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管理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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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朱元璋的管理心理思想

明朝朱元璋重视道家治国之术的研究。他即位后不久,开始对《道德经》进行注解。他反对从修炼的角度理解《道德经》,重视从管理、治理国家的角度去认识它。认为它“非金丹之术”,而是“万世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完成了这项工作。朱元璋的《御注道德真经》,分为六十七章,包含了他对道家管理思想的理解和阐发。

朱元璋认识的“无为而治”并非消极无为。他认为无论个人的修身还是治国,都不可能是“无知无为”。他说:“君子之持身行事,国王治国以陈纲纪,岂无知无为?”他对“无为而治”的理解,可主要归纳为两点:

一是“动以时而举必善”。即顺时而动,遵循自然规律。并力求做好事,给国家民众带来好处。朱元璋说:

在动以时而举必善……在乎去其恶而存其善者。君子可以利人,国王可以利济万物,即爱民治国者也。

二是“先利时而为”,“先若有事而备之”。即预先做好准备,先适时而为,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后患。朱元璋在解释《老子》五十四章时说:

为无为,事无事,谓当可为之事,先利时而为之已尽,免至后多繁,为而不安也;又无事之时,常恐有非理之事及于身,故先若有事而备之,乃得安于无事也。

朱元璋还把“无为无不为”理解为是“先苦后乐”,他说:“是以圣人无为又无为而无不为矣,岂不先苦而后乐乎?”

概括朱元璋管理心理思想,主要包括:

一、领导心理思想

朱元璋倡导道家节俭主张,反对骄逸,把节俭作为君主必须具备的品质。他说:

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

奢侈的结果是劳民伤财,国家会发生危亡。朱元璋在阐释“治大国若烹小鲜”时,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善治天下者,务不奢侈以废民财而劳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宫室台榭诸等徭役并兴擅动,生民农业废而乏用国危。”

他指出“躬行俭朴”是元朝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由此他希望子孙后代能吸取。

元世祖在位,躬行俭朴,遂成一统之业。至庚申帝骄淫奢侈……败亡随至。此近代之事,可为明鉴,朕常以此训诸子,使之所警戒,则可以长保国家矣。

朱元璋认为君主率先节俭,能起到榜样示范作用。他说:

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独不见茅茨卑宫,尧、禹以崇圣德;阿宫、西苑,秦、隋以失人心?

朱元璋对于有违节俭的做法,一旦发现即予以制止。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南京营建宫室。朱元璋见到宫室图样上雕琢奇丽的地方,即命人去之,并说:“千古之上,茅茨而圣,雕峻而亡。吾节俭是宝,民力其忽惮乎!”

朱元璋对劝诫自己的俭朴官员,还予以奖励。一次,参军宋思颜见到朱元璋穿的是洗过的旧衣服,便上言说:“主公躬行节俭,真可示法子孙。臣恐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朱元璋闻听,非但不怪罪,还夸奖宋思颜说:“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或能及于已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并特意赐币以示褒奖。

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朱元璋提出了“同心共济”的主张。朱元璋认为自己与臣属“同心共济”是得天下的成功经验。他说:“张)士诚恃富,(陈)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

朱元璋还把君臣“同心一德”作为国家治理取得成效的关键性措施。正因为如此,他勉励臣属遵循这一基本要求。他说:

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治……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求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

君臣同心一德,必须相互信任,不伪诈猜忌。否则就难以达到“至治”的目的。朱元璋说:

君臣之间,两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违之,臣论是而君之,如此欲臻至治,胡可得也?

同样,领导与下属互不信任,互相猜忌,领导决定的事情,下属故意不去办,下属认为是正确的事,领导不予认同,这样怎能取得有效的管理呢?

二、人力管理心理思想

朱元璋重视人才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主张广求人才。即位之初,他就下诏求贤,认为“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命群臣举荐人才,指出仅靠一人的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他说:

天下贤才未尝乏也……为人上者,能量才授职,则无施不可。盖士之进退,系乎国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岂足以尽理天下?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

朱元璋还善于使用人才。他的用人主张可概括为:

一是“用人不疑”。在对待臣下的态度上,朱元璋反对“疑”,他认为“疑”会招致“毁谤”,主张用“大公至正之心”待人。他说:

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谗言虽至而不入;恶而疑之,毁谤不召而自来。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以待人,则自无独信偏疑之私。

二是“用人勿苛”。朱元璋认为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不能因为小的过错而否定一个人。他说:

良工琢玉,不弃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过。故改过迁善,圣人与之,弃短录长,人君务焉。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

对于能够改正过错的“能人”,他给予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如其才德果优,并听举用。”

三是“因材授职”。道家主张根据人的特点任用人,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故而不存在“弃材”。朱元璋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认为:

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大小曲直,各当其用,则无弃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

正是由于朱元璋重视人才,善于使用人才,因此,在他周围有着许多杰出人才,如富有韬略的徐达,英勇善战的常遇春,善于运筹的刘基。

三、信息管理与决策心理思想

朱元璋认识到个人见识具有局限性,主张听取众人意见,反对自作聪明。他说:

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以为明,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才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朱元璋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认识从谏与拒谏。他指出君主“饰非拒谏”会导致灭亡,而君主“屈己从谏”,臣子“尽忠进谏”,就可成就大业。他说:

朕观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饰非拒谏多取灭亡。成汤改过不吝,故为三代盛主,唐太宗屈己从谏,亦能致贞观之治,此皆后世罕及也。人君苟能虚己以受言,人臣能尽忠以进谏,则何事业不可成哉?

纳谏在决策上的作用,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提供更多的方案,以供优选;二是提供补救方案,特别是在君主做出错误决策时。古代帝王没有也不可能从今天决策的角度(更多是从国家兴衰角度)来认识纳谏的重要性。但存在着与之一致的思想。

朱元璋认为虚心纳谏才能知“得失”;否则就会“所知有限”、“所闻不广”。他说:

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虞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

朱元璋还提出直言上谏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他说:

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谋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