶室中挂毛主席像章（也有周总理的），以求保“好人一生平安”；农村盖新房在地基的四角安放毛主席像以镇邪求吉；湘东茶陵旧城大街，民家中堂神龛上，除不少仍敬“天地国（君）亲师”外，也有代之以毛主席标准像的，而两旁昔日常可见的竖写对联：“愿国四时调玉烛，祈家千载绍书香”或“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长明万载灯？则改成了“我敬神诚心诚意，神佑我大吉大利”；“湘西沪溪县浦市镇，由‘文革’时期管下乡知青工作的女党支书主持修建的小小简陋庙中，神台上敬有六个高约1．2米的大神像，其间赫然人目的，还有高约20厘米的半身瓷制毛主席坐像，新老神一起受到祭拜。泸沽湖畔，不少摩梭人家火塘前的神龛上，毛主席与古老火神共享香火。赣闽边界、陕北横山等地，还可见到新盖起的三贤庙、三老殿，供的是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尽管信奉的对象在不断翻新，但信仰的性质并没有变化。由于这种浓厚的迷信神灵的习俗残留人间，那些因敬畏神灵、祖灵和鬼灵而产生的迷信禁忌，当然就顺理成章地延续下来了。
具体说，禁忌的传播一方面借助了鬼神及祖灵的权威，另一方面又有赖于祭祀鬼神和祖灵的活动。
（三）禁忌传承的从众效应
在古代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中国民俗文化，是以农业经济为本的文化。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是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种稻米谷物。这种获食模式需要全家人共同劳动、密切协作，由此形成了强烈的家族意识。家族意识落实的过程是个人对于社群的不可分离，对于传统的盲目崇信和跟随。
千百年来禁忌习俗能够传承下来，从众效应功不可没。岁数大的人，从小对禁忌民俗耳濡目染，多年遵循，已成习惯。也有人对禁忌民俗虽不知何意，但见旁人都这样，也就宁可相信或盲目仿效，而决不去明确地反对禁忌。科学知识水平高的人和年轻人，自己并不相信禁忌，但迫于老人、亲友和社会众人的习惯势力，为了图个大家心情愉快，心理平衡，也往往迁就老人和亲友，随大流，跟着走。不少虔诚信奉禁忌的人都不知道他所信守的禁忌是什么意思，更找不到禁忌所表达的确切含义，只是觉得有趣儿，觉得它是祖宗代代流传下来的，别人都这样，所以，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并且很负责地将它转交给下一代。
以春节忌俗为例：达斡尔族在除夕那天，天黑前必须把门窗糊好。这天不许从门外向里叫人；不许照镜子，否则群魔缠身，被魔鬼摄去心神。大年初一自动起床，忌被人叫醒，否则来年要懒惰一年。京族忌逢初一别人进门借火、借盐腌鱼，否则家里“水头”（钱财）会给别人借去。毛南族正月初一不能生火吹风，不能白天睡觉。初一、二不吃青菜。壮族在正月初一不杀牲，不吃粑粑，犯忌来年要塌田；忌吃青菜，否则来年田里长草；忌拿火出门，否则来年旱灾；做饭时忌吹火，否则来年有火灾。仡佬族在过年时，忌扫地、挑水、烹饪生食，忌骑马、犁田。忌男用田锄、女用针。门巴族过年那天忌外出劳动，否则来年庄稼不长。同时忌向地上泼水，否则来年一出门就下雨。羌族在大年初一忌大声叫骂；并把火钳、绳子、菜刀藏起来，因为这些东西象征不吉利。彝族大年初一不许串门、拜年，否则凶神恶鬼会到处乱窜，惹祸招灾。同时忌家禽家畜闯入别人家。傈僳族过年时忌洗锅盖和菜板，否则刮洗走福气，次年粮食没有收成。这些禁忌或多或少对生活有妨碍，然而为了不破坏节日的欢乐气氛，人们不得不“随大流”，按传统的方式行事。类似情况在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等许多场面都有表现。在婚礼中，若有人不遵守、依从老人和亲友所信的禁忌，也会破坏婚礼的喜庆气氛。在丧礼中，亲属处于悲痛的心境中，如果有人违犯他们信奉的禁忌，可能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怖或愤怒情绪，乃至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现实生活中这种使人们的行为变得谨慎起来的场合不断出现，多次的盲目从众，或被迫从众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疾病、死亡、水灾、旱灾、火灾、地震、山崩、滑坡、泥石流、陨石雨等自然灾害，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出现的意外事故，离婚、失物、被盗、凶杀、战争等人为事件，这些天灾人祸，人们还难以避免，不知何时就会降临到人们身上。因此人们的恐惧心理就难以消除。禁忌观念中想象的灾祸在实际中有可能真正惩罚人们。这就是禁忌民俗有了传承的客观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