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勖（？—289年），字公曾，三国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他出身于世宦之家，起初在曹魏做官，后来依附司马氏。西晋开国后，官拜中书监、加侍中。此人擅长见风使舵，顺水推舟。当时，贾充以开国元勋而贵幸一时，荀勖极力投靠他。贾充为人“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而荀勖也擅长于“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颜忤争”。二人臭味相投，于是便狼狈为奸，结为死党，这就自然引起了朝中刚直守正人士的不满。秦始七年（271年）七月，侍中任恺等人劝晋武帝下诏，令贾充以车骑将军兼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出镇关中，实际上想把贾充排挤在外，削弱其权势，贾充不肯离开京师，荀勖也生怕贾充一走，自己在朝中无靠山，所以，便积极为贾充出谋划策。当时，晋武帝正在为太子司马衷议婚，荀勖便建议贾充去游说后宫，他自告奋勇去劝说晋武帝，双管齐下，力争让贾充之女成为太子之妻，借以使贾充留住京城。荀勖找到他的同党、武帝的宠臣冯瑾说：“贾公远放，吾等失势”，约冯瑾一道去劝武帝纳贾充之女为太子妃。武帝原先看中了大臣卫瑾之女，认为贾充之女“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无意聘纳。但武帝自知太子是个白痴，一直担心他百年之后有人夺取皇位。荀勖对武帝的这块心病了如指掌，所以，此番前去游说，一上来就“对症下药”，一面不顾事实地盛赞贾充之女“才色绝世”，一面又别有深意地说，如果太子娶贾充之女为妻，她“必能辅佐君子，有《关睢》后妃之德”。遂以卫护太子、稳固晋室统治这不可抵御的诱惑，来打动武帝，终于使武帝改变了初衷，贾南风很快就被聘为太子妃。于是，贾充自然不复西行，荀勖的奸计得逞了。
荀勖荐立贾充之女为太子妃，与贾氏的关系更为密切，可谓一荣俱荣。他为了维护自己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不惜拿国家的长治久安来做赌注，不惜牺牲国家利益。秦始八年（272年），贾南风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妃。这个生性“酷虐”的恶女人，入宫不久，就“尝手杀数人”，在东宫作恶多端。晋武帝听说后，大为震怒，打算将她废黜。贾充的亲信赵粲说：“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长自当差，愿陛下察之。”“荀勖深救之，贾南风故得不废”。荀勖明知司马衷愚劣不堪当国，但出于私心，他却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地去保护这个傻子。当时，朝野上下多数人认为，晋武帝应当立齐王司马攸为太子，而荀勖却大唱反调，这除了维护贾南风的地位之外，还因为他与齐王攸不和。光是自己反对还不够，他还唆使冯瑾在武帝面前挑拨离间，诬陷齐王攸，诱使武帝将齐王攸赶出京城，撵回封国。齐王攸很快就气病而死，荀勖除去了一块心头大患。
武帝虽然很爱护司马衷这个亲生儿子，但也“常疑太子不慧”，对他能否担负起理国治民之任并不放心。有一次，武帝派荀勖与和峤一道去察看太子状况，回来汇报时，和峤据实直言：“皇太子圣质如初”。而荀勖则当面欺诈，盛赞太子“德更进茂，不同于故”，比之往日，判若两人。由于荀勖等人如此不择手段地支持司马衷，终于保住了太子之位，最终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贾皇后干政的情形。
自私的荀勖为了自己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拿全天下百姓的安危当儿戏。扶邪不扶正，与贾充、贾南风等奸佞之辈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实有倾国害时之罪。
3．蔡京乱政
谁都知道蔡京不是什么好鸟，但想想他的主子宋徽宗皇帝，只顾快活日子，游戏于声色犬马之中，他那种只顾艺术生活，不顾天下人民死活的皇帝又能好到哪儿去呢？这样算来，最奸最误国的人竟是皇帝老儿。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北宋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他在宋徽宗统治期间，曾经四次为相，窃弄国柄长达二十年之久，以其天资凶谲，干尽了倾国乱政的坏事，被时人斥为六贼之首。怂恿、鼓励宋徽宗纵欲享乐并千方百计地聚敛财物供其挥霍，即是蔡京所犯罪行之一。
宋徽宗胸无大志，目光短浅。自从即位之日起，他就渴望着当一个穷奢极欲的快活天子，而从未想过勤勉为政。然而在起初，他还有点顾忌朝野舆论的反对，不敢胡作非为，还不得不假惺惺地装出一副去奢行俭的模样以收揽人心。蔡京入朝为相之后，凭投其所好，鼓励、怂恿宋徽宗率性而为，随意去寻欢作乐，去奢侈享受。
有一次，宋徽宗准备大宴群臣，为了显示所谓天子气派，打算在宴席上全部使用玉石杯盏。但又担心人们批评他太奢侈，于是便把蔡京找来商议。蔡京深知徽宗的用心，就故意用引而不发的方式，先和徽宗谈起了他早年出使契丹时候的见闻。蔡京说：“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无此。”蔡京的用意，是想以此激发宋徽宗争强好胜的虚荣心，然后他才明确表态说，他认为用玉器侍宴是“于礼无嫌”、合乎古制的，劝宋徽宗但用无疑。谁知徽宗听了还是有点犹豫，并对蔡京说：“先帝作一小台，才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复兴，久当莫辨。”言语当中流露出几分胆怯。蔡京见此，便极力为宋徽宗打气说：“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宋徽宗听了这话，便理直气壮地把玉质杯盏摆到了宴席之上。
为了让宋徽宗踏踏实实、心安理得地挥霍浪费，蔡京还极力粉饰太平，经常对徽宗说什么“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最为可耻又可恶的是，他居然还利用宋徽宗崇信道教的心理，随意篡改、曲解《易经》的经义，提出了“丰亨豫大”之说来进一步诱导宋徽宗胡作非为。
《易经》中有“丰”、“豫”两卦。丰卦之象为上震下离，卦名之义为大屋。卦辞说：“丰、亨，王假之”；彖辞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豫卦之象为上震下坤，卦名义为安和悦乐。彖辞曰：“豫以顺动。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通常对此二卦的解释说，王者在最盛之时，应当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忧此虑彼，应当如日行中天般的普照天下，这是天理。只有依顺天理而动，才会有安逸、快乐。因此蔡京据此鼓动宋徽宗设法把朝廷、宫室以及其他场面都搞得雄伟高大、富丽堂皇，这才是明主之德，这才能体现出大宋王朝的昌盛。经他这么一说，奢侈铺张非但不是什么恶行，反而倒成了顺天心合天理的善举。宋徽宗对他这番话是一听就信，大有久旱逢甘霖之感。于是，宋徽宗就肆无忌惮地开始制礼作乐，大兴土木，唯恐委屈了自己，辜负了时光。不仅铸九鼎、建明堂，而且扩宫院、修方泽、立道观，极尽奢靡，很快就耗资巨万，造成了中央财政紧缺的局面。而蔡京为了弥补亏空，便又假托“绍述”之名，借口继承宋神宗的新法，极力榨取民脂民膏以供宋徽宗挥霍。
根据史书记载，蔡京执政期间，曾经复行方田法、榷茶法、免役法；又曾推行增价折纳之法、和籴之法；还曾屡改盐法，变钞法，铸大钱，等等，他的目的，就是要搜刮财货以结主子欢心。经过他花样翻新的盘剥，民众的负担大大增加了，例如，江西虔州（今赣州市）地方的田税有的由原来的“十有三钱而增到二贯二百”、有的由“二十七钱增至一贯四百五十”。巩州的役钱则从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每岁四百缗猛增到政和元年（1111年）的近三万缗；在蔡京新法的盘剥之下，民众愈发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这就是蔡京倡言丰亨豫大给人民带来的“好处”。
上有所好，下必行之，身为皇帝，一点点的小爱好都有可能成为心怀叵测之人攻击的弱点，何况象徽宗这样奢侈的人呢？蔡京从一市井无赖之徒直升到朝廷要职和拍马逢迎的关系密不可分，然而他的手段对于一个能够分别忠奸，有所作为的皇帝来说也会产生如此效果吗？
4．小人道长
《梁书·武帝本纪》对梁武帝晚年的腐败政局曾有如下评论：
梁武帝“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
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塘（今浙江绍兴）人。他自二十一岁入仕起，“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薄”，身死之后还被破例追赠为尚书右仆射，以宰相之名入葬。这份荣耀，堪称南朝以来出身素族的大臣所少有；他还以中书通事舍人之职而“居权要三十余年”，特别是在524年以后，朱异更是权倾朝野，“掌机密，其军旅谋谟，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典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情断，填委于前”。这种情况，也实为南朝以来历代大臣所仅见。
据《梁书·朱异传》载，朱异曾从名师“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奕书算，皆其所长”。在梁武帝信用的大臣当中，朱异是以“文华敏洽”、擅长吏事，“甚娴军国故实”而著名的。他在代替梁武帝草拟诏诰或批答章奏时，经常是“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毓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这种博学多才的素质和办事干练快捷的作风，使他成为梁武帝最得力的助手。《南史·朱异传》说他的“在内省十余年未尝被谴”，正是他深为梁武帝宠信的一个证明。
然而，如此心智不凡，才华横溢的朱异却有一个致命的恶习，这就是“善窥人主曲意，能阿谀以承上旨”。有一件小事情，很能说明他的这个特点。
大同六年（540年）时，朱异已经贵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政务，可说是“日理万机”。然而有一天朱异却郑重其事地向武帝请求，要在仪贤堂内设学，主讲《老子义》。梁武帝欣然同意。朱异开讲之日，“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此事过后不久，朱异又在建康城西的士林馆内宣讲起《礼记·中庸义》。朱异何以在百忙之中又如此热衷于讲学授徒之事？原因在于，他所宣讲的这两篇著作，全都是出自梁武帝之手！讲授当朝天子的著作，既可借歌颂梁武帝的精思睿智之机大献其媚，又可顺便抬高自己的身价，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当然要不辞辛劳地抢着干了。
正是因为朱异其人的人格卑下，所以当时他虽然位高权重，可是却“不为物议所归”，名声很臭，为正直人士所鄙视。有一次，一个名叫傅歧的大臣当面提醒朱异说：“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顷者外闻殊有异论”。傅歧本想利用朝野舆论来向朱异施加压力，谁知朱异却反唇相讥道：“政言我不能谏争耳。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傅歧对此十分气愤，斥责朱异是“恃谄以求容，肆辨以拒谏，闻难而不惧，知恶而不改”。
朱异以所谓“天子圣明”来为自己辩护，这纯属自欺欺人。根据《魏书·岛夷萧衍传》的记载，梁武帝一贯“好人佞己”，喜谀恶谏，而且是“末年尤甚”。朱异之所以在梁武帝面前“不能谏争”，“每事从旨”，原因就在这里。
朱异对梁武帝一味阿谀逢迎，“恃谄以求容”，的确曾经给他个人带来了富贵荣华，但最终却是因此而酿成了一场祸害国家与民众的大灾难。
太清元年（547年）二月，在北朝政治争夺中失势的侯景为保全自己而向梁武帝请降。梁武帝一心打算接纳他，但朝中许多大臣却纷起反对。认为侯景为人狡猾多计，反复无常，难以驾驭，不可引狼入室。于是，事情一时就被搁置起来。一天夜里，梁武帝来到武德阁，想起群臣谏阻接纳侯景之事，不禁气上心头，自言自语道：“我家国犹若金瓯，无一伤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非可悔也”。这时，一直悄悄跟在他身后的朱异应声说道：“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慕仰？为无机会，未达其心”，先把梁武帝吹捧了一通。然后，他又把侯景来降说成是“天诱其衷、人奖其计”的可嘉可贺之事，认为“今若不容，恐绝后来之望”，极力鼓动梁武帝接纳侯景。朱异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与侯景有私情旧谊，也不是因为他真心以为侯景来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而是因为他知道梁武帝的一个“秘密”：就在这一年的正月乙卯日，梁武帝曾经“梦中原牧守皆以其地来降，举朝称庆”。第二天早上，梁武帝见到朱异，便把此梦讲给他听，而且还特意强调说：“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实”。朱异当时就奉承说：“此乃宇宙混壹之兆也。”没过多久，侯景派出的使者就来到了建康，而且还说侯景就是在正月乙卯这一天定下的降梁之计。这种偶然的巧合，使得昏愦的梁武帝兴奋不已，以为这是天意所在。他的心思早被朱异揣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朱异才会极力主张接纳侯景。梁武帝听了朱异的一番话，“乃定议纳景”，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侯景降梁不久，便开始与梁朝君臣发生矛盾，到了第二年的八月，他又与梁宗室萧正德内外勾结，发动了一场武装叛乱，史称“侯景之乱”，从而将梁朝引向覆灭，梁武帝和朱异都死于叛乱。梁武帝养虎得噬，咎由自取”；而朱异逢君之恶，也可以说是罪有应得。
做人如此有原则，做到朱异这份上，也真够可以的了。还坚持己见，死不悔改，把讨好上司作为人生的首要大事。本身才华不加以利用，走另外一条为君子所鄙视的道路，朱异算不上什么奸臣，却做尽了奸臣能做的事，确实可悲至极。
5．桑维翰的媚事嘴脸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6），石敬瑭在晋阳发兵叛乱，演出了一幕投降契丹、甘为儿皇帝的丑剧，桑维翰则是这幕丑剧的策划人、导演和主要演员之一。
桑维翰（898—946），字国侨，洛阳（今洛阳市）人。他形态丑陋，“身短面广”，自称有“一尺之面”。许多人乍一看到他那张大驴脸，都会忍不住发笑，但桑维翰却从来不因此而自卑。相反，他还自以为相非常人，“慨然有公辅之望”。为了实现他的愿望，在进士及第之后，他不去谋求文职，而是投笔从戎，投奔到石敬瑭的麾下，当了一名幕僚。二人臭味相投，相处甚洽。十几年间，桑维翰跟着石敬瑭东征西战，成为石敬瑭须臾不可或缺的亲信和谋主。
然而，桑维翰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幕僚，他期盼的是石敬瑭能篡位称帝，自己也能成为新朝的佐命功臣，致位将相。所以，从石敬瑭和后唐朝廷关系恶化之时起，桑维翰就积极协助石敬瑭扩充实力，准备叛乱。但在叛乱发生的最后关头，石敬瑭突然又疑惧不决。桑维翰则极力为他鼓劲儿，对石敬瑭说：过去契丹人曾与明宗（石敬瑭岳父）约为兄弟，现在他们就在离晋阳不远的云、应二州之地活动，“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石敬瑭解除了后顾之忧，随即举兵叛乱。
石敬瑭起事之后，后唐朝廷派五万大军攻打晋阳。石敬瑭战不能胜，处境艰难，此时又是桑维翰再倡降附契丹之议，并亲自起草了给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请降求援信，以丧权辱国的代价，迎来了契丹的虎狼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