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是东汉后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著述共十卷三十六篇，分别为《赞学》、《务本》、《论荣》、《贤难》、《明暗》、《考绩》、《思贤》、《本政》、《潜叹》等，约六万余言，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法制、道德、历史、文学等。王符的思想中包含着一些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主要有人才的重要性、人员甄选、人员培训、人员考核、人员赏罚激励等内容。清代的汪继培评价说：“王氏精习经术，而达于当世之务。其言用人行政诸大端，皆按切时势，令今可行，不为卓绝诡激之论。”本章试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对王符的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作一初步探索。
一、人才的重要性
王符生活的年代是东汉中后期，政局不稳，政治腐败，危机四起。王符列数当时社会上的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情景，认为皆是衰世之务，他认为社会祸乱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昏暗不明，把治理乱世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明君和贤臣身上，企望贤才治国。王符认为只有招贤纳才，礼贤下士，才有可能使政治清明，才能挽救当时的危亡之险，救民于水火之中。
针对当时社会弊端，王符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才观。他说：“尊贤任能，信忠纳谏，所以为安也。”他认为如果统治者重才任贤，国家就强盛，反之国家就衰亡。他还指出：“凡有国之君，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意思是指，没有一个统治者不想管理好国家，但很多人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没有用好人才。
为了说明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作了生动形象的比喻。在《思贤》篇中说：
夫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治病当得真人参，反得支罗服；当得麦门冬，反得丞积麦。己而不识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剧，不自知为人所欺也。乃反谓方不诚而药皆无益于疗病，因弃合药而弗敢饮，而便巫觋者，虽死可也。人君求贤，下应以鄙，与直不以枉。己不引真，受猥官之，国以侵乱，不自知为下所欺也。乃反谓经不信而贤皆无益于救乱，因废其贤不复求进，更任俗吏，虽灭亡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罗服、丞积麦合药，病日重而遂死也。
王符把贤人比做人参，把庸才比做萝卜根，他认为人才对于国家，就像药物对于病人一样重要，没有良药就医不好病，没有贤人就治理不好国家。所以，会养生的人未病服药，防患于未然，而善于治理国家的明君重视任用贤人，治乱于未发。
王符还从反面指出用人不当所产生的弊端：“苟非其人，然规不圆而矩不方，绳不直而毕不平，钻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驱马不可以追速，进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张道，有形见物，苟非其人，犹尚无功，则又况乎怀道术以抚民氓，乘六龙有一以御天心者哉？”如果用非其人，就会使圆规画不出圆，曲尺量不出方，标绳拉不直，水准放不平，钻木取不出火，矿石炼不出铜，骑马跑不快，驾船渡不了河，这八样事情是非常容易掌握的，但是如果用的人不合适，尚且不能做好，更何况是掌握治理天下的道术来安抚民众，统摄阴阳以顺天意呢？
二、人员甄选的心理思想
王符生活在东汉中后期，当时盛行举荐制，他提出德才兼备的人员甄选心理思想与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关系密切。
首先，王符剖析了当时的甄选制度，强调了选人的重要性。东汉中后期，氏族地主把持朝政，控制征辟、察举、袭爵、任子等途径，巩固和扩大私人利益。到东汉后期，世族世官已经很普遍，按族姓阀阅取士逐渐形成一种恶劣的社会风气。察举就变成一种拉关系、走后门，纯属氏族大家分官许愿，爬上上层社会的一种阶梯。因此，所举之人大多为不学无术、碌碌无为、趋炎附势、拍马溜须之辈，而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却凤毛麟角。他认为：“夫天者国之基也，君者民之统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将致太平者，必先调阴阳，调阴阳者，必先顺天心；顺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审择其人。是故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圣人知之，故以为黜涉之首。书曰‘尔安百姓，何择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发颂声也。”王符认为，要想达到太平，一定要审慎地选择管理人才，国家存亡的根本、治乱的关键在于人员的甄选。
其次，王符认为应该以德与才为标准来甄选人才，而不是以出身与门第来甄选人才。他指出，历代帝王凡是善于用人因而“化可美而功成”者，都无例外地在选拔人员时注重的是德与才而不是其身世门第。他还举出西汉的一些历史事实来批驳“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荒谬性。他在《论荣》中指出：“陈平、韩信，楚俘也，而高主以为藩辅，实平四海，安汉室；卫青、霍去病，平阳之私人也，而武帝以为司马，实攘北，郡河西。”假如只论族姓、身世，这些人才就会埋没，就不可能创立天下，开拓边界，建功立业。在《本政》篇中他强调“高祖之所以共取天下者，缯肆狗屠也；骊山之徒，苣野之盗，皆为名将。由此观之，苟得其人，不患贫贱；苟得其才，不嫌名迹”。所以，用人时不怕他是外人，只怕他不忠诚；不怕他不是功臣之后，只怕他不是贤能的人。
再次，王符提出“物有所宜，不废其材”的人员甄选观点。在《实贡》篇中他说道：
且攻玉以石，治金以盐，涤锦以鱼，洗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贱治贵，以丑治好者。智者弃其所短而采其所长，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犹是也。物有所宜，不废其材，况于人乎？
他认为每个人的性格、能力、经历、特长等都是有区别的，每个人都会有适合自己的工作，所以应该根据各个职位的不同要求来甄选合适的人。
最后，王符谈到了甄选的方法，列举了哪些人在人员甄选时应该被淘汰和排除。在《考绩》中他写道：
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婪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阿谀应直言，以轻薄应醇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器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胆怯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
王符认为在人员甄选时应该剔除下面十一种被选者：顽鲁者、桀逆者、贪婪者、狡猾者、阿谀者、轻薄者、空虚者、器暗者、残酷者、胆怯者、愚顽者。这些人的品德与才能不符合他们想得到的官职的要求，即使有钱有势，也不能让他们获取官位而祸国殃民。
三、人员培训的心理思想
王符对人员的培训非常重视，《潜夫论》的第一卷第一篇《赞学》就清晰地阐述了他的人员培训心理思想。
首先，王符强调了培训的重要性。他指出：
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才，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颛顼师老彭，帝喾师祝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
这是说，正如工匠要想做好活计，就要先磨利工具一样，人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先通过培训和学习来增加他的学识。
其次，王符认为培训要有正确的动机。他针对当时“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豪族世家，朋比为奸，虚造空美”以及风靡一时的“学也禄在其中”，“蓄积富贵”的错误思想，提出了学习的目的不是追名逐利，专为自己，不为国家；更不是为了“嘉馔，美服，淫乐，声色”，满足其豪华奢侈、行尸走肉的生活；而是为了“昭其重，致其道，行其德，宣其义”，发展农业，巩固边防，富国强民。只有这种高尚的学习动机，才能产生真正的学习动力。
再次，王符认为培训的方法主要是“学问圣典，心思道术”，强调通过学习经典来正心术。他主张“索道于当世者，必学经典”，认为学典可以得道。这种“典”传授的是革除现实生活中的陈风旧俗，为人民造福的圣贤之“道”，用圣贤之道培养的人可以明察秋毫，高瞻远瞩。
最后，王符还认为培训时要培养人的顽强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他用山木成材、蚕丝成锦的道理来作比喻：木要成材，必须经过“巧锤加绳墨而制之以斤斧”；丝要成锦，必须经过“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机杼”。所以，他指出“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
四、人员考绩的心理思想
东汉后期，原有的一套考绩制度逐渐名存实亡，“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让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侍中，博士，议官，或处位历年，终无进贤嫉恶，拾遗补缺之语，而贬废黜之忧”。为此，王符提出“有号者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的观点，认为“毁誉必参于效验”，要求根据官吏从政的实际情况赏罚升降，健全官吏的考绩制度。
首先，王符阐明了考绩的重要性：“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真贤不得见障蔽，而佞巧不得窜其奸。”也就是说：君主治理天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贤人，了解贤人最重要的是考察政务。如果对官员的考察能切实进行，治乱之迹就会明白表露；如果好坏分明，忠直贤能的人就不会受到雍蔽，奸佞巧慧的人也就不能从中舞弊了。《左传》说：“善恶不分，谈何奖惩？”因此，官吏的考绩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基本前提，要想治理好国家而不考绩，就像“舍规矩求方圆，无舟楫渡大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王符论述了考绩的基本方法，主张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来考察人。他在《考绩》篇说：
夫剑不试则利钝暗，弓不试则劲挠诬，鹰不试则巧拙惑，马不试则良驽疑。此四者有相纷也，由不考试故得然也。今群臣之不试也，其祸非直于诬、暗、疑、惑而已，又必致于怠慢之节焉。设如家人有五子十孙，父母不察精惰，则勤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业破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门之计，犹有若此，则又况乎群臣统猥治公事者哉？传曰：善恶无彰，何以沮劝？是故大人不考功，则子孙惰而家破穷；官长不考功，则吏怠慢而奸诌猾与；帝王不考功，则直贤抑而佞伪盛。故书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尽所以昭贤愚而劝能否也。
宝剑不试用，锋利还是驽钝就暧昧不清；弓不试用，强劲还是松软就会混杂；鹰不试飞，敏捷还是笨拙就会惑乱；马不试跑，精良还是疲驽就会疑惑。这四种品质纷然相混，是不加考证造成的。然而现在对群臣不加考察，则弊病远非暧昧、混杂、惑乱、疑惑可比，一定会导致懒怠松懈的后果。比如，一个家庭中有五个儿子、十个孙子，父母不了解他们精勤还是懦懒的性情，就会使勤快的人松懈，懒惰的人顺其恶习，这是耗费财产败坏家业的做法。在一家的父子兄弟之中，况且如此，又何况群臣百官在一起共同管理国家的事业呢？
再次，王符认为考绩时的重要指标是官员在相应职位上的业绩，要把职位与责任挂钩，主张以位设职，以职定人。在《考绩》中他给各官进行了分工：
守、相、令、长，效在治民；州牧、刺史，在宪聪明；九卿分职，以佐三公；三公总统，典和阴阳……侍中、大夫、博士、议郎，以言语为职，谏诤为官。
王符认为这些官员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就是效实，就是考绩合格，如果在位不为事，就是名实不相副、素餐尸位，就是考绩不合格。
最后，王符认为可以通过根据官员的考绩情况来查处和罢免下面五种人，巩固考绩的成果：一是“将相权臣，必以亲家”，通过裙带关系窃取官位只会虚食重禄、骄奢的人。二是“爱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才授其官”，不好德好才而好色的人。三是“今得位之徒，浪迹亢龙之势以陵贤；使志义之士，匍匐曲躬以侍己，毁颜阿谀以求亲”，肆意糟蹋侮辱人才来保全自己的职位和打击压制比自己强的后起之秀的人。四是“贫贱之时，虽有鉴明之资，仁义之志，然一旦富贵，则背亲损旧，丧其本心”，容易忘本、贪图富贵、在危急之时易叛变、难担大任的人。五是“阿贵以比党，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口与心违”，品质恶劣、口蜜腹剑、拉党结派的人。
五、人员赏罚激励的心理思想
激励是研究个体行为、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作为激励主要内容的奖励和惩罚是人力资源管理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东汉后期，这一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遗弃。王符非常重视建立正规的赏罚制度，他认为“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把赏罚同法令相提并论，并指出“人君身修正而赏罚明，则能国治而民安”。
王符认为赏罚时应该注意三个原则：一是“明”，要求赏罚要符合实际，实事求是，该赏则赏，该罚则罚，一视同仁，不徇私情，“赏罚之实，不以虚名”，“苟善所在，不讥贫贱；苟恶所错，不讥富贵”，要做到“平赏罚而无阿私”。二是“严”，也就是说赏要隆，罚要重，不能不痛不痒，不轻不重，引不起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只有通过隆赏重罚，才能“使善人劝其德，邪人痛其祸”，以矫当时的“积怠之俗”。三是“信”，要求统治者树立“明赏必罚之信”，做出的承诺要兑现，说到做到，取信于民，得到人们的信任与支持，不能“言赏而不与，言罚而不行”，做到明赏必罚，就能使“群臣畏劝，竞思其职”。
综上所述，王符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的立足点是重视人才，他的人员甄选、人员培训、人员考核、人员赏罚激励的一些思想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加上王符一生未仕，缺乏人力资源管理的实际经验，所以他的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应该批判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