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狼和人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在哪里？下面一则寓言会让你体会到这一问题的吊诡：
“一块石头非常不理解一只狼的行为：‘那块石头为什么总是不停地滚来滚去？更奇怪的是，它为什么总是把其他的石头弄碎，然后把这些碎石头吸进自己的洞里？’”
“一只狼非常不理解一个人的行为：‘那只狼为什么总是对另一只狼不停地嚎叫？更奇怪的是，最近以来，它开始对着一块石头不停地嚎叫！’”
本书将尝试概括这三类事物之间的同与异，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从逻辑上说，本书的所有论述都是建立在下面一段话的基础之上，作者引用这段话，以表达对先贤的敬意（这将是本导言唯一的引文）：
我们在作了以上这些辨析之后，应该进而研究，有多少个什么样的原因。既然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认识，又，我们在明白了每一事物的“为什么”（就是说把握了它们的基本原因）之前是不会认为自己已经认识了一个事物的，所以很明显，在生与灭的问题以及每一种自然变化的问题上去把握它们的基本原因，以便我们可以用它们来解决我们的每一个问题。那么，（1）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是一种原因，例如塑像的铜，酒杯的银子，以及包括铜、银这些“种”的“类”都是。
（2）形式或原型，亦即表述出本质的定义，以及它们的“类”，也是一种原因。例如音程的2：1的比例以及（一般地说）数是音程的原因，定义中的各组成部分也是原因。
再一个（3）就是变化或静止的最初源泉。例如出主意的人是原因，父亲是孩子的原因，一般地说就是那个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引起变化者变化的事物。（亚里士多德，1982：50）
一、天问
任何一种思考都必须由疑问开启，任何研究都必须从问题开始。其实，问题的提出是思考和研究中最关键的一环。而且，问题的提出和凝练，是和思考和研究同步进行、同步完善的。下面所提出的问题，并非是在思考和研究的初期就是这么清晰的。它们也是在问题获得较为圆满地解答的同时才被清晰简洁地提出来的。不过为了报告的方便，依据报告的逻辑，我们以先问题后回答的方式向读者呈现。本书的目的就是提出和冋答下列问题：
其一，物理世界、生命世界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同”与“异”是什么？
其二，是否可以发展一种概括“有机系统（包括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统一学说？
其三，为什么迄今为止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等级制的？
其四，为什么所有的有机系统都有一种逐渐复杂化（或叫做进化、发展）的倾向？下面，我们就一一回答这些问题。
二、世间万物的统一性
寻找事物之间的同与异，是任何科学研究的必要任务，这个任务，其实就是分类。所谓分类，就是找出某一些事物之间的相同之处，同时还要找出这些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间的不同之处。寻找“同”和寻找“异”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离的。“异”建立在“网”的基础之上，因为如果没有最基本的“类”的概念，你不可能比较两类事物之间的区别，而仅仅是特定事物之间的区别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如果请你指出“一块石头”和“一只狗”的区别，你的回答肯定是，“石头”和“狗”的区别是“无机体”和“动物”的区别。如果你仅仅说“那块石头重一吨而那只狗重20千克”，你就没有看出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同”也建立在“异”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不知道某两个被比较的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区别，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也必然是肤浅的。例如，如果请你指出“树”和“狗”之间的相同之处，你的回答必然是“植物”和“动物”之间的相同之处，即都是“生物”。其实，你所说的它们的相同之处，就是它们和其他事物之间共同的不同之处。如果你说它们都有重量和体积，你就几乎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自古以来，就有人认为，我们可以找出世间万物的统一性质。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不过，人类的这一信念却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必要假设。如果没有这个假设，哲学思考和科学研究就会失去其必要性。寻找世间万物的相同之处，一直是哲学的主要任务。这一任务目前只有少量成果，而且有些成果其实仅仅是语言本身导致的。例如，当我们说“世间万物都‘存在’着”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同义反复。因此，康德说“存在不是事物的性质”。
当然，哲学也有一些成就。例如，一些哲学家提出“所有事物都在运动之中”。严格来说，这样一个判断的真伪性是无法判断的，也许某一天就可能发现完全不在运动之中的东西。幸运的是，直到目前，人们还没有发现一件不在运动中的事物。因此，我把这一判断作为本书的一个基本假设。需要解释的是，在本书中，“运动”和“变化”基本上是同义词。如果说它们之间还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运动”是事物外在的“变化”，而“变化”是事物内在的“运动”。所谓“外在”，就是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间关系的变化，所谓“内在”，就是事物的内部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对于本书的第二个假设，哲学家们的见解大相径庭。有些哲学家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可以被我们观察到并加以认识，或者说，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向观察者透露出某种讯息。我们可以把上述表述转化为：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有某种“样子”的。事物的这种“样子”，本书称之为“信息”。当然，还有一些哲学家认为，我们只能观察到事物的“表象”，真正的“物自体”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一派哲学家至少承认，事物至少会向我们展示出它们的“表象”，进而透露出“物自体”的某些消息。
对于本书来说，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至少能够承认，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有某种“样子”的，即使这种“样子”可能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所谓的“物自体”。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些古代哲学家提出了“万物可分”的思想。例如庄子就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当然，有些哲学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世界可能是由一些不可分的“原子”或者“单子”构成的。这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世界万物是否都是由比它更小的部分组成的？换句话说，世界万物是否都具有某种“结构”？在本书中，所谓结构，就是构成某种事物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构成某事物的各部分之间的“构成方式”。如果我们承认事物都是由比它更小的事物构成，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事物都是有结构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某一事物不是“以某种方式”、由其构成部分“构成”的，即使这种“方式”可能永远不被观察者所知。
就本书的讨论范围而言，假设世界万物都具有某种“结构”是适宜的。首先，本书主要考虑宏观问题。就宏观问题而言，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某种事物“不是由比它更小（或更基本）的事物所构成”。其次，本书虽然是从世间万物的统一性开始讨论，但着眼点仍然是有机物和人类社会。对于有机物和人类社会而言，我们还没有发现某种“不由其他事物构成的事物”。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世间万物都是“有结构”的。这一假设和前面的“万物都是有某种样子”的假设其实是一致的，因为，事物的“样子”不过是其“结构”的外在表象而已。如果事物的结构被我们所知，这些结构的内容就是“信息”。即使有些事物的“结构”不能为人所知，我们也可以假设有某种“结构”“在那里”存在着，即有些“信息”“在那里”存在着。因此，在本书中，“结构”和“信息”基本上是同义语。如果说它们有某种区别的话，其一，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结构”。人类认识到的“信息”不一定都是事物的结构。其二，“信息”的表述往往具有“已经被认识到的”暗示。也就是说，“信息”具有某种“人为的”的意味。因此，我们可以把“结构”称之为“自然的信息”，这种自然信息可能被人所知，也许永远不被人所知。但我们总可以假定，即使不被人所知，总有某种信息“在那里”换句话说，“信息”是世间万物的构成因素。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有关世界万物的三个判断。这三个判断仅仅是三个假设，但却是本书所有立论的基础。如果读者不同意这三个假设，请停止阅读。这三个假设是：
其一：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由其他的事物构成的；
其二：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处于运动之中；
其三：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某种方式由其他事物构成的，它们都具有某种“样子”。
对于这三个假设，我们可以把它们转化为另外的表述方式，即，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必须具备三个“构成要素”。对于第一个假设，我们把这个构成要素称为“质料”；对于第二个假设，我们把这个构成要素称为“能量”；对于第三个假设，我们把这个构成要素称为“信息”。我们必须承认，事物可能还必须具备其他的“构成要素”，但这并不能够否定这三个“必备要素”。本书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三个“必备要素”之上。
上述假设可以表述为：世界上所有事物都至少是由三种要素构成的，这三种要素是质料、能量和信息。
思想敏锐的读者马上就可以看出上述表述的漏洞。下面我们就来弥补这一漏洞。
三、系统是分析单位
我们在进行列举的时候，我们所列举的这些概念相互之间应该是排斥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规则。但是，在“质料”、“能量”和“信息”这三个概念之间，并不能满足排斥关系。这里的问题主要出在“质料”这个概念上。根据前面的假设，任何事物都是由其他事物构成的。因此，质料也是由其他事物构成的。但是，任何事物又都由“质料”、“能量”和“信息”三种要素构成。因此，“质料”和“能量”之间，“质料”和“信息”之间，不具备概念的排斥关系。怎样解决这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呢？
解决问题的钥匙，是本书的另一个核心概念：系统。
不过，给“系统”下定义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本书中，“系统”一词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系统”是具有相对清晰边界的一些事物的集合，是独立的变化单位；其二，“系统”是事物的结构的某一个层次。对于前一个含义来说，任何一个具有稳定“身份（identity）”的事物本身都是一个系统，因为它总是由其他的事物构成的。例如，一块石头在一定时间内被认为是“某块石头”，但这块石头总是由许多分子构成的，因此，它是由许多分子构成的一个系统。对于后一个含义来说，系统是在构成事物的结构层次上的某一个位置。依据目前的知识水平，世界上存在的系统层次至少有五种：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由于本书的重点在于阐释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存在机制，本书将把物理系统和化学系统合称为“无机系统”，而把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统称为“有机系统”。
在上述五个系统类型中，大多数系统的界定会发生很大的争议，特别需要进行一番界定的是“生态系统”。当人们说起“生态系统”的时候，对它的外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可能把生态系统界定为所有的生物以及生物生存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如海洋、大气和土壤等。这种界定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是因为，生物和自然环境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说，目前的自然环境现状，就是大量生物长期作用的结果。例如，如果没有生物的长时间作用，就不会形成现有的大气的气体构成，空气中大量的氧气就是生物作用的结果。但是，本书对“生态系统”的界定却与上述界定有所不同。本书把“生态系统”界定为“地球上所有生物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这样做的原因是，本书着重强调的是生物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把自然仅仅看作是生态系统的外在环境。
系统具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特性，即系统的性质的突生性。也就是说，当系统由它的组成部分构成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些不能由它的组成部分的性质来解释的性质。这也正是我们开头所引用的寓言所表达的意思。我们以后将会看到，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突生性质是非常显著的。这些层次依据它们的结构，其复杂程度是不同的。有些系统只是由少量的系统层次构成，如石头，有些层次则由许多层次构成，如有机体。我们把构成系统的结构层次的数量称为“阶”，一个系统的构成“阶”数越多，则其系统越复杂。
拥有了系统层次的概念，质料、能量和信息三个概念之间出现交叉关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每一个层次中，都有特定的质料、能量和信息形式。也就是说，在每一个系统层次上，质料、能量和信息的性质都是不同的，它们之间不再有概念交叉关系。例如，对于生物系统来说，构成生物系统的质料是各种具有物理和化学性质的物质，构成生物系统的能量是阳光和贮藏有由光能转化而来的化学能的食物，而构成生物系统的信息则是生物体的结构。而要注意的是，构成生物体的具有物理和化学性质的物质不是仅仅通过一阶结构就构成了生物系统，而是经过了细胞、组织和器官等数阶之结构。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前文提出的假设进行某种限定，从而使其符合逻辑：在一个特定的系统层次上，所有事物都至少是由三种要素构成的，这三种要素是质料、能量和信息。
在无机系统、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四个系统层次之间，具有一个顺序固定的层次关系，无机系统最低，社会层次最高。一般来说，邻近的低级层次的系统整体，构成邻近的高一级层次的构成材料，即质料。例如，无机系统构成生物系统的质料，生物系统构成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质料。另外，低级系统还构成高级系统存在的环境。但是，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有些特殊。生态系统并不是社会系统的构成材料，但却是社会系统的存在环境。这里需要稍微详细地阐述一番。
其实，社会系统就是“人类社会系统”的简称，而人类社会系统仅仅是动物种群系统的特例。仅仅是为了叙述方便，把系统层次阶梯中的人类种群系统称为社会系统，因为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人类社会的存在机制。自然界还存在许多其他物种的种群系统，如社会性昆虫的种群系统和啮齿目、灵长目动物的种群系统。人类社会系统不过是高度发达的种群系统罢了。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系统层次的阶梯应该是无机系统、生物系统、种群系统和生态系统。后两个系统层次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种群系统是生态系统的构成材料，但生态系统是种群系统的生存环境。由于人类的活动已经远远超越了生态系统的畛域，将人类社会系统看作生态系统的构成材料是不适宜的。在本书中，我们把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看作是两个并不相互构建的系统层次，但无论如何，生态系统都是社会系统的生存环境。总之，用“社会系统”来代表“种群系统”，是因为讨论主题的原因，以及为了行文的简洁。
还有一个问题，生态系统的构成材料，或者叫做构成单位，既可以是种群，也可以是物种的个体。其实，对一些物种来说，它们生存竞争的单位是个体而不是种群。其他物种，其生存竞争的单位是种群，如社会性昆虫、社会性的啮齿目、食肉目、鲸目和灵长目的动物等等。但是，对有些物种（以个体为竞争单位的物种）来说，系统层次阶梯中的种群系统这一环是缺失的。
在无机系统和生物系统中，能量的本质仍然是物理学意义上的能量。是这些能量推动着天体、物体、细胞或器官的运动或者变化。但进入种群系统和生态系统等较高的系统层次后，能量的本质就发生变化。能量的本质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呢？
四、能量就是驱动者
在物理学中，所谓“能量”，就是对物质的运动的量度。也就是说，能量是物质的运动的量的指标。因此，“运动”和“能量”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种名称。应当说，“能量”这一概念是人类概括的结果。当我们看到有某个物体正在运动，或者某种物质正在发生变化时，我们说，有某种“能量”蕴含在该物体或物质中。对这一判断的另一种表述是，某种能量在推动着该物体的运动或该物质的变化。因此，能量并非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约定的概念。法国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彭加勒就持这种约定论。彭加勒认为，人们提出能量的概念，其实就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简洁。
在物理学上，运动者和运动是一体的，那么“能量”和“物质”是不能分离的。但是，物理学家发现，“运动”可以从一个物体传播到另一个物体，“运动”也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且，“运动”的量在上述传播和转化中是恒定的。因此，人们就产生了分离于物体和物质的“能量”的概念。这时，“能量”似乎就成为了物体和物质运动和变化的“原因”了。进而，“能量”也就成为推动某一运动主体运动的另一种实体。从逻辑上说，所谓“能量”，就是引起一种事物变化的原因，即另一个事物。亚里士多德就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动力因”这一概念的。本文所采用的能量概念，就是借鉴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而形成的：
能量，就是推动某一事物运动或者变化的另一种事物，或者说，能量就是驱动者。
在阐明每一个系统层面的能量形式之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各个系统层面上的运动主体是什么。或者说，各个系统层面的构成材料是什么。在各个系统层面上，系统是由其组成部分构成的。这些组成部分又是下一个系统层面上的完整的系统。在每一个系统层面上，系统发生变化的实质，就是组成该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即分系统）的运动。因此，在该系统层面上，构成系统的材料同时也是该系统层面上的运动主体。当然，有些系统是由数阶结构构成的，但其作基础的那一级结构，必然是下一系统层面上的完整系统。
例如，对于生态系统来说，它的构成材料是物种的个体或者物种的种群。这些物种的个体或其种群就是生态系统层次的运动主体。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种群看作是物种的个体构成生态系统的一个“中间阶”。不过，无论是否把种群看作是运动主体，物种的个体必然是运动主体，因为，即使是在种群系统层面，物种的个体也是运动的主体。为了行文的统一，下文会使用“质料”的概念替代“运动主体”的概念。
接下来的问题是，推动各个系统层次的这些“质料”运动的“能量”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考察生态系统层次的情况。在生态层次上，无论是否有“中间阶”，系统的最终构成“质料”都是物种的个体。那么，驱动物种个体的运动的能量是什么呢？也许有人会说，驱动物种个体运动的能量是化学能。这是不对的。原因有二：
其一，并非所有的化学能都能推动物种个体的运动。
其二，推动物种个体的运动的，不仅仅是以化学能为本质的事物，还包括其他的事物。
在解释这两个原因之前，我们首先解决一个术语问题。在进入种群或者生态系统层次后，使用“运动”一词已经不能确切反映该层次的运动主体的运动特点。我们应该使用“行动”和“行为”这样的概念。但是，我们必须在“行动”和“行为”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所谓“行动”，是生理层面的“运动”，也就是说，这种行动即使是在无机层面上都是有意义的。例如，动物的呼吸就是一种生理“行动”，因为动物从化学本质上说是一个燃烧炉，必须有氧气，燃烧才能够进行下去。但是，动物的进食就同时具有“行动”和“行为”两重意义。作为“行动”，动物进食是为燃烧炉提供燃料，而作为“行为”，动物的进食是一种被食欲所驱动的行为。我们要解释动物的进食行为，仅仅从补充燃料的角度是不充分的，这种解释也不能反映该系统层次的特征。在进入人类社会层次后，“行动”和“行为”的差异将变得更为巨大。
下面我们来解释上述的两个原因。首先，并非所有的化学能都能够为所有的生物体所用。一些形式的化学能不能被生物所利用，例如煤炭当中所贮存的化学能就不能够被任何生物所利用。而且，每一个特定的物种只能利用特定形式的化学能。例如，食肉动物就不能利用贮藏于植物枝叶中的化学能。
其二，驱动物种的个体行为的，不仅仅是以能量为本质的物质，还有其他的物质或者事物。例如，植物的行为包括根系的生长，这种行为的目标就是水分和有用的无机物。植物吸收水分和无机物并非是使用其中的能量，而是把水分和无机物作为构成其身体的材料。动物的进食行为也是一样，动物不仅仅需要作为能量的食物，也需要作为其身体的构成材料的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物质都是动物行为（动物心理层面）背后的驱动力量。
一些物质或者事物之所以有能够驱动物种个体的行为，经过了一个机制转化过程。对于植物来说，植物对阳光、水和特定无机物的需求被转化为了植物的枝叶的趋光性和植物根系的趋水性。通过这样一种转换，光源和水源就具有了驱动植物行为的力量。依据本书的定义，光源和水源就成为驱动植物行为的能量。对于动物来说，对于它对化学能和特定物质的需求被转化为了动物的食欲和渴欲，此时，食物和水源就具有了驱动动物行为的力量。依据本书对能量的定义，食物和水就成为驱动动物行为的“能量”。不过，作为资源，水的竞争性较低（在大多数情况下，水在自然界是充足供给的），因此本书一般不把水作为驱使动物行为的能量，正像不把空气作为驱使动物行为的能量一样。这一点详见下文。
因此，在种群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层面上，可以满足植物和动物的需求的事物就被定义为驱动植物和动物个体行为的“能量”。这里的“需求”带有一丝心理学的意味，或者说目的论意味。这种目的论意味的根源是科学表述的修辞学性质造成的。科学语言之所以采取这种修辞学的表述方式，完全是为了语言的简洁。例如，当我们说“枯叶蛾为了生存的需要，采取了拟态的生存竞争方式”，这样说非常简洁。如果我们采取不带修辞方式的说法，科学叙述就变得冗长：
“在枯叶蛾的个体中，有一些枯叶蛾发生了其外表趋向于枯叶的外表的变异，这样的个体不容易被天敌发现，因此其生存机率高于与枯叶的外表不相像的个体，因此在生存竞争中处于优势，于是与枯叶相像的枯叶蛾生存下来”。
于是，经过生物学机制（在动物和人身上还有心理学机制）的转化，以植物的趋向性和动物的欲望为中介，具有需求价值的事物成为驱动物种个体行为的动力，即“能量”。能量在种群和生态群落中的分配和流动对该种群和该群落的结构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甚至对物种个体的生理结构也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构成人类社会的材料无疑是个体的人。在人与社会之间，还存在着群体和社会组织作为“中间阶”。而且，不同的社会还组成国际社会，也就是“超社会”。不过，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质料是个体的人。那么，推动人类个体的行为的动力或“能量”是什么呢？
驱动人类个体行为的事物必然能够满足个体的需求，否则个体不会追求它。换句话说，驱动人类个体行为的事物对于该个体是有价值的。我们把对人类个体有价值的事物称为价值物。对于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来说，大家所追求的价值物的种类差异不大。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的生存条件和心理特征基本类似。当然，个别人会追求一些其他人都不追求的事物，例如一个异食癖的人会吃土块。但总体上来说，这类特异的需求只占人类需求中极少的比例。人类最初的价值物包括食物、住所、衣物等等，但随着文化的发展，许多非必需品进入了人类价值物的行列，如舟车、饰物、艺术品、书籍等等。人类个体的大多数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些价值物。这首先是因为每一个人都首先必需满足生存的需要，其次，并非生存必须品的价值物，也需要通过个体的社会行为才能获得。因此，是这些价值物推动了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行为。依据本书的定义，这些价值物就成为人类社会系统层次的“能量”。
在人类的语言中，这类价值物还有一个通用的名称：财富。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所有权制度被建立起来。所有权制度的建立是“财富”概念诞生的前提。在动物社会中，是不可能有财富的，因为动物的消费大多数是即时的，满足需求后剩余的东西就会被抛弃。另外，动物对某件东西的占有必须依赖于武力的保卫，这种情况下（即使动物有心智）也不可能出现财富的概念。所有权制度的出现意味着，不拥有某物的人承认某一个拥有物品的人对该物的独占。因此，所有权制度是一种信用制度。
在所有权制度建立以后，交易制度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只有承认了某人对某物的独占权，交易才有意义。交易制度的诞生催生出了另一个概念：商品——用来交易的物品。随着交易的深入，在某两类商品中间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其实就是货币概念的雏形。货币首先是一种数量化的尺度，这种尺度与度量衡一样，都是一种可以通约的标准。再后来，人们选择某一种物品作为交易的中介物，于是，直观形式的货币出现了。货币的形式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逐渐发展，最终演变成为一种价值符号，一种纯粹的信用制度。纸币的出现是这一进程的最高阶段（电子货币从本质上说与纸币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符号货币）。纸币其实是社会给纸币持有者的信用凭证，证明他所占有的财富的数量。
纸币是一种符号，或者说，货币是一种抽象，对“财富”概念的抽象。纸币出现以后，人类第一次看到了“抽象”的财富，一种具有极高“通约性”的财富。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用货币换取其他各种具体的财富形式。货币的出现使得人们不再为某种具体的价值物而行为，他为了一种抽象的“财富”而行为，一旦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将这些抽象的财富换成符合自己当下需要的价值物。
所有权的出现还使得人类出现了一种动物界只是在较小的规模上进行的行为：储藏行为。在一些动物，如松鼠和狐狸，会把自己找到的食物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但这种行为的规模和范围都很小。所有制出现后，人类开始了大规模的储藏行为。如果没有所有权制度的护佑，大量的储藏是没有意义的。货币的出现使得人类的储藏活动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没有货币的储藏需要占用大量的空间，并需要承担储藏的损耗和储藏的成本。货币出现以后，人类开始了没有储藏成本的储藏，甚至是负成本的储藏，因为大多数金融机构还向委托他们储存货币的客户支付利息。对于财富的积累是人类社会的特质之一。财富（能量）的可储藏性是出现能量积累的前提条件。
把“能量”概念和“财富”概念联系起来之后，货币就成为抽象的“能量”的直观形式。在无机系统层次上，我们只能看到“运动”，“能量”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但在人类社会系统层面上，我们可以真真切切地看到“能量”，它可以摆在眼前，可以拿在手里。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马上体会它的能量本质：我们可以用它驱使一个人为我们扛起皮箱、送到我们租住的酒店里。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景象，难怪马克思要提出“货币拜物教”的说法来。
由于所有权和货币的出现，在所有的系统层次上，只有社会系统可以储存能量。在其他系统层次上，能量都是即时消费的。这是人类社会系统超越其他系统的根本特征之一。本导言的第七小节将阐述这一事实的伟大意义。
五、信息的诸多形式：结构、制度、文化
传统的“信息”概念极大地限制了人类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本书将对这一概念进行扩充。“信息”在中文里是“消息”的意思，“information”在英语里则是“告知”一词的动名词形式（在其他语言中“信息”的本意是什么作者不知道，不敢妄加评论）。在这两个语言中，“信息”一词都带有强烈的“人为的”意味。这样一种意味使得“自然的信息”或者“自然界存在的信息”的表述显得有些自相矛盾。这正是人们的思维受到限制的兰要原因。
1929年，德国物理学家齐拉德首先提出“负熵”的概念。1944年，薛定谔提出，负熵就是与“无序”相反的状态。1956年，法国人布里渊首先引入了信息的负熵原理，即把信息定义为负熵。但是在后来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理论中，“信息”仍然保留了它原始的“消息”的概念。这里存在着一个认识论的问题，那就是，人们似乎认为，即使自然界存在着某种秩序性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要经过人类的认知以后，才能够被称为“信息”。即使在控制论的理论体系中，信息的传递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例如在生物体中），这些信息之所以被称为“信息”，也主要是因为有人在“研究”或者“观看”。还有，在信息论中，“信息”总是被理解为某种“正在传递着的东西”。思想家们没有认识到，自然界中还存在着“固有的信息”，这些固有的信息，即使不被人们所“研究”和“观看”，它仍然在那里，而且仍然在那里发挥着功能——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的各种性质，其实就是这些“信息”发挥功能的结果。
对这些“固有的”、“正在发挥作用”的“信息”，我们有一个更常用的、来源于工程学的名称：结构。结构的概念也必须借助于“系统”的概念来定义。我们大致上可以把结构定义为：构成一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还有，结构的概念还必须在某一个系统的层次上来定义。这是因为，构成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有结构的。如果我们把结构的概念无限下溯，就会包括无限多的结构内容。例如，如果我们把一只动物的结构无限下溯，那么这个动物的结构就应当包括构成细胞的分子的结构，构成分子的原子的结构、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的结构等等。这样做的话，就会导致处于某一个系统层次上的结构的内容多得无法把握。因此，我们必须在某一个系统层次上把“结构”和组成系统的“构件”即“质料”区别开来。当然，质料也有其本身的结构，而“质料”的“结构”就是“质料”的性质的内在原因。
在本书中，我们还会使用“结构信息”和“功能性信息”的概念。其实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大体上是一致的（有一些例外，见下文），只是概念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所谓“结构信息”，就是在系统的结构中所蕴藏的信息。而“功能信息”，就是正在发挥功能的信息。这两种信息其实是一种信息。一种信息只有转化为真实的结构，它才能够发挥功能；一种正在发挥功能的信息，也必然处于系统的结构之中。“结构信息”或者“功能信息”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因为在人类社会以下的系统层次上，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是以“结构信息”的方式存在着的。在人类社会以下的系统中，能够被积累的信息则全部都是“结构信息”。
那么，在自然界是否存在“非功能性信息”呢？有。这就是存在于生命体中的遗传信息。特别是在细胞生物中，很多遗传信息在很多情况下是处于休眠状态的。我们知道，生命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包含了该物种的全部遗传信息。大多数的细胞都是高度分化的细胞，它只是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细胞。换句话说，大多数细胞所承担的功能仅仅是其遗传信息提供的可能性的很小一部分。大多数的遗传信息处于休眠状态。这些处于休眠状态的遗传信息就是“非功能性信息”，需要注意的是，DNA虽然是“结构信息”，但它却是“非功能性信息”。我们知道，遗传信息要发挥功能，必须翻译为效应物质——蛋白质。DNA本身即使是有结构的，这种结构本身并不直接发挥任何功能。无机系统层面是不存在“非功能的结构信息的”。
在所有的物种中，有些物种构成了种群，以作为生存竞争的单位。在这个种群中同样存在结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动物种群称为“动物社会”。这个结构就是该种群内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组成种群的物种包括膜翅目的昆虫、啮齿目动物、食肉目动物、鲸目动物和灵长目动物等等。在这些物种中间，灵长目动物的结构最为复杂。经过动物学家的数十年的研究，人们已经对许多动物的社会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很多动物种群都是等级制的。这种等级制主要体现在获得食物的机会和获得性交的机会方面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还包括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
生态系统的结构就是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生态学家使用“食物链”一词来概括物种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实，所谓食物链，就是一条“能量链”（这里的能量还是无机能量的概念）。这条食物链从阳光开始，以分解尸体和植物枝叶的微生物终结。需要注意的是，食物链的最后一部分是复杂性降低的过程，而非复杂性升高的过程。但是，我们一般认为食肉动物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所有物种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就构成生态系统的结构。
人类社会是一种发达的动物种群。人类社会有着较之动物社会复杂得多的“社会结构”。人类的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社会结构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信息”。不过，与动物社会不同的是，人类有能力把这些“结构信息”抽象出来，并能够使用人类的语言描述它。人类不仅仅继承了由动物社会发明的一些社会结构如等级制、两性分工等内容，他们还发明了更多的社会结构，如家庭、军队、政府等等。由于人具有对社会结构进行描述和概括的能力，社会结构的信息本质就更容易被认识到。而且人们对社会结构的描述和概括（这些描述和概括中必然会掺入描述者和概括者对社会结构的理想）还会影响到现实的社会结构，并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
与社会结构概念相近的另一个概念是“社会制度”。学者们一般认为，“社会制度”至少包括“社会机构”和“社会规范”两个基本要素。社会机构是依据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组织在一起的一些人，社会规范是这些人处理相互关系的规则以及该机构进行运作的程序。其实，这两个概念（社会机构和社会规范）都包括“关系”的内容。运作程序也是关系，只不过是机构的成员的行为的时间顺序或者时间关系而已。社会制度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结构中较为外在的部分，因为这部分社会结构可以通过实实在在的社会机构体现出来。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与“信息”的本质没有区别，他们都是构成某一个系统的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当然，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概念外延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还包括不属于社会制度的内容。其中许多内容仅仅是观察者抽象概括的结果。例如，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是该社会的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没有一个具体的社会机构代表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主要表现为该社会的社会成员在财富、权力和知识方面的不平等关系。另外，当我们使用社会结构的概念的时候，其“客观存在”的意味更浓。而社会制度则带有某种“可以人为进行变革”的意味。再者，许多社会制度完全是人为创制的结果。因此，“社会制度”与“文化”具有更密切的关系。
“文化”可以说是所有的概念中争议最大的概念。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文化”概念。一般来说，学者们会强调“文化”的两个方面。其一，“文化”是和“自然”相对应的概念，即“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其二，人们更加强调“文化”的理念层面，而不是其物质层面。虽然有人将文化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理念文化”三个层次，但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前两者不过是后者的载体和外在表象而已。因此，“文化”的本质不应该是物质的，而是具有信息的性质。例如，虽然我们可以把陶器看作“文化”的成就，但其文化内涵决不是由特定的化学成分所组成的陶片，而是制陶的工艺、陶器的形式以及围绕着陶器而形成的人类生活方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自然界必然存在着由自然火偶然烧制而成的陶块，但这些陶块决不是文化。陶器的形状和陶块的形状的不同反映了“自然”和“人为”的差异，在这个差异的背后是制陶人的技术和理念。
因此，文化是一种信息，是一种某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之间共享的技术、知识、信仰、仪式和规范。把文化定义为“信息”，可以使围绕着文化定义而发生的许多争议和混乱被祛除。我们固然可以承认文化可以以器物的形式存在，但该器物的文化精髓并非构成器物的材料，而是器物的构成方式，以及围绕着该器物而形成的其他文化内容。文化的信息本质可以用它的三个重要性质来证明，那就是文化具有可创制性、可复制性和可传播性。另外，文化的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它可以使用多种载体（或媒体），采取多种形式。这些都是信息所特有的性质。
综上所述，我们经常使用的“结构”、“制度”和“文化”等概念，其本质都是信息。而且，这三个概念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总体上来说，“制度”是“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中介。社会制度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又受到文化因素的重大影响。文化因素通过制度的中介，最终会影响和改变社会结构。在所有的文化内容中，意识形态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社会理想等内容，它们往往和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距离。意识形态对于一个社会的整合至关重要，但激进的意识形态也会把社会推向动荡和革命。
在信息的上述三个形态中，文化是“非结构信息”，它是可以游离于结构和制度之外的。另外，一部分文化信息可以使用语言符号和其他符号表现出来。符号语言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所谓符号，就是用来代指一个事物的另一个事物。一般来说，代指者往往比被代指者更加简单和成本低廉。符号的出现建立在人类心智发展的基础之上，主要建立在人类记忆力的基础之上。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已经证明，人类的语言符号与符号所代指的事物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这就是语言的所谓“任意性”。语言符号和被指称的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通过多次重复、通过人的记忆力而建立起来的。我们把用符号（包括语言）表达的信息称为“人工信息”。
与符号信息相对应的是“关联信息”。所谓关联信息，就是代指者和被代指者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是通过特定的物理化学机制，或者因拟态而建立起来的信息。前文提到的DNA虽然也是“非结构信息”，但DNA不是人工信息，而是关联信息。DNA和蛋白质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通过特定的化学结构建立的，并没有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记忆力在其中发挥作用。人类也会使用一些关联信息。例如，画像和照片就是关联信息，工程蓝图也具有很大的关联性。但大多数的文化信息都是使用符号信息来表达和记录的。人类甚至可以为不存在的事物指派一个符号来代表它，如“鬼”。符号信息的出现为抽象概念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而人类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抽象观念的基础之上的。
所有上述三种信息形式，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可以通过人类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这就是第七小节要重点阐述的内容。
六、质料、能量和信息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前文说到，在任何一个层次的系统中，都存在质料、能量和信息三个构成要素。在某一个系统层次上，这三个要素的概念基本上是排斥关系，即相互之间没有内涵和外延的交叉。不同层次之间的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相对复杂一些，但是仍然有章可循。
首先来看质料。依据本文的定义，所谓质料，其实就是构成某一特定系统的较低层次的系统。任何质料都是有某种性质的，不存在没有性质的质料。那么这些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作为系统的质料的内部结构决定的。这些系统的内部结构的功能就是质料的性质。当我们把一件事物作为系统看待时，它具有功能；当我们把一件事物作为质料看待时，它具有性质。其实，功能和性质都是一件事物和另一件事物的关系，或者发生这种关系的潜力。
依据本书的定义，结构是信息，是信息之一种。我们可以说，系统的功能是由该系统层次的信息决定的，而质料的性质则是由下一个系统层次的信息决定的。因此，任何一个高层次的系统的质料的性质都是前定的，高层次的系统的结构取决于构成它的质料的性质。例如，社会系统的质料——人的性质是由其生物和心理（高级生物学特性）决定的。社会的结构不可能超越人的生物性，例如，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人人都不需要吃饭的社会——至少目前是这样。
再来看能量。每一个系统层次上的能量形式都是不同的。越是低级的系统，其“能量”中的“物理能量”所占的比重越大。随着系统层次的提高，“物理能量”的比重越来越少。例如，在生态系统层面上，推动动物行为的主要是食物。动物的食物的功能包括提供“物理能量”和营养两部分内容，其中能量的部分可能还要重于营养的部分。但无论是提供“物理能量”还是提供营养，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食物并不是任意形式的能量和物质。例如，食草动物不能直接利用阳光中的能读，而食肉动物不能利用植物枝叶中的能量。动物也不能把空气中的氮元素作为生长的材料。动物的食物必须具有某种特定的结构，才能被动物所利用，也才能驱动动物的行为，才能被称为“能量”。因此，能够被动物利用的“能量”是具有某种结构的，换句话说，是具有“信息”含量的。
在人类社会系统层次，驱动社会系统的质料——人——和社会的“中间阶”结构——群体——的行为的能量，是“财富”。在人类社会的财富中，随着社会的发展，“物理能量”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物理能量”主要包括食物、电力、燃油等等。在现代社会，这些部分占个人消费的比重已经很低。食物中本来就不全是“物理能量”，即使把食物全部看作物理能量，它在个人消费中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在发达国家也只有20%以下。相反，社会财富中的非“物理能量”部分却越来越大。这些财富中的物品一般都是人造物，可以满足人的某些需要，从而成为激励人的“追求行为”的“能量”。这些物品都具有特定的结构，也就是说，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这些信息含量由低于社会系统的其他系统层次的信息所构成。因此，一个特定系统层次上的能量，必然包含着低于它的系统层次上的信息。例如，人所追求的食物含有生物系统层次的信息，人所追求的汽车含有物理系统和化学系统层次上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能量的本质也是信息。对于高层次的系统，这一判断就更具有真实性。
最后来看信息。首先，信息是质料在时空中的排列方式，质料是信息的载体，没有质料，就不会有任何信息。信息是分层次的，因为任何质料本身也都有其结构。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任何结构的质料。在任何一个系统层次上，都有特定的信息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特定的事物，其本质都是信息而非其质料。一个事物的结构（即信息）是它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特征。当我们说社会的本质是文化的时候，我们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信息的诞生和传播需要能量的推动。科学家们把信息称作“负熵”，负熵是需要能量来达成和维持的。信息就是一种有序状态，而把无序变为有序，是需要能量的。信息的创造和传播都需要能量的支撑。在生物层面上，没有能量的流动，动物的复杂器官就无法进化。例如，动物的神经系统的进化就需要其他系统为它提供能量供应。在生态层面上，复杂的物种的出现是以简单的物种为其提供能量为基础的。信息的传播或者复制也需要能量。例如，动物的繁殖就是信息的复制和传播过程。只要有足够的能量（食物）和其他环境条件，一个物种在数量上的增长是无限的。因此，能量是信息的复制数量的限制性因素。
在人类附属的生产系统中，信息复制对能量的依赖就更加明显。对于一个工厂来说，非结构信息（如产品结构图）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大量复制的，它的复制受能量的限制较轻。但结构信息的复制（产品的制造）受能量的限制就很大。这里的能量包括两个层次的能量，一是“物理能量”，只有有足够的能量，才可以把非结构信息转化为结构信息（产品）。二是“社会能量”，即财富（在大多数情况下以货币的形式）。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能量驱动工人的劳动，产品仍然生产不出来。
在社会系统层面上，信息的创制和传播也都需要能量的驱动。如果没有其他人为文化工作者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这些人就无法从事信息创造的工作。一些信息创造工作如科学研究工作，除了为科学工作者提供生活资料以外，还需要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在社会层面上，信息的复制主要包括教育事业和传播事业（人类社会的早期主要是出版事业，现代社会则包括现代传媒）。这两种传播方式都需要大量的“能量”投入。社会必须供养教师和学生让他们专门从事教育事业。出版事业的性质和人类附属的生产系统的性质是类似的，他们都从事信息的复制事业，只是出版事业所复制的信息是非结构信息而已。
七、“积累”是关键词
本书的宗旨是探讨各个不同层次的系统之间的同与异。前面的文字说明了所有系统的相同之处：它们都必须具备质料、能量和信息三个要素。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不同层次的系统之间的不同之处。
在所有这些系统层次中间，最大的区别存在于无机系统和其他有机系统之间。这个区别就是，有机系统具有积累的能力。积累什么的能力呢？积累信息的能力。
各种科学证据已经比较充分地证明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真实性。生物进化的主要表现，就是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物种。所谓复杂化，就是结构的复杂化。在生物物种中间，复杂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 DNA信息含量的多少。人类的DNA含有大约30亿个碱基对，而蜜蜂的DNA只有2.6亿个碱基对，而细菌一般只有数十万个碱基对。碱基对并非衡量物种的复杂性的惟一指标，但从低级物种到高级物种，其DNA信息含量大致是一个升高的态势。
除了 DNA信息含量这样的微观指标外，还存在衡量物种的复杂性的两个宏观指标：一是物种个体的大小，二是物种幼体的生存率。
物种个体的大小是物种的复杂性的必要条件。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没有足够的体积，复杂的结构是发展不出来的。因为，结构复杂的一个含义其实就是构件数量的多寡，没有足够的体积容量，不可能容纳下很多的构件。当然，并非说个体体积大的物种就一定复杂，例如，人们就曾发现过体长数十米的乌贼，但乌贼的结构却比一些比它小许多的脊椎动物的结构简单得多。但是，我们还是大致能够发现，沿着进化阶梯，物种的体形是逐渐增大的。
物种的幼体的生存率是物种的复杂性的另一个指标。越是结构简单的动物，越是倾向于繁殖大量的幼体，但幼体的生存率很低。而结构复杂的物种生育的幼体数量较少，但幼体的生存率较高。例如，许多鱼类一次排卵上千枚，但存活下来并发育为成鱼的卵却非常少。而大多数的哺乳动物一胎所生的幼仔只有数个，最多十数个，并且也遵循着幼仔越多成活率越低的规律。幼体的成活率也和幼体的体形大小成正比。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幼体的体形越大，则说明母体在生育幼体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越大，它就会付出更大的努力来保卫前期的成本投入。
那么，物种的复杂性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物种的结构信息是怎样积累起来的呢？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生理途径，一个是生态途径。这两个途径都必须经过同一个机制：等级制。
所谓生理途径，就是某一物种的个体的体内各个器官系统之间的生理分工体系。前文已经说过，任何系统的存在都需要能量的供给，物种个体内部的各个器官系统也不例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系统”概念不是本书其他地方常用的“系统”概念，而是生理学上的系统概念，如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在这些器官系统中，有些器官系统是为其他系统提供能量的系统，而有些系统则需要其他系统提供能量的支持。在植物体内，这样的寄生的系统主要是生殖系统，而在动物体内，这样的寄生系统包括生殖系统和神经系统。一个物种的生殖系统和神经系统越发达，则该物种生存的概率就越高。因此，那些具有发达的生殖系统和神经系统的物种就会在生存竞争中处于优势。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神经系统。一般来说，物种越是复杂和高等，它的神经系统就越发达。典型的例子就是灵长目动物，他们具有所有动物中最发达的神经系统：其神经系统占体重的百分比在所有物种中是最高的，神经系统的耗氧量占全身耗氧量的比重也是最高的。人是最突出的例子：人的大脑占全身总重量的3%，而其耗氧量占全身耗氧量的20%以上。因此，我们可以说，物种个体的所有器官系统中，存在着一个等级体系，低等级的器官系统为高等级的器官系统提供能量，高等级的器官系统在接受能量供给的基础上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在物种个体内部，这就是结构（信息）积累的主要机制。
所谓生态途径，就是物种之间存在的食物链等级体系。这是一种比物种个体内部器官间的等级体系更加重要的信息积累途径。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划分为三大类：植物、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在这三类物种之间，存在着一个能量之流。这里的能量既可以被解释为“无机能量”，也可以被解释为“生态系统层次的能量”。从前一个意义上说，植物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食草动物又把它转化为更高等级的化学能。从后一个意义上说，低级物种所制造的食物是推动较高等级的物种的行为的“能量”。食草动物逐水草游动，食肉动物又追随食草动物而动。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等级关系，物种的复杂性才得以提高，物种的结构信息才得以积累。因此，等级是积累的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信息积累，生物的复杂程度绝不可能有现在这样高。
那么，物种的结构复杂化即信息积累的外在推动力是什么呢？是生存竞争。我们知道，一个物种如欲在生存竞争中存活下来，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结构的复杂是提高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而结构的复杂化建立在由其他物种提供食物的基础上。虽然说也存在着低级动物以较高级动物为食的情况，例如，鳄鱼和蛇都会捕食哺乳动物，但食物链的方向和动物进化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没有其他物种提供高质量的食物，而是由自己直接从无机界吸收能量和营养，复杂化的空间就会很小，植物就是很好的例子。每一个物种必须维持或者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否则就会被生态系统所淘汰。例如，老虎抓不到羚羊就会被饿死，而羚羊如果很容易就被老虎抓到，羚羊就会灭绝。因此，这两种动物都发展出了强大的神经系统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个强大的神经系统，就是信息积累的结果，而这种积累是建立在进食高等级食物的基础之上的。
这些高等级食物就是生态系统层次上的能量。前文已经探讨过，某一个较高系统层次上的能量，其实是含有较低系统层次上的信息内涵的。在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层次上，能量必须是“特定形式”的能量，而不是“任意形式”的能量。因此，某一个系统层次上的“能量”已经包含了作为其质料的系统层次上的“信息”内涵。例如，食草动物所进食的植物枝叶已经包含植物的内部结构，即特定的分子结构，而分子结构是无机系统层次的信息。而且，在生态系统层次上，“能量”的内容并不仅仅包括无机系统层次上的能量，还包括“物质”的内容。例如，动物所吃的食物，不仅仅包含有光能转化来的化学能，还包括各种营养物质。在生态系统这一层次上，我们把能量定义为“驱动物种个体行为的事物”。因此我们看到，在生态系统层次上，结构信息的积累是通过“能量流”的方式进行的。而能量流动的方向就体现了物种之间的这种等级结构。没有这样的等级结构，信息积累不可能进行。
对于动物来说，它们还可以以种群为单位开展生存竞争。在动物的种群中，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分工，例如狼在捕猎时，就有扮演指挥角色的首领。在这样的动物种群中，存在着显著的等级制，主要表现为进食的顺序和获得性伴侣的机会的等级差异：这样的等级制同样具有信息积累功能。在进食顺序和性机会等级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体，往往是群体的首领，它往往具有强壮的体格和较高的智慧，这些都是优秀基因的外在表现。优秀的个体拥有较多的交配机会，有利于优秀基因的传播，较高的进食机会有利于该个体的存活，最终也会体现为优秀基因的传播。而优秀基因在一个种群中的广泛传播自然会提高该种群的竞争力。这也是一种信息的积累。这样的信息积累也是通过种群内部的等级制实现的。在所有的动物种群中，人类的种群把这种等级制发展到了极致，并且发展出了文化。
那么，人类社会系统又是怎样进行信息积累的呢？前文已经分析过，人类社会的信息包括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三个内容，这三者之间又是互相联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体上说，制度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中介。当我们谈到社会结构的时候，往往暗示着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部分，特别是不做特别注明的时候。例如，社会的阶级结构——如果不发生剧烈的社会革命——往往是比较稳定的。即使发生剧烈的社会革命，发生变化的也是各阶级的具体成员，而不是社会结构本身。不过，本书的社会结构概念是包括社会制度的，而社会制度则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其实，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社会结构（狭义的）也会发生改变——在社会制度变迁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在社会系统层面所有的三个信息形式中，文化（这里主要是文化中的科学和技术成分）的变迁最为活跃，而且受人为的因素影响最大。往往是文化因素以制度因素为中介，最终改变社会结构。需要注意的是，本书把科学技术定义为文化因素。
人类社会对结构信息的积累主要是通过对制度信息的积累完成的。一个社会的制度化程度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组织化程度高的社会必然在生存竞争（特别是通过战争进行的竞争）居于优势。人类的早期制度包括宗教制度、军事制度和国家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一个基本的条件，即存在着被他人供养的非生产性人员。也就是说，他人必须为这些人无偿地提供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就是社会系统层次上的“能量”——前文说过，信息的积累是通过“能量”的流动来实现的。一个社会如果能够为教士、将军、士兵、国王、官吏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使他们从事专职事业的，这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必然较高，在与其他社会进行生存竞争的过程中就更容易取胜。提供生活资料的人和被供养的人就构成一个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本书中，前者被称为“奉献者”，后者被称为“积累者”。
文化信息积累与制度信息积累同样重要。首先，制度的存在必须以一些基本的文化成就为基础。重要的文化成就包括文字、宗教教义和科学技术。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社会，没有文字的帮助，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宗教教义（在现代社会，则是广义的意识形态），就无法达成有效的社会整合。科学技术的进步则可以增强一个社会的经济实力，在同样的积累程度上，科学技术发达的社会所积累的、用于维持和发展制度的财富就越多。其次，文化成就是社会制度进步的主要思想源泉。没有道德观念、社会理想和宗教教义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改革就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前者是后者的文本。
文化信息的积累是如何实现的呢？同样是通过等级制。文化信息的积累也需要有一批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教师、学者、思想家，后来又出现了科学家。这些人是信息的“积累者”。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信息积累者”的身份依据仅仅是“接受他人的供养并从事文化工作”，并不是一定是一个真正为信息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早期的技术发明者并不具备“积累者”的身份，而是一些掌握了高超技术、同时又具有创新能力的工匠。科学家身份的制度化仅仅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教师、学者、思想家的社会功能首先是维持型的，即将人类已经积累的文化信息传承下去。其次，他们的社会功能才是创新型的，即为人类文化宝库创造新的内容。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仅仅能够承担前一种功能。但无论他们承担哪一种功能，都必须由“奉献者”供养他们。在现代社会，科学活动和科学家的身份被制度化了。科学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创新为主要社会功能的社会角色。在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和财富的生产形成了一个耦合的关系，科学家的“积累者”角色变得越发重要。
科学家的身份和功能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在于，人类发展出来的一个附属于人类社会的系统——生产系统——已经变得非常发达。
科学技术的成果被注入到这一个系统中后，该系统的生产能力就可以得到极大的提高。同时，该生产系统的产品进入社会系统以后，又变成社会系统的能量，这一社会能量可以被用来资助更多的科学研究，产生更多更高效的科学技术成果。因此，现代所有国家都非常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目前的国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当然，科学在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是整体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即使有足够的资金，仍然不可能创造大量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而且，在科学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如果其他社会制度不完善，科学制度同样也不可能完善。
在种群系统和生态系统层次，所有的能量（该层次主要是食物）都是即时消费的。但是，在社会系统的层次上，第一次出现了能量的积累，这是社会系统区别于其他所有系统的特质。出现能量积累的前提是所有权制度的出现。没有所有权制度，一切能量（财富）的积累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财富制度，财富的占有者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用在保卫自己的财产上，而且其财产随时都有被他人抢走的危险。在所有的所有权类型中，不动产的所有权的出现具有更突出的历史意义。由于不动产其实只是地理经纬度的一个外在表征，因此其符号价值大于其财产价值。不动产出现以后，人们保卫动产的成本会大大降低。需要注意的是，在人类作为动产的财富（能量）中，食物所占的份额已经越来越小。这也是人类社会系统和其他动物种群系统之间的区别。货币的发明使得能量积累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但是，下文所说的“积累”是“社会能量”的积累，和上一段话所说的积累具有不同的含义。“社会能量”的积累指的是能量（财富）从较为贫穷的社会成员向较富裕的社会成员的流动，即“能量极化”的过程。之所以这样定义，只因为只有能量（财富）的极化才可以创造更多“有社会功能的”财富。因此，本书的能量概念并非是一个微观概念，而是一个宏观概念。例如，如果某一个乞丐积累了一笔钱，这不是社会能量的积累，而是社会能量的“反积累”，因为能量的社会分布变得平均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能量的积累，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首先，能量只有积累起来才可以开办企业，大多数的企业（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企业如钢铁、化工等）需要极高的资金投入，唯有富人才有实力开办，在现代股份制企业出现之前尤其如此。而且，开办企业的过程，是一个财富积累的正反馈（即财富创造财富的循环）过程。一个具有能量积累结构的社会，其资本就会是充足的；而一个没有能量积累的社会结构的社会，其资本必然短缺，资本积累的正反馈过程就无法进行。这样的社会很可能是一个贫穷的社会。其次，信息的积累也建立在能量积累的基础之上。例如，许多学者和科学家（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是靠国家的税收供养的。而税收基本上是一个能量（财富）极化的过程。
财富的积累也重要等级制的存在，而且，财富的积累还起到维护和深化等级制的作用。没有等级制的存在，即如果财富在社会成员间平均或者接近平均地分配，大多数的财富（能量）会被消费掉。原因很简单，人类直到目前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技术水平，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只有一部分人的欲望被压抑，才可能有部分财富被剩余出来。如果没有足够的剩余财富（能量），投资即不可能实现。没有足够剩余财富（能量），不直接创造财富的文化事业也无法开展。因此，社会等级制是能量积累的前提。一个社会的等级制可以是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来维持的，也可能是自由的等级制。前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前者，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后者。无论如何，没有等级制，能量积累就无法进行。一个社会必须有足够的能量积累，才能在生存竞争中胜利并生存下来。因此，一个没有等级制的社会，或者一个能量积累程度不足的社会，就更可能被淘汰。
八、社会系统的积累方式和积累的限制
区别于生物系统和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的积累的特点是，它既积累结构性的信息，又积累非结构性的信息（人工信息），还积累能量。所谓结构性的信息，就是社会的结构，即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所谓非结构信息，就是文化，包括宗教、艺术、哲学和科学等。有些非结构信息可能转化为结构性信息，例如思想家对社会的改革建议被采纳，改革旧制度，或者创制新制度。那么，这些信息和能量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进行积累的呢？
三种积累都需要等级制度（只有拒绝生育的信息积累机制是例外），即社会分为“积累者”和“奉献者”两个阶级。三种信息的积累都需要能量的流动，即财富从奉献者向积累者的能量流动。三种积累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首先，能量积累的一个功能是能量的再生产（通过创办企业），另一个功能即是信息的积累。其次，信息的积累（特别是科技信息的积累和经济制度的进步）能够促进能量的积累。再次，非结构信息的积累可以最终固化为结构性信息（主要是制度信息）。
社会结构信息的积累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奉献者”为“积累者”（主要是统治者和社会管理者）无偿提供生活资料，这是因为，统治者和社会管理者必须从生活资料的生产中解放出来，才能够提高社会的组织化水平；二是在非结构信息积累中积累起来的非结构信息转化为结构信息（即制度信息），而这些非结构信息（文化）的积累也需要脱离生活资料生产的人来从事。
非结构信息（文化）的积累有五种方式。这五种方式分别是：
一、拒绝生育；二、性别等级制；三、阶级机制；四、国家机制；
五、国际机制。
首先，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从事这两种生产的人本身并不能提高社会的复杂性（即信息含量），但却是从事信息积累的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逃避这两类活动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积累者。逃避人口生产责任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拒绝生育，二是将生育的重担压在别人的身上。前一种方式不需要解释，后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性别等级制使女性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
只有女性能够生产新的社会成员。另外，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原因，女性更加适合于从事抚育工作。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女性无力承担（或者不如男性更适合）许多非抚育性工作，如渔猎和战争。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承担了主要的抚育任务。对抚育任务的承担使得女性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和文化事业一依据本书的定义，从事政治和文化事业的人是“积累者”。在现代医学出现以前，两个因素使得女性终其一生都在从事抚育工作。其一，婴儿死亡率非常高，必须生育很多孩子才能保证社会人口不下降；其二，不存在安全有效的节制生育的手段。
阶级机制、国家机制和国际机制基本上是相似的。阶级机制通过财富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有些人有闲暇从事文化事业，而另一些人则不得不把全部或者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谋生（同时为社会创造财富）。国家机制和阶级机制的区别是，国家通过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向“奉献者”强制征税，并将征收的税款用于供养信息积累者或者资助文化事业。国际机制则是通过财富（能量）在国家间的流动（从穷国向富国的流动），使富裕国家有更多的财力来支持文化事业。在文化事业中，科学事业的发展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的提高将促进财富的积累，而财富的积累又有助于对科学事业的投资，这是一个文化和经济实力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正反馈）。进入这一良性循环的国家将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居于优势，这样的国家更容易成为国际积累机制中的“积累者”。
人类社会系统是惟一一个能够积累“能量”的系统，在低于人类社会的所有系统中，能量大多是即时消费的。和信息积累一样，能量积累同样需要等级制。能量积累大致有五种方式：一、遗产继承；
二、阶级机制；三、流通机制；四、国家机制；五、国际机制。从根本上说，遗产继承其实是阶级机制的延续。但由于遗产继承毕竟不是直接通过阶级等级进行积累，故列为单独的一类。但是，遗产继承仍然是以阶级等级为基础而进行的。
这里需要再次阐明本书对“能量积累”的定义。本书的“能量积累”并非是微观层面的财富积累，而是宏观层面的财富的聚集。它指的是财富从较贫穷的人向较富裕的人的流动。换句话说，所谓“能量积累”，就是财富在社会成员间分布的“极化”，即从财富平均化向贫富悬殊加大的变化过程。用统计学术语来说，“能量积累”就是基尼系数的增大。能量的积累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意义重大。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如果社会成员平均消费，将不会有任何剩余用来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财富的适当集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也无法开展。财富的不平均分配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之间存在生存竞争的情况下，财富的不平均分配甚至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将会导致该社会在生存竞争中失败，甚至消亡。
在一个社会的内部，阶级机制是能量积累的主要机制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阶级机制是惟一主要的积累机制。在工业社会里，积累的主要机制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能量积累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经济活动提供资本。在进入工业社会后，开办企业所需要的资本量越来越大，只有具有大量资本的人才可能开办大型企业。另外，在自由社会（奴隶社会则通过强制劳动实现财富的积累），只有提供报酬，才能激励工人从事生产劳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财富是驱动人类行为的“能量”。由于没有资金任何企业都不可能运转，财富也是驱动企业运转的“能量”。财富的集中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流通机制仅仅适用于工业社会。这一机制是通过资本家（包括生产商和销售商）从消费者身上获得利润来实现的。资本家只有在生产销售周期完成之后才能获得利润。如果没有足够的有效需求，生产销售周期就不能完成。因此，只有消费的实现才能使资本家获得利润。由于消费过程使得资本家获得利润，资本家在社会财富总量中的份额会加大。因此，消费的过程也是一个财富分布“极化”的过程。依据本书对于“能量积累”的定义，消费行为是一个“能量积累”过程。在现代社会，消费在能量积累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国家机制的能量积累主要通过税收来完成。国家实现税收依靠的是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为后盾的政府权力。在古代社会，税收毫无疑问是财富从贫者向富者的流动，因为古代社会的纳税者主要是农民。在现代社会，纳税者则以企业为主。有时候，企业的财富可能比国家的财富还要雄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把税收称为“能量积累”吗？回答是肯定的。首先，纳税人表面上看来是企业，其实应当是企业家和企业当中的所有工人。这些人显然比享受税收的政府官员和政府供养的“信息积累者”（如教授、科学家等）更加贫穷。另外，国家作为整体，显然比任何一个该国内部的企业都拥有更多的财富。因此，税收是一个能量积累的过程。国家通过税收所获取的财富主要用于供养官吏、维持常备军、建设公共工程、资助文化（包括科学和教育）事业等。有些国家也会把财政收入用于投资，从而开启财富的自我增值过程。
国际机制的能量积累是财富在国家间的流动一从穷国向富国的流动。这种流动可以通过贸易和战争的形式来实现。在殖民时期，宗主国从对殖民地的贸易和战争掠夺中获得的财富，是宗主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宗主国将掠夺来的财富用于政府和文化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宗主国的竞争实力，而这种竞争实力会在下一轮的政治和经济掠夺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在现代世界，发达国家则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实现能量的积累。发达国家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制成品和原料之间的巨大差价，以及发达国家出售知识产权的收入。发达国家利用在上述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进一步投资科学技术产业，从而在国际关系中永远处于“积累者”的地位。
与信息积累不同，能量积累不能无限制地进行。这种限制主要来自市场规律、社会整合与自然环境三个方面。如果积累超越了上述三个限制，就被称为“过度积累”。
市场对能量积累的限制主要适用于工业社会，传统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能力低下而不是生产过剩。在工业社会中，利润的实现依赖于生产销售周期的完成，而完成这一周期需要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如果工人（他们同时也是主要的消费者）在经济利润中的份额过小，市场就没有足够的购买力，生产销售周期就无法完成，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此，一个社会的能量积累（即财富的极化）水平必须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否则资本主义生产销售就会发生困难，甚至难以为继。
社会整合对能量积累的限制适用于所有的社会。而且，这种限制越是在生产能力低下的社会越显著。如果能量积累的程度过大，造成一部分人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些人绝不会坐以待毙。能量积累过度（贫富悬殊过大）可以导致三种社会整合问题：犯罪、暴乱和革命。暴乱和革命尤其在自然灾害到来时容易发生。在和平时期，现有的积累程度仍然可以保证大多数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当灾害来临时，在既有的贫富差距下，社会最底层的社会成员将面临死亡的威胁。在饿死和造反之间，他们会选择后者。
自然环境对能量积累的限制主要适用于工业社会。只有在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才第一次具有了大规模破坏自然环境的技术能力。自然环境对能量积累的限制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环境限制，一个是资源限制。前者指的是人类的活动可能造成自然环境的恶化，如对空气、水源和土地的污染、荒漠化等；后者指的是人类正在逐渐耗尽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如化石能源、淡水和金属矿藏等。自然环境对能量积累的限制主要是针对能量积累的“流通机制”进行的。
如果不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性，人类生产活动的惟一限制就是消费需求。只要存在消费需求，资本家就有能力满足这一需求。在一个没有资源税和环境税的国家里，生产活动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对资本家来说只是外部成本。而且现代社会拥有各种办法（如广告）把需求创造出来。人类生产的大量产品的边际使用价值非常低，他们被造出来，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资本家实现利润。因此，大量资源被无谓地浪费，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环境越来越严重地受到污染。产品的生产和被广告激发起来的消费欲望互相促进，构成一个逐渐互相强化的恶性循环。如果没有一个外部的力量加以制止，这种加速过程只有在资源耗尽、环境不再适于人类生存的时候才能停止。任由这样的能量积累进行下去，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将被破坏殆尽。因此，为了保护资源和环境，必须把能量积累限制在一定程度上。
九、功能转化为存在
如果说本书的主要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话，本书的主要理论思路则来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有机系统（包括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中，之所以信息积累（在社会系统层面上还有能量积累）变得如此生死攸关，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存在着生存竞争。在生存竞争中，完成了有效的信息积累（和能量积累）的竞争主体会在竞争中胜利并生存下来，而在竞争中失败的竞争主体将会消亡。
依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以及现代遗传学理论，物种的个体后天获得的性状并不能被遗传下去。物种的性状的改变的惟一来源是遗传物质的突变或基因重组。是自然选择把那些适宜生存的性状保留下来。在自然界，物种性状的突变的发生是非常频繁的，但大多数的突变产生有害的遗传性状。人类目前罹患的数千种遗传病就是突变的结果。但是，也有少量突变是有利于物种适应环境变化的突变，这种突变就会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考虑到生物进化至少有30亿年的历史，适应性突变导致物种进化的假说是可以接受的。在这里，适应性突变的结果是物种个体的身体结构的改变，这“结构”就是物种所积累的“信息”。
物种的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其实就是某个或某些性状的功能。这里的功能指的是该性状对于物种的个体的生存的作用。例如，蛇的毒牙和毒液对于蛇的生存具有重要功能，如果没有毒牙和毒液，毒蛇几乎不能生存，因为它已经丧失了捕获猎物的其他技巧。因此，从逻辑上说，“功能转化为生存”，即具备某种独具竞争力的功能，物种就可以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这里边没有任何目的论的成分。物种并没有“意识到”他具有某种性状就可以生存下来，这仅仅是一种事实：不具备某种性状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失败并消亡了。当然，环境的变迁是发生这种变化的重要背景，是环境的变迁使得某种性状不再具有适应性，而另一种性状则突然具有了适应性。我们往往使用拟人的修辞来描述某个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变化，例如，“为了有效地捕捉昆虫，啄木鸟长出了长长的喙。”这种拟人的说法仅仅是为了行文的简洁，没有任何目的论的意思。
除了环境变化对物种的选择，生存竞争是物种进化的另一个巨大动力。一般说来，在生态环境的每一个生态龛（nich）上，都会有许多物种参与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物种会生存下来，而竞争力弱的物种会消亡。物种个体结构的复杂化是增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有时简单化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重要的是，许多物种采取了复杂化这一条竞争策略，特别是在同一生态龛进行竞争的物种中间。这是物种进化的另一个主要动力。
在动物界，已经有一些物种，其竞争主体由动物个体变成了动物种群。在动物种群内部，成员间发生了地位和功能的分化，这种分化提高了作为整体的种群的竞争实力。例如，大象的种群的集体行动有利于保护幼兽，鬣狗的种群的集体行动提高了捕获猎物的效率。但是，真正把种群竞争发展到高级水平的还是人类社会。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逻辑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系统。只不过，在人类社会，另一种重要的竞争武器——文化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人类与动物的重大区别在于人类具有了清晰的意识和思维能力。人类可以有意识地保存并传承某种社会结构——当然，可能借助于超理性的图腾崇拜和宗教。与生物的进化不同，在人类社会，后天获得的性状——文化——可以被传递下去，人类社会不用完全依赖于基因突变来为进步开辟道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文化称为人类的“社会性基因”。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竞争的主体是规模很小的人类氏族。后来，竞争的单位扩大到部落和部落联盟。再后来，王国或者帝国成为竞争主体。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成为主要的竞争主体。我们可以把具有不同文化的人类群体看作是种群。这样人类社会系统就是一个由不同的“社会物种”的相互竞争而构成的“生态系统”。与物种进化一样，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大量的“物种”被淘汰掉了。当然，被淘汰的并非该“社会物种”的“生物学存在”，而是该“社会物种”的文化。其实，有些被淘汰的“社会物种”的文化并没有完全消亡，而是被同化进了获得胜利的种群。
生存竞争也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社会的生存竞争的主要手段是信息积累和能量积累。为了明白起见，我们把社会竞争的主体称为“社会”，而把有相互竞争的“社会”所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称为“超社会”。任何社会，如欲在生存竞争中居于优势，就必须在社会结构、文化和财富等方面有长足的发展。社会结构、文化和财富（能量）都是积累的结果。而实现上述积累的途径就是等级制度，别无他途。
人类社会还有一个特殊性，人类不仅仅能够有意识地保存文化成就和社会制度，人类还能够清晰地意识到社会之间的生存竞争。也就是说，人类可以预见到自己的社会的兴盛或灭亡，并采取措施积极地干预这一过程。在人类社会的层次上，人类行为的目的性是无可置疑的。反映上述事实的思潮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一种思潮从道德角度说应该受到谴责，但它所反映的历史真实性是不可否认的。甚至在当代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有时确实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民族国家间的生存斗争，仍然是社会系统发展（信息和能量的积累的结果）的主要推动力量。
十、本理论的历史维度
人类从没有文字的时代发展到今天，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的现状，是信息积累的结果。在这个信息积累过程中，能量的积累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人类社会的晚近阶段，信息积累和能量积累之间互相促进的作用变得非常明显，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加速度进行。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的不同阶段，信息和能量积累的特点是不同的，本节就来整理一下这种历时性的差异。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字尚未发明，此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单位”规模很小。为了简洁起见，我们还是把这些“社会生活单位”称为“社会”。当时的社会大多就是氏族或者部落，成员的数量可能就是数十人或者数百人，社会成员之间主要依靠血缘和亲缘关系团结在一起。在这些部落之间，经常为了争夺资源而发生战争，而战败者中的男子可能被全部杀死。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社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人口规模的竞争和组织化程度的竞争。人口较多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就可能打败甚至消灭人口较少或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因为在武器水平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和组织化程度是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
人口规模和组织化程度是密切相关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可以避免人口过多的“社会”的分裂，从而保持较大的人口规模。与一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的一个因素是宗教。我们在所有的原始社会中都发现了原始的宗教，即图腾崇拜。这些原始宗教有利于社会的整合，从而提高了该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因此，首先发明出文化（包括宗教、艺术）的社会，将会在生存竞争中居于优势。
在这一阶段，另一个因素开始发挥作用，那就是技术发明。毫无疑问，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掌握石器制作技术的社会将会在战争中有更多取胜的机会。火的使用会提高社会成员的生存机会，用火以后，进食熟食无疑会提高社会成员的体质。由于食用熟食提高了食物的利用度，降低了食物的消费量，进而提高食物的供应能力，社会成员生存机会也会提高，社会的人口规模会扩大。另外，食用熟食也促进了人类大脑的进一步发达。熟食的食用是建立在其他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如制陶技术等。在后来，远距离打击武器（如弓箭）的发明可以大大提高一个社会的战斗能力，从而提高该社会的生存竞争能力。
但是，一个社会的技术发明的能力，是和该社会的人口规模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往往是杰出人物的创造，而杰出任务出现的概率是稳定的，换句话说，人口越多，出现杰出人物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出现重大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就较大。由于技术的信息特征（可复制、可传播），任何技术技术进步都是全社会共享的。毫无疑问，技术进步较快的社会在生存竞争中（包括战争）中必然居于优势地位。一个社会的人口规模，往往是和该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成正比的。人类学家将人类的“社会生活单位”分为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种形态，每一种都较前一种的组织化程度高，其人口规模也较大。只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才能够维持庞大的人口。国家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社会的规模。
大多数学者同意，国家和文字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出现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没有文字的帮助，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不可能很高。没有文字的帮助，也不可能维持一个高效的行政系统，进而不可能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在行政管理中，档案和文书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没有一个完善的档案系统，就只能维持一个微小的行政体系。没有一个良好的文书系统（包括邮传系统），一个庞大的国家同样是无法有效管理的。因此，在人类的历史上，文字的发明是至关重要的。
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社会进行的主要积累是社会结构信息的积累。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社会。只有提高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才能够提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而组织化程度高的社会，才能在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复杂的结构是需要积累才能够获得的。结构信息的积累需要社会的等级结构，或者说，等级结构就是社会结构复杂化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在一个结构复杂的社会中，首先必须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统治者不再从事生产劳动，而由被统治者为他们提供生活资料。本书把前者称为“积累者”，把后者称为“奉献者”。
文字发明之后，人类第一次开始“非结构信息”的积累。人类社会被分成了“以文字为业的人”和“不以文字为业的人”，后者要养活前者，前者是“积累者”，后者是“奉献者”。文字的出现使得人类的文化成果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行保存、复制和传播。文字的出现使得文化的生产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部门。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科学和技术基本上是分离的。技术的进步对等级制度的依赖并不严重，大多数的技术发明都是由从事具体生产工作的工匠发明的。在古代，科学主要地是有闲阶级满足好奇心的一项个人事业。在工业革命之后，科学逐渐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科学家也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在此之后，科学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耦合关系。因为科学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增加了财富的产出；较多的财富用来供养科学家和资助科学事业，又会促进科学的进步，这样就构成一个良性循环。不过，科学信息的积累是需要等级制度的，因为必须有人为科学家提供生活资料。科学和经济之间的耦合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还是一个较新的事物。
人类社会很早就开始了财富（能量）的积累。最初的能量积累主要是为结构信息（主要是社会制度）积累服务的，后来能量的积累开始为非结构信息（文化）的积累服务。也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能量积累才开始发挥进一步的能量积累的作用。在工业革命之前，生产的非人工资本是非常低的，因此开办工厂的基础投资并不是很高。
随着工业生产的复杂化，工业投资的资金门槛越来越高。因此，如果没有前期的财富积累，投资工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即使在股份制盛行的今天，一个人也不能完全靠借贷开办一家企业。在工业社会里，财富越来越具有了再生财富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财富（能量）的积累对于一个社会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前文已经分别列举了非结构信息积累和能量积累的五种方式。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这些方式的重要性也是不同的。在信息积累的五种方式中，较为特殊的是性别等级制。在近代以前，由于婴儿死亡率的居高不下和避孕技术的缺如，女人被牢牢地束缚在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项事业上。她们的牺牲解放了男人，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由于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和避孕技术的发明，女性不必再终身从事抚育事业。在现代社会，性别等级制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积累功能。
现代社会在信息积累事业中的另一个改变是国家在信息积累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现代政府都资助教育和科学事业。政府这样做，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教育和科学水平是其最重要的国家竞争力。人类社会还没有超越国家间生存竞争的时代，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仍然是信息积累的主要动力。
在工业革命之前，只存在四种能量积累方式，即遗产继承、阶级机制、国家机制和国际机制。工业革命之后，流通机制出现了，而且成为了最主要的能量积累机制。这造成了现代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即“消费”变成了一种“积累行为”，因为消费导致资本家和消费者（同时又是工人）之间的贫富鸿沟加深。这样一种机制的出现为经济危机的出现和环境的恶化开辟了道路。
现代社会还有一项里程碑式的改变，那就是全球化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覆盖全球的“超社会”第一次真正地出现了。在工业革命之前，国际水平的能量积累也是存在的，主要通过一些区域性的帝国来实现。在那一时期，能量积累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通过征服等强制手段实现。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流动的数量非常庞大，能量积累的规模也非常庞大。而且，在现代，国际间的能量积累主要是以贸易的形式实现的。在国际水平上，信息积累和能量积累的耦合程度也越来越高，文化上领先的国家和经济上领先的国家往往是重合的。
十一、这是一个演绎体系
本书所论述的一切，并非是依据经验观察而总结出来的结论。本书所做的是，把一些看似不同其实本质相同的一些概念归结为同一类概念，找出这些概念所代表的事物的本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的演绎。本书的起始是一些假设，说它们是假设，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证明它的真实性。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出这些假设的一个反例。我们应该可以依据这些假设进行进一步的演绎推理。当然，本书的演绎体系也不是和经验观察毫不相关，本书的所有推理，都至少不违反迄今为止的经验观察。
本书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结构、制度和文化这三个概念所指称的事物归结为一类事物，即它们都是信息。在确定某一个事物的系统层次的前提下，任何一个事物都至少是由三个要素组成，一个是构成该事物的材料，即质料；二是这些材料的构成方式，即信息；三是该事物运动或者变化背后的动力，即能量。本书进而提出，在任何一个系统层次上，事物的本质都是它的构成方式，也就是它所蕴含的信息。
事物所蕴含的信息量是不同的，换句话说，事物的复杂性是不同的。于是一个问题不得不提出来，事物的复杂性是怎么来的？我们发现，所有的复杂事物都建立在简单事物的基础之上。简单事物不仅仅是复杂事物的逻辑前提，更重要的是，简单事物还是复杂事物的“事实前提”。我们看到，如果没有植物，就不会有动物；没有食草动物，就没有食肉动物；没有自然生态，就没有人类社会。我们假设，事物的复杂性是逐渐提高的——当然，这个假设是从达尔文先生那里借来的。于是，事物的复杂性升高的过程，就可以被看作是信息逐渐增多的过程，即信息积累的过程。
本书所做的第二个工作是扩大“能量”概念的外延。我们把一切推动事物运动或者变化的其他事物称之为“能量”。其实，物理学家们对于能量是否是一种“实体”一直争论不休，有些物理学家认为，“能量”概念本来就是一个约定。现在，我们再对能概念做一个更加宽泛的约定。在本书中，能量就不仅仅是物质的运动的量的抽象——本书把这个能量概念叫作“物理能量”——而是推动事物运动的其他事物。于是，食物就成为生态系统的能量，因为食物驱动了大多数动物的行为。在社会系统层面上，所有的价值物都是能量，因为是这些价值物驱动着绝大多数人的行为。神奇的是，人类发明了货币，于是财富这种“社会能量”又一次变成了一种抽象物——像“物理能量”一样的抽象物。更为神奇的是，人们还可以实实在在地看到这种抽象的“社会能量”：标有特定金额的纸币。
当我们把“结构”归类于“信息”时，我们就看到了生物系统和生态系统的进化本质：即信息的积累。在生物系统层面上，生物个体结构的复杂化并非所有器官的复杂化，而是部分器官的复杂化。例如，高等动物结构的复杂化的标志是其神经系统的复杂化，而神经系统的复杂化是建立在其他的器官系统为其提供基本的营养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在生态系统层面上，高等级生物的复杂结构，是建立在简单结构为其提供食物——已经蕴含有巨大信息含量的食物——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看到，信息的积累有一个必要的前提：等级制。
上述规律在人类社会系统完全适用。在人类社会，信息的积累——包括社会结构复杂化、制度的进步和文化的发达——都是建立在社会分层的基础之上。结构信息的积累本身就是社会成员的等级分化。制度的进化需要有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专业人员，需要有积累文化知识的学者——他们同样需要其他社会成员的供养——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制度的变迁越来越是观念变迁的后果。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等级制是信息积累的必要前提。
只有人类社会可以储存能量，而能量的储存是进行能量积累的前提。能量的积累同样耑要等级制，如果没有等级制，任何时代的物质产出都会被消费殆尽。需要注意的是，本书所说的“积累”并非微观层面的个体社会成员的财富积聚，而是整个社会的宏观水平上的剩余财富的集中。这样的财富集中只有在有贫富差距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因此，本书所说的社会能量（与“财富”同义）的积累，指的是财富分布在社会成员间的“极化”现象。反之，财富的平均分配即是“能量的负积累”。
那么，从生物系统到生态系统再到社会系统，他们为什么必须要积累呢？达尔文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生存竞争的需要。没有积累，就会消亡，所有留下来的都是成功地进行了积累的竞争主体。竞争是所有有机系统的宿命，因此，积累——进而等级制——就是所有有机系统的宿命。本书的这个演绎体系，其实就是把亚里士多德和达尔文结合了起来，仅此而已。
这样一个演绎体系解决了哪些问题呢？首先，无论是在生物系统层面、生态系统层面还是社会系统层面，等级制都是系统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对于社会学尤其重要。人类一直以来都把平等作为一个不懈追求的价值，但这里的“平等”只能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而不可能是实际待遇的平等——至少到目前的历史为止（下文会对此作少许展望）——因为能量和信息的积累是社会存在的必要前提。其次，在人类社会系统的层次上，能量和信息可以进行奇妙的转化。能量的积累可以促进信息的积累——文化（包括科学）的发达，而文化的发达，特别是科学的发达，可以极大地提高人类的生产能力——通过人人社会附属的生产系统——而产品进入社会系统后又会转化为“社会能量”，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这就告诉我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有效投资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当然，拥有一个良好的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则是上述良性循环的必要前提。其三，社会等级虽然是永恒的，但哪些人成为哪一社会等级却不是永恒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选择不同的社会等级成员的办法也在发生变化。最初的以宗教教义和暴力为基础的选择办法，逐渐让位于和平的和自由的选择办法。因此，我们说，等级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等级间的流动应当是公正和自由的。
这一演绎系统的结论对于社会个体成员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每一个人都期望成为“积累者”，因为成为积累者（特别是信息的积累者）才符合人的本质要求。只有在成为积累者后，一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区别于他人的“真正的我”。个体成为积累者的途径可以有许多种。拥有足够多的财富、获得社会认可的“积累者”身份（如成为大学教授）都是可能的办法。但是有一条人人都可以选择的办法，那就是拒绝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女性。当然，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你必须自认为有成为积累者的潜质。
十二、探索必要条件的学说
有人把社会学叫做“研究社会如何可能”的科学。本书理论的旨趣则和上述表述正好相反。我把本书的理论叫做“研究系统如何不可能”的学说。换句话说，本书要探讨的，是系统的必要条件，即“没有它们系统就不会存在”的条件。
从某种程度上说，事物存在的充分条件是不能被完全认知的。这是因为，事物存在的充分条件，就是其存在的所有必要条件的总和。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一个事物的存在还有哪些其他的必要条件。例如，我们可以知道水沸腾的诸多必要条件：气压、温度、同位素类型、磁化状况等，但找到所有的必要条件却不太容易。科学家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又发现一个水沸腾的必要条件。但是必要条件就比较容易找到，因为只要该条件不具备，这个事物就不会存在（或发生）。
本书所做的，就是分别论述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存在的必要条件。在无机系统层面上，所谓“必要条件”其实仅仅是一种假设，即任何事物都必需“是某种样子的”并且必定处于运动之中。在有机系统层面上（包括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这些必要条件就具有了某种“实在性”——因为生存竞争的存在。生物必须提高自己的结构复杂性（当然，其目的是提高系统的竞争力，即系统的功能），否则就无法生存。这结构的复杂性就是信息。因此，信息的积累是物种（主要是高级物种）存在的必要条件。
在生态系统层次上，高级生物的存在（即复杂性的存在，信息的存在）必须以低级生物的存在为前提。动物不能直接吸收阳光，食肉动物不能直接消化植物的枝叶。物种间的等级制（一些物种为另一些物种提供食物）是生物的整体的复杂性存在的必要条件一因为复杂性的代表是高等的动物而不是低等的植物。因此，整个生态系统的存在以物种之间的等级制为基础，没有这个等级制，生态系统中可能就只剩下藻类了。我们可以据此得出结论说，等级制是生态系统存在的必要条件。
出于生存竞争的需要，信息（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系统也是必需的。或者说，不具备这些条件、或者这些条件比竞争对手差的社会，根本就无法生存下去。由于生存竞争，人类不仅仅需要保存原有的信息成果，而且要创造新的信息内容，提高自己的信息含量。因为在竞争态势中，“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就需要信息的积累。但是，信息的积累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的等级制。因此，等级制就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没有等级制就没有信息的积累。
能量的积累对于社会的生存也是必要条件。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前，能量积累主要是为信息积累服务，因为没有能量的积累就无法维持复杂的社会结构，也无法创造新的文化成果。一个没有能量积累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结构简单的社会和规模微小的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能量的积累成为更大的能量积累的前提，没有能量积累，现代经济就无法运转。二是出现了能量和信息之间的耦合效应。因此，一个具有高效的能量积累机制的国家，必然在现代的国际生存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同样，能量的积累也有赖于等级制度的存在。换言之，等级制也是能量积累的必要条件，因而成为现代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
解释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这是因为，如果社会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社会就无法正常地运行。历史上的许多乌托邦思想之所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就是没有认识到或者无视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之所以这些乌托邦并没有导致社会的灭绝，那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把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完全消除。例如，在崇尚平等的乌托邦的实践中，没有任何一次实践实现了真正的平等。而且，这种乌托邦实践往往最终会走向更加不合理的等级制，而且是具有严重功能缺陷的等级制。如果我们能够确认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我们就不应该向这些必要条件发起愚蠢的挑战，即使是为了高尚的人类价值。
十三、对未来的展望
在社会系统层面上，本书解释的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类社会具有两个特点，在以后的人类社会中，这两个特点也许会消亡。首先，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大多数人还要为生存而劳动。这有两个意义，其一，所有人都成为“积累者”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原因也使得人人都成为“积累者”不可能，即不是人人都具有成为“积累者”的潜质，包括生理素质和智力素质。其二，因为人人都必须为追求生活资料而行为，财富才成为人的行为动力，即“能量”。如果人失去了追求财富的动力，“财富是社会能量”的定义就不再真实，本理论的概念基础就会坍塌。
其次，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生存于各个“社会”之间进行生存竞争的“超社会”之中。是生存竞争的严酷现实推动着各个社会的能量和信息积累。积累成绩不佳的社会大多数已经被积累成绩优良的社会淘汰了。目前的人类社会仍然处于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中。当然，现代社会已经超越了将失败民族从肉体上消灭的阶段。此时的国际生存竞争主体，其身份认同更多地是文化层面的。在生存竞争中失败的文化将会消亡——这一点和远古时代没有什么两样。在看得见的将来，民族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仍将持续下去。
现在我们来展望一下上述两个特点消亡后的情况。人类有一天可能在技术上实现人的遗传素质的平等，即每一个人都不再有生理和心理上的残疾和缺陷，并且人人都有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能力。另外，社会财富可能丰富到如此地步：即使是最穷的人也能够不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而衣食无忧。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创造性的活动，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劳动的成果都可以丰富社会的文化宝库。在这种情况下，等级制就不再是信息积累的必要条件。到那时，等级制可能还存在，但消除它将不会危及社会的生存。
前文已经说过，本理论成立的另一个基本前提，是各个社会之间的生存竞争态势的存在。假如有一天，各个社会（现在是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不再为生存而竞争了，能量和信息积累的动力就不存在了。现在，各民族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和价值冲突，生存竞争自然不可避免。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没有民族国家间竞争的时代。那将是一个国家消亡了的时代，一个世界国家出现后的时代。到那时候，本书的理论将会失效。
但是，目前看来，上述的两个社会特征的消失，将会是在极其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如果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过于激烈，或者我们因为能量积累对环境的破坏过于严重，这一天也许永远都不会到来。但愿这仅仅是“杞人忧天”。
十四、伦理问题
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社会科学的梦魇。但是，严格地区分这两者却又是思想者无法逃避的工作。这是因为，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悲剧，往往是混淆了这两者后所导致的结果。好在本书的理论这方面的问题还不太严重。
首先要声明的是，本书大多数的判断都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这里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即是等级制的必要性问题。首先，本书所解释的，是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在这一时间段内，人类不仅仅是生活在等级制中，而其还是生活在一种非常不公正的等级制中。在大多数社会，等级制都是建立在暴力的压迫之下或者在暴力的威胁之下。从价值追求的视角来说，即使等级制不可避免，我们也应该采取一个自由公正的等级制。所谓自由公正的等级制，其实就是机会平等的等级制。平等是一个非常吊诡的词，因为由于人的素质和能力的不平等这一不可改变的现状，机会的平等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平等，而结果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报酬的不平等。在目前情况下，人类所能追求的，可能也只能是人格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规则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换句话说，也就是社会流动的自由和社会流动资格的平等。一个自由流动的等级制，是一个大家都能容忍的等级制。其次，等级制的现实的不可避免性并不能够否定人类对平等价值的追求。我们可以在等级制的社会框架中尽量扩大平等的领地；我们也可以通过努力消除使等级制不可避免的条件。而后者，正是人类奋斗的目标。
另一个可能引发争论的问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可否认，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判断。在社会发展中居于优势的社会生存下来，而在社会发展中居于劣势的社会或者被同化，或者消亡。但我们绝不能认为这样的过程或者这样的行为是合道德的。虽然民族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丝毫不能使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暴行具有任何正义性。
在当代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演化为了“文化达尔文主义”。目前在世界上进行的，是文化之间的生存竞争，而不是社会之间的生存竞争。文化间的竞争同时以有硝烟和没有硝烟的方式激烈地进行着。发达社会的文化正在无情地吞噬着落后国家的文化，并逐渐取而代之。
我把本书的理论看作是对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的一种警示，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发达国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的出谋划策。落后国家的人民一特别是他们的精英人物——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信息积累和能量积累机制，你们将永远承受被宰割的命运。其实，落后国家的精英人物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仅仅是不愿意为自己的民族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例如，如果有些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善待自己的学者、科学家和思想家，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研究条件，这些国家就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一个国家内部的积累能力和它在世界体系中的积累能力是相辅相成的。令人欣慰的是，世界上不乏发愤图强成功晋级成为国际社会的“积累者”的国家。
历史事实的“非道德性”是无法回避的。但人类对于普适价值的追求也同样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果我们能够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我们追求普适价值的进程可能会因此而变得顺利一些。