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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容斋随笔》的管理心理思想

《容斋随笔》是中国宋朝时期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洪迈(公元1123~1202年)汇集他四十余年潜心读书治史心得凝聚而成的笔记体著作总集,包括《随笔》、《续笔》等五部分。其所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和社会等方面,对宋代以前王朝废兴、人物轶事、制度沿革等考订确切,尽管通篇无一以贯之的论点,但那些轻松有趣、可读性强、寓治国安邦思想的社会伦理小故事作为“道”之载体,阐幽发微,见人之所未见,让人把玩不已,其所载之“道”作为一种平和的软性介质,已渗透至历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给人以历史知识感知,影响着人们对社会、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管理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对人们为人处世和积学增能不无裨益。因此,它是一个容量很大的“思想库”。作者执著地探寻、研究“为天下国家之要道”,内中蕴涵丰富的管理心理思想,本章就此做初步的整理。

一、人力管理心理思想

《容斋随笔》阐述了人才的观念、作用、甄选、任用、环境等问题,认为要充分重视人才的作用,并引用了《左传》“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认为“古之为国,言辞抑扬,率以有人无人占轻重”,即治理国家,讲起道理有高下之分,但真正分量轻重全凭有无人才来检验。“一世人材,自给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只要能够网罗到人才,不必计较获得人才的途径和方法,强调了人才的来源渠道。又如认为“一士重于九鼎”,“瑞在得贤”,真正的吉祥在得到贤士的辅佐,“盛王创业,必有同德之英辅,成垂世久长之计”,创造鼎盛伟业,必须有同心同德的杰出的英才辅佐,才能使一代伟业垂世永久等论述,充分表达了作者的人才观,把人才的作用与成垂世久长之伟业相提并论,足见人才的重要。

作者还提出“一代宗臣,当代天理物之任,君士委国而听之,固为社稷之福”的观点,并在“秦用他国人”一则中,举例分析七国争雄独秦国取胜的原因,七雄纷争时,各国都用自己的宗族和国人,独秦国广泛吸纳各国英豪,充分发挥人才群体的力量,如魏人公孙鞅、张仪、范睢,赵人楼缓,燕人蔡泽,韩人吕不韦,楚人李斯等,且“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因此,人才任用艺术的真谛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充分发挥百官的作用,使他们各当所任,一语道破了用人的天机。

作者还主张任用人要职位相宜,人尽其长,“人之贤不肖,在所自处耳”。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已经注意到了人才的环境问题,并以水色映衬青、黄、赤、白、黑五色,鼓声虽不在五音(宫、商、角、徵、羽)之列,但少了它,五声就不完美做比喻,认为人才的产生是需要环境的,有用与无用是一对辩证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呼吁“知贤用贤”、“为国者,其勿以无用待天下之士,则善矣!”鼓励治国者改变人才观念,善于发现人才的潜能,尤其是发现那些个人才能尚没有浮出水面的、有潜质的人才,并加以培养,而不是以无用来看待未露头角的士人。

由此可见,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做好人才工作,首先必须确立人才资源为第一资源的思想。事业一旦有了适用的人才,就成功了一半。因此要广纳人才,广开渠道,创造人才成长、脱颖而出的环境,知人善任,既重视“显人才”,重视已有成就的人才,也关注“潜人才”,关注具有优秀潜能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并信任所用之才,因为信任是最大的尊重和爱护,信任是人才发挥作用、激发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要形成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围,关心、理解、信赖他们,激发他们发挥聪明才智。

同我国历代心理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等一样,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探讨较多的就是人的价值问题,认为人为上,人至贵。洪迈的思想,基本沿袭了“人为贵”的传统,以人为本,尊重人、重视人、相信人、爱护人,强调培养、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使潜在的才能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不仅如此,洪迈还在《容斋随笔》中就萧何月下追韩信、房玄龄力荐杜如晦、“曹参任汉相、赵括为带兵之将”等故事作了分析和研究,阐明了他的人才甄选思想。

(一)人员甄选

洪迈一再强调人才甄选为成就杰出伟业的基础,为此首先必须拥有贤士,凭借贤士的一双慧眼,知人、知贤,积极用贤。《萧房知人》一章说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房玄龄力荐杜如晦的故事,阐明了杰出人才的作用,褒扬了萧、房二人识人、用人的胆识和明智,并由衷感慨“二人(指韩信、杜如晦)之去留,系兴替治乱如此,萧、房之知人,所以为莫及也”“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将如韩信、相如杜公,而后用之,不亦难乎!惟能置萧、房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胫而自至矣!”即韩、杜二人的去留,与兴衰治乱的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萧、房二人之善于发现人才,是无人比得上的。认为创建帝王功业,固然非个别谋士的谋略可成,但如一定要等到有了韩信那样的大将、杜如晦那样的贤相,然后才加以重用,岂不太难了吗?建议把萧何、房玄龄那样的善于“知人善任”的“伯乐”安排到麾下,专门做选贤进能的事,那么珍珠宝玉般的人才就源源不断地进来了。

人是管理活动的最重要资源。人员的甄选在古代称为“知人”,“知人”是用人的基础。《容斋随笔》中洪迈借谁可替代曹参为汉相、赵括可否为带兵之将的精彩故事,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用人观,那就是多观多验,多方考察。

曹参之宜为相,高祖以为可,惠帝以为可,萧何以为可,参自以为可,故汉用之而兴。赵括之不宜为将,其父以为不可,母以为不可,大臣以为不可,秦王知之,相应侯知之,将白起知之,独赵王以为可,故用之而败。

作者将“曹参任汉相”和“赵括为带兵之将”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件,放在知人善任这一问题上予以分析、研究,认为考察一个人适合不适合担任某一职务,要多观多验,多方考察,并要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待这问题,更要善于处理好与亲人的关系,看是否能遵守伦理规范,看是否能贵公去私,阐明了“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道理。

决策是领导过程的关键环节,在做出正确的甄选任用的决策过程中,要广泛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各个层面的情况,更要了解正面和反面的意见,并对各种意见进行分析、综合后,拿出自己的主见,对人才加以任用,不能以人言定所去,以人言定所取,以人言定所罚,以人言定所赏,更忌决策时优柔寡断,人云亦云。对此洪迈以反问的语气表达了他的观点:“师傅大臣进退罪否,人主当决之于心,何为谋及宦者?”

(二)知人善任

洪迈出生在官宦家庭,其父兄均为朝廷命官和知名学者,其自幼受正统教育,青壮年时期同样身居朝廷要职,其思想深处有深厚的儒家色彩,对历史上曾称霸一方的曹操靠地形险要守住一方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对曹操的人品也极为不屑,认为“曹操为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曹操根本不可能以“德”取胜。但曹操究竟凭什么取得成功呢?对此,洪迈不得不本着史家的良知,承认曹操“知人善任”,认为曹操正是凭着这点,广揽人才,拥有人才,灵活使用人才,才打遍天下无敌手,成就了霸主之业。

以下以《容斋随笔》中曹操任人善用之例,剖析《容斋随笔》的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

古今言地险者,以谓秦宅关、河之胜,齐负海、岱,赵、魏据大河,晋表里河山,蜀有剑门、瞿唐之阻,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吴长江万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国。唯宋、卫之郊,四通八达,无一险可恃。然东汉之末,袁绍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韩遂、马腾辈分据关中,刘璋擅蜀,刘表居荆州,吕布盗徐,袁术包南阳、寿春,孙策取江东,天下形胜尽矣。曹操晚得兖州,倔强其间,终之夷群雄,覆汉祚。议者尚以为操挟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朱温区区以汴、宋、亳、颍然中居,及其得志,乃与操等。以在德不在险为言,则操、温之德又可见矣。

“曹操为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大无小,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吏校尉钟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盐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曹操自击乌桓,诸将皆谏,既破敌而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操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

人员甄选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人员任用则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洪迈认为曹操在用人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实后世之所难及”,在曹操眼里,不论人才来自哪一国,出身如何,身份如何,只要有一技之长,均能为其所用,且能用得贴切,用得恰如其分,可以说他创造性地使用了趋向他的人才,也说明了其人才覆盖面宽广,人才来源渠道通畅,人才配置机制灵活。

洪迈用以上三个小故事概括了曹操用人的特点:一是用人所长,不求全责备;二是职位相宜,量才用人;三是放手用人,用人不疑;四是敢于用人,不避亲疏;五是善于权变,因时势而行事;六是善于笼络人心。总之曹操的人才来源渠道通畅,人才使用机制非常灵活,善于根据形势、环境的变化,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随机应变,不为表象所迷惑,预测未来,抓住规律,充分开发了人力资源,使领导者、被领导者和环境的变化处于最佳绩效状态,体现了曹操高超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从而实现了有效的领导。

因此,洪迈最后总结说:“用兵之际,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并谋兼智,其谁不欢然尽心悉力以为之用?”用兵的时候,把美名推给别人,自己担当恶名,善于吸纳别人的计谋和智慧,还有谁不尽心竭力,为自己所用呢?曹操如此能笼络人心,这是他的对手们远远不及的。自然成就霸业,非他莫属了。

二、忠恕之道

《容斋随笔》借喻各个朝代的政治变革,从典章、用人等方面严肃冷静地考虑、分析问题的症结,启迪后人,基本上延续了儒家经世济国的理想和道德规范,主要有忠恕之道思想,表现为宽容、仁慈、仁义、涵养、折中等。

(一)宽容仁慈涵养

作者在《刘项成败》一节中,充分阐述了忠恕之道在建功立业中的作用。请看原文:

汉高帝、项羽起兵之始,相与北面共事怀王。及入关破秦,子婴出降,诸将或言诛秦王。高帝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以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至羽则不然,既杀子婴,屠咸阳,使人致命于怀王。王使约如初,先入关者王其地。羽乃曰:“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可以得主也?今定天下,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于是阳尊王为义帝,卒至杀之。观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犹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约,其末至于如此,成败之端,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高帝微时,尝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矣!”至羽观始皇,则曰:“彼可取而代也。”虽史家文载,容有文饰,然其大旨,固可见云。

在洪迈看来,刘备以其忠恕之道,凭施善行之举,有涵养、宽容、仁慈的品性,以仁慈、恩情、招降为根本,使天下归附,百姓云集,真可谓得道多助,奠定了王业的根基,从而能禀受天命,安抚百姓;而项羽恰恰因有勇无谋,寡恩无义,缺乏帝王的度量,心地狭窄,而失道寡助,落得悲壮的结局。

(二)治道贵于执中

中庸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特征之一,《容斋随笔》对此极为推崇,并有一定的阐释,如洪迈在《唐二帝好名》中提出“治道贵于执中”的命题,强调处理事情贵在适中,不偏不倚。又在《万事不可过》中阐述道:

天下万事不可过,岂特此也?虽造化阴阳亦然。雨泽所以润四海,然过则为霖淫;阳舒所以发育万物,然过则为燠亢。赏以劝善,过则为僭;刑以惩恶,过则为滥。仁之过则为兼爱无父,义之过则为为我无君。执礼之过,反邻于谄;尚信之过,至于证父。是皆偏而不举之弊,所谓过犹不及者。

认为凡事要适度,不可过,反对走极端。要善于衡量事物的情势做出相应的变通,协调矛盾双方,要情理兼顾,平衡处置,执中允和。

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洪迈深刻思索和分析了《曹操杀杨修》一事,表明了处理事情贵在适中的观点。原文为:

曹操杀杨修之后,见其父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无金日镝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古文苑》载曹与彪书,数修之罪,以为“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且赠钱绢甚厚。卞夫人与袁夫人书云:“贤郎有盖世文才,阖门钦敬。明公性急,辄行军法。”以衣服、文绢等物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书引愆致谢。是时汉室将亡,政在曹氏,彪之不死其手,幸矣。

曹操杀杨修,为极端行为,之后,曹操赠给杨彪及杨修的妻子钱财等厚重的礼物,有意纠偏。杨彪及夫人受礼致谢。此事以这样的结局告终,且当时汉朝将要灭亡,政权在曹操手中,杨彪没有死于曹操之手为“执中允和”、中庸处理的结果。

(三)仁义

宽厚仁义,至善至仁在成就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仁义”是万事和谐相处的润滑剂。在洪迈看来,“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则距仁义不远了。

仁义又有何作用?洪迈认为:“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因此须有仁义之心,“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恭敬胜过懈怠的就会吉祥,懈怠胜过恭敬就会灭亡;仁义胜过欲望的就会顺利,欲望胜过仁义的就会凶险。

此外,为善而不独善,为巧而不独巧,要善于合作,与他人一起共同努力,善于共事,善于做人,不论贤愚,使人人均能各得其所,使个人才能得到发扬。

洪迈认为所做的善事别人无法仿效,所做的巧活别人无法学会,仅仅是独善、独巧而已,其原因是不精通善巧之道。善巧之道是做善事、做巧活都能与别人同做,这是善中最善,巧中最巧的。治理国家同样道理,人们推崇的治国之道,并不是推崇其独裁专制,而是推崇其能与众人一起治理国家,并针砭那些品行希望独贤,做事希望独能,辩才希望出众,勇力希望超群的现象,洪迈认为这些是产生变乱的根源。因为,独贤,不足以教化天下;独能,不足以益及众事;如果能让天下的贤人和愚人都能各得其所,友好相处,和谐相处,就是达到国家大治的根本方法,也可谓是仁义之至了。

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善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陈。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圣人任道、立法,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此至治之术也。

三、刚柔相济

刚,刚直,刚正,引申之义为刚性的法规制度,以法规要义处理问题时态度坚决,手段强硬,无任何回旋、商量的余地。柔,静柔,佛道思想的表现,洪迈在《王廖儿良》一节中引用《吕氏春秋》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孙膑贵势……”柔,也表现为解决矛盾的方法缓和,不激烈,有弹性。洪迈认为“万事不可执一法,而兵为甚”,即世界上各种事情千变万化,都不能固执地采用一种办法处理,在用兵上尤其如此,强调变通、弹性地处理各类问题。

儒家思想在入世时,表现为现实主义,但凡成就事业均需刚正不阿的品性,但一旦完成业绩或事业中途时受挫,往往表现为出世或避世,表现为道佛两家的出世。因此“出则兼济天下,入则独善其身”,这种独善其身就是静柔、养性。

《容斋随笔》中,洪迈借《经传烦简》一段的叙述,阐述了刚性的法规制度与柔和的管理技巧相结合,即刚柔相济是治理国家的好方法。认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赏罚不过分,刑罚不滥用。认为定罪要轻,赏功要重,治国理事要以制度行事,针对不同的对象施以不同的方法,刚柔相济,宽猛相济。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先王议事以制,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监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

洪迈主张定罪一定要轻,赏功一定要重。与其杀害无辜的人,宁可对罪人失于惩罚。还认为案情一定要实事求是。

又在《考课之法废》一节中,援引《法曹刘昭远》篇表明自己的观点,“法者,礼之防也。其用之以当人情为得,刻者为之,则拘而少恩”。所谓法,是礼制的保证。在执法用法的时候,如能符合人情,处理得当,就能得到众人拥护。那些刻薄的人执法,则往往拘于条文而少情义,为众人所怨。

总之,洪迈主张处理事情讲究有理有节,合情合理,赏罚不过分,执法合人情,处置要得当。

四、以和为贵

历来君臣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容斋随笔》中更多地阐述了君臣关系的利害得失,其宗旨在表达其“和为贵”思想。洪迈以《孙吴四英将》的故事陈述了孙权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位英将彼此信任,推心置腹,君臣之间以“和为贵”合力治国的史实,崇尚和谐、和睦为最高境界,君臣之间如融洽相处,利国利民、于国有益、于事有补。

《孙吴四英将》:

孙吴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于策、权之雄略,然一时英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己这,此诸贤则不然。孙权初掌事,肃欲北还,瑜止之,而荐之于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后瑜临终与权笺曰:“鲁肃忠烈,临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肃遂代瑜典兵。吕蒙为寻阳令,肃见之曰:“卿今者才非复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结友而别。蒙遂亦代肃。蒙在陆口,称疾还,权问:“谁可代者?”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无复是过也。”逊遂代蒙。四人相继,居西边三四十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虽更相汲引,而孙权委心听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

处好君臣关系,互相信任,以诚相待是要义,任何猜忌、多疑,都不利于君臣之义,也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一)君

洪迈认为,为君者首先要胸襟宽大,并引述《诗序》,说为君者应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又引《尚书》说:“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的胸怀,虚怀若谷,听取意见,有君王的度量,“群臣直谏之言,帝虽不能尽用,然皆优容之,虽非谊主亦可谓有君人之量矣”。“天下为公,一人有庆。”要以一人之力治理天下,而不是以天下之力事奉一人。“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天下万民一心为公,这才是君王的福分。

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对利益的追求是人一切活动的原动力。那么如何对待人们的利益需求?对此洪迈借用沈季长劝谏宋神宗的话表达了他的观点:“士而轻爵禄,为士言之,则可,为国言之,则非福也。人主有尊德乐道之志,士皆以爵禄为耻,宁有轻爵禄者哉?至于言违谏怫,士有去志,故以爵禄为轻。”如果读书人轻视官爵俸禄,对其本人来说,是可以的。然而对国家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君主要正视读书人求取爵位利禄,正视他们的利益需求,并能尊德乐道,礼贤下士,兼爱天下英才。

作者在《汉景帝忍杀》一则中从反面叙述了汉景帝刻薄、凶残地对待有功之臣晁错、周亚夫,指责汉景帝“不思罪己”,“昧于敬礼大臣之义”,主张君主要关怀、宠爱并礼遇将相,不可粗暴无礼,不可“轻弃功臣”。

(二)臣

1.君臣共治

君臣之间的要义就是君臣等级秩序亦即“名分”,它是维持大而化之的“君臣——上下等级”关系健康发展的依据,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观念,它要求人们不逾矩,不越位,尽心尽职做好名下的本分工作,从而起到稳定社会、促成事业繁荣的目的。

臣子之间应互相推贤,互不嫉妒,做君主的得力助手。因此为人臣者应懂君臣上下的礼法,任何超越了君臣之位的君臣关系都是不正常的,臣子应守臣道,恪守臣子的本分,对君主的决策不要轻易臧否是非,以利君主能谋善断。

君臣共治,为君者宜顺应民情,为臣者要贤而知义,胸有定见,以国家事务为重,不以己身利益为先。

洪迈在《汉采众议》列举汉元帝等八位皇帝在关系国家成败,公卿百官们已有定论之时,敢于听从迥异于百官意见的小官吏们的建议,“大臣无贤愚亦不复执前说”,大臣们不论贤愚,也不再坚持前议,洪迈由此感慨,“盖犹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认为这是公道尚存的表现,如每件事都这样,天下还有不太平的吗?在《汉唐二武》中引录苏东坡的话:“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意即古代道德高尚的人,必定为治理天下担忧,为贤明的君主担心,贤明的君主虽有过人的资质,但治理天下就要有所防备。

又如《虢州两刺史》、《虢巨贺兰》所述:

唐韩休为虢州刺史,虢于东、西京为近州,乘舆所至,常税厩刍。休请均赋它郡,中书令张说曰:“免虢而与它州,此守臣为私惠耳!”休复执论,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岂为政哉?虽得罪所甘心焉。”讫如休请。卢杞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谓食之便。”帝曰:“守虢而忧它州,宰相材也。”诏以豕赐贫民,遂有意柄任矣。

天下国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为人臣者当随其事力,悉以尽忠,以致尺寸之效。苟为叨窃禄位,视如秦、越,一切惟己私之是徇,虽千百载后,睹其事者犹使人怒发冲冠也。

洪迈认为国家不幸发生战乱时,作为人臣要随自己的能力而竭力尽忠,而不能叨窃禄位,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一切围绕私利运转。如果是这样,后世之人也会为上述做法而怒发冲冠。要求大臣恪守臣子之礼、之责、之节。

2.以术事君

在君臣相处、臣服君主方面,洪迈多次强调要以术事君,注意方式方法,艺术处理劝谏事宜,以远害全身。这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实在难能可贵。如“议论之臣,宜以为法”,当人臣犯颜直谏时,要讲究规劝君主的方式方法,以保全生命、名声,有利于国家利益,做到两全其美;并提出“谏不废词,婉而能入”,“于激切中有婉顺体”,进谏之言,要简明扼要,在激切中不失恭敬,且语言要求婉转入耳,别人容易采纳;又提出“人臣进言于君,切而不讦”,臣子向君主进谏提建议时,态度要恳切,不要指责君主的过失,“人臣引古规戒,当近取前代,则事势相接,言之者有证,听之者足以监”。人臣要用心体会,选取较近的前代史实,这样事势相接,说者有强有力的证据,听者足以引以为戒;并在《谏说之难》一则中以左师触龙以爱心劝说赵太后、吕甥凭正义规劝秦穆公、蔡泽借情理向范睢进言的事例说明进谏贵恕己量主,贵心理换位,方能做到推心置腹,促使对方接受谏言,如能做到,“可谓得谏争之大义”了。

此外洪迈提醒臣子应不贪功求名,不居功自傲,以远害全身。他说:“以功名为心,贪军旅之寄,此自将帅习气,虽古来贤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敛者也。”把功名放在心上,热心于寄身军队之中,这自然是将帅的习气,即使是古代以来的贤明的公卿大夫,也没有能够知道退止和自我收敛的。

又说“自古威名之将,立盖世之勋,而晚谬不克终者,多失于恃功矜能而轻敌也”,自古以来,威名赫赫、功高盖世的将领,在晚年出现失误以致不能善终的,大多数是失于居功自傲、大意轻敌。并以老将廉颇、赵充国等人惨淡的结局劝诫人们勇于见好就收,急流勇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人臣震主》一则中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忌功高震主。其言曰:“人臣立社稷之功,负海宇重望,久在君侧,为所敬畏,其究必至于招疑毁。汉高祖有天下,韩信之力为多,终以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至于诛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